中新网上海7月28日电 (记者 陈静)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8日透露，近年来，上海市儿童的甲肝与乙肝疫苗计划免疫接种覆盖率持续保持在99%以上的高位水平；五岁以下婴幼儿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被控制在0.13%，这一数字已提前实现2030年儿童乙肝防控的既定目标。

据了解，病毒性肝炎作为全球范围内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挑战，依据病原体类型可划分为甲、乙、丙、丁、戊等多种亚型。按照《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2030年)》的部署，至2030年，儿童甲肝和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需稳定维持在95%以上，同时五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须降至0.2%以内。2026年7月28日恰逢第16个“世界肝炎日”，本年度宣传主题定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

上海市长期将肝炎防治置于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秉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架构，实施“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防治方略，不断强化检测治疗、免疫预防、社区管理、血液安全保障及公众健康教育等多元措施，从而持续巩固肝炎防控成果。

近年来，上海市卫健委与市疾控局通过系统布局、多管齐下的方式，着力强化关键防控环节，推动肝炎精准防治及全周期健康管理向纵深发展。2026年5月，上海市疾控局联合市卫健委等九个职能部门共同发布了《上海市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为“十五五”时期上海地区的肝炎防控工作制定了涵盖七大领域、共计十六项重点任务的系统性蓝图。

上海积极推动医疗与预防的深度融合，构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链条的肝炎管理模式，并尝试将乙肝表面抗原及丙肝抗体检测整合进老年人体检项目，进一步在嘉定、青浦、闵行、长宁等区域扩大慢性肝炎患者肝癌风险筛查试点范围，以提升肝炎多病共防和早诊早治的能力。同时，依托肝炎专科门诊、社区医防融合门诊以及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等平台，为患者提供便捷的“家门口”一站式服务，涵盖多病共防、肝炎筛查、转诊引导、定期随访与治疗关怀等内容。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丙肝诊疗点，为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此外，超过8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延伸处方等方式，向慢性乙肝患者供应抗病毒药物。

上海市卫健委指出，本市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临床专家及公共卫生专业力量的优势，全年开展形式多样的病毒性肝炎防治宣教活动，并已连续十二年举办“爱肝公益”专家义诊项目，累计吸引40余家医疗机构及200余名专家参与。这些活动在为公众提供免费咨询、检测等便民服务的同时，也积极传递了病毒性肝炎可防可治的科学理念。

今年三伏天的帷幕将于15日正式拉开，整个周期将延续40天之久。除了“冬病夏治”这一流传已久的养生传统，近来网络上还兴起了一种新潮的说法——三伏期间被视为全年减脂效率最高的“黄金时段”。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王栋，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三伏天的确为体重管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前提是要做到“顺时而动、顺势而为”，若再辅以中医特色外治疗法，效果则更为显著。不过，他特别提醒，切忌走向极端，盲目断食或过度锻炼反而得不偿失。

实习生谢圣霖与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许倩倩联合报道。长久以来，减肥定律似乎总离不开“管住嘴、迈开腿”的朴素信条，其重心在于卡路里的严格调控。然而，王栋向记者透露，2026年3月国家颁布的《中国肥胖行为与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已提出更为全面的视角，科学化的体重管理需将睡眠质量、膳食结构、运动习惯及心理状态四大层面一并纳入考量。“三伏天里，睡眠问题的改善显得尤为事半功倍。”王栋阐释道，中医理论视睡眠的实质为“阳入于阴”——白昼间阳气升腾于外，维系人的精力与活力；夜幕降临后，阳气应当潜藏归内，方能促人安然入梦。而三伏恰逢一年中阳气最鼎盛之时，人体阳气多浮越于体表，腠理随之疏松开泄，此刻借助针刺、穴位敷贴、艾灸等手段，药力与刺激更容易循气血运行而贯通经络，从而为“阳入于阴”打通顺畅路径。这正是“冬病夏治”理念在三伏天调理睡眠障碍的根本逻辑所在。

不仅如此，盛夏酷暑常令人食欲不振，自然减少摄入，加之身体新陈代谢速率提升，无形中便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制造“热量亏空”的天然态势。王栋进一步表示，阳气外放、腠理松解使得气血流转格外活跃，这既加速了脂肪的分解消耗，也更能促进体内长期积聚的痰湿水浊向外排泄，尤其对于改善“虚胖”及“水肿型肥胖”颇具奇效。除却饮食与代谢层面的自发变化，王栋还着重强调了中医外治法在三伏减重中的独到优势。“拿针灸来说，经由精准刺激特定穴位，可以调节经络之气血，强化脾胃的运化机能，推动脂肪的分解代谢，同时还能调整内分泌水平，抑制过旺的食欲。再者，诸如针灸、穴位埋线、敷贴等多种外治法，均可依据个体体质差异进行辨证施治。”

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七十五公斤的市民刘先生，便是中医外治减重的真实受益者。由于日常公务缠身，他很难做到严格把控饮食或坚持固定运动，但在接受一个月的针灸调理之后，体重竟轻松下降了十余斤。对此，王栋解释：“针灸在调节代谢过程中，患者初期往往会有‘饿得更快’的感觉，这其实正是身体代谢提速的信号。若此时能克制食欲，坚持约一周时间，待代谢水平稳定上升，体重便会开始持续回落。”

中新网香港七月二十一日电 (记者 戴小橦) 当日港股三大指数表现各异，恒生科技指数则录得百分之一点三二的涨幅。从盘面看，半导体板块成为市场焦点，华虹宏力飙升逾百分之十七点九，澜起科技上涨百分之十七，兆易创新亦录得百分之十五的升幅，天数智芯、上海复旦、中芯国际、晶合集成及英诺赛科分别上涨百分之十二、百分之九、百分之八点二、百分之七点四及百分之四点七。

市场目光尤其聚焦于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北京智谱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智谱”）。该股全天走势强劲，盘中一度冲高逾四成，最终收报每股一千二百一十九港元，单日涨幅达到百分之三十六点八九。此番股价猛涨，得益于两项重大利好同时落地：一方面，智谱AI宣布建成一座功率达GW级的国产AI算力数据中心；另一方面，公司同日正式完成对国产AI异构算力软件企业“中科加禾”的收购。

对于本轮港股行情，东吴证券分析认为，七月以来的反弹主要受到多重利好共振驱动：宏观流动性环境趋于宽松、AI产业景气度持续升温、以及市场资金面明显回暖。当前港股估值仍具吸引力，配置价值凸显。不过，后市能否延续涨势，关键仍取决于两大核心因素：其一，美股AI投资主线是否能从硬件领域延伸至应用层面；其二，美联储是否能够持续维护市场关于暂停加息的预期。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