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记者 王敏 报道：当水稻叶片上浮现出枯白相间的条斑时，这往往是水稻白叶枯病悄然来袭的警示信号。此种病害的幕后推手，是一种名为水稻黄单胞菌的植物病原细菌。一旦疫情蔓延，轻则可令产量折损两至三成，重则过半收成付诸东流，极端情形下甚至面临绝收的厄运。长期以来，农户们习惯于依赖化学杀菌剂来剿灭病菌、遏制疫情，然而用药年限愈久，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耐受性便愈发增强，药效随之逐年式微，迫使农户不得不不断加大剂量，由此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药剂，既能高效压制病情，又能有效阻断病原菌抗性演化的路径？安徽农业大学陈雨教授团队的探索，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令人瞩目的新解。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刊登于国际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之上。

“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未知机制，必定还有待揭示。”

辛菌胺，这款拥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烷基多胺类杀菌剂，自问世以来已在包括水稻、苹果、辣椒、番茄、棉花等多种作物上积累了逾三十年的应用经验。其显著特点在于残留量极低，对人和非靶标生物温和无害，堪称绿色植保领域的一张“老面孔”。

然而，一个长期萦绕在陈雨团队心头的谜团始终挥之不去：诸多常规杀菌剂在连续施用数年之后，病原菌的抗药性往往迅速攀升，进而导致病害防治成效大打折扣；反观辛菌胺，虽然历经田间长期反复使用，却始终鲜见病原菌产生显著高抗性，其防治效果保持着令人称奇的持久稳定性。

早期的研究证据曾表明，辛菌胺能够通过扰乱细菌的能量代谢过程以及破坏其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来达到直接杀菌的目的。但这套解释，仅能回答它“缘何能杀菌”，却无法阐明它“为何不易诱发抗性”。“其中必有未曾被发现的机理。”陈雨如此断言。

为了追寻这背后的深层真相，陈雨团队选择迎难而上，展开了一场刨根问底的科研攻关。他们以水稻白叶枯病菌为研究模型，综合运用高通量基因筛选、分子生物学检测、遗传操作等一系列尖端技术手段，如同抽丝剥茧般，逐步揭开了辛菌胺之所以具备低抗性特性的神秘面纱。

“双重机制”：直接杀菌与毒力弱化的协同作战

研究团队发现，辛菌胺的功能并不仅限于直接的杀菌作用，它还能精准锁定一个名为RpfG的关键功能蛋白，并对其施加影响。

“RpfG蛋白，实质上充当着细菌群体感应系统的核心调控枢纽。”陈雨阐释道，“用通俗的比喻来讲，细菌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人类‘对话交流’的沟通方式——它们会释放特定的信号分子，如同发送信息一般。当感受到群体数量达到某一临界阈值时，整个菌群便会采取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协同入侵寄主作物。这种依赖群体密度进行信息交流与行为调控的机制，正是我们所称的群体感应。”

辛菌胺的介入，仿佛直接切断了细菌的通讯网络。当RpfG蛋白的正常功能受到干扰后，细菌群体内部的信息传导链路随即中断，这将直接导致与致病性相关的基因无法顺利表达。其最终结果便是：虽然这些细菌个体依然存活，但其整体致病能力已遭到显著削弱，从而丧失了对寄主植物的有效侵染能力。

这一重大发现，使得辛菌胺的抗菌作用机制图谱变得空前清晰与完整。

研究团队据此指出，辛菌胺所展现的，是一种“直接杀菌”与“弱化毒力”相互交织的双重作用模式。一方面，它凭借对细菌能量代谢系统的扰乱及对DNA稳定性的破坏，从而有效抑制菌体生长；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干扰由RpfG调控的群体感应通路，大幅降低细菌攻击作物的能力。这两种作用方式相辅相成，彼此配合，不仅显著强化了病害的综合防控效能，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病原菌经由单一作用途径而演化出稳定抗药性的可能性。

陈雨进一步补充道，尤为精妙之处在于，辛菌胺对群体感应系统的干扰展现出高度的物种专一性。它的作用靶点主要集中在黄单胞菌这一类有害微生物上，而对于农田生态环境中的有益菌群则影响甚微。这便意味着，辛菌胺能够实现对靶标病原菌的“精准打击”，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了对土壤微生态平衡的扰动，这无疑更加契合现代绿色植保的发展理念。

展望未来，新一代低抗性绿色农药的开发蓝图已然浮现

就在今年六月于上海举办的第八届国际水稻白叶枯病学术研讨会上，陈雨教授受邀发表了专题演讲，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同行学者共同分享了这一突破性进展。该研究成果跳出了传统杀菌剂仅聚焦于“直接杀灭”的固有思维定式，创造性地将“病原菌毒力弱化”策略纳入考量范畴，这对于深刻阐释国产农药所具备的低抗性独特优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与应用指导意义。

陈雨认为，着眼于实际应用维度，这一发现无疑将使辛菌胺的使用策略变得更加科学与精准——在病害初发阶段，可有效利用其“弱化毒力”的特性提前布局、构筑防线；而当病害进入高发爆发期，则能充分发挥其“直接杀菌”的高效作用，实现快速扑灭。同时，以RpfG蛋白作为全新的药物作用靶点，未来极有希望据此开发出一系列新型的低抗性绿色农药产品。

展望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陈雨团队将着力于在更多作物品种、更广泛的病原菌类型以及多样化的田间环境条件下开展系统性验证试验，旨在推动这些科研成果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切实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第一线。

中新网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陈静）近十余年来，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屡建奇功，尤其是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表现抢眼，然而其在实体瘤方向却始终困于“靶向难觅、浸润受阻、疗效不稳”三重桎梏。时至今日，这一国际前沿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已实现突破，有望为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具体而言，Claudin18.2阳性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可依据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T041）的规范治疗。

记者于22日走访了国内首批开展该CAR-T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肖秀英带领的团队，已顺利完成对4例晚期胃癌患者的实体瘤CAR-T细胞采集工作。肖秀英教授形象地解释道：“CAR-T疗法犹如为人体免疫细胞装配了‘智能导航’，能够精准锁定并以高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她进一步阐述，该疗法的首要策略在于筛选胃癌细胞中高表达的Claudin18.2靶点——此靶点在肿瘤组织中呈现高密度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呈局限性分布，这一特性既保障了攻击的精准度，又显著降低了正常细胞遭受误伤的风险；同时，团队通过精巧优化CAR结构设计，并联合创新型清淋方案，有效降解肿瘤致密基质，协助改造后的T细胞穿透实体瘤的物理屏障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切实达到“进得去、打得准”的效果。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刊发的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该疗法客观缓解率达到41%，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1%，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9.17个月，对比传统治疗方案，生存获益提升显著。肖秀英表示，这对于那些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患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生存希望。

此次在该院落地的CAR-T治疗，主要针对经免疫组化确认Claudin18.2阳性（≥40%肿瘤细胞2+/3+）、HER2阴性，且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但肖秀英特别强调：“上述条件仅是基础筛查标准，最终能否接受治疗，还须经过多维度综合评估。”作为国内Claudin18.2靶点创新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肖秀英牵头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相关国家级诊疗指南。她介绍，临床评估将覆盖四大核心维度：其一是疾病特征，涵盖病理类型、既往治疗历程、肿瘤负荷及病情进展速率；其二是生物标志物状态，除Claudin18.2与HER2外，还需排查其他潜在影响疗效的指标；其三为患者体能基础，包括整体状态、心肝肾功能、感染风险及营养水平；其四则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治疗全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的认知水平。

“严格筛选并非设立‘高门槛’，而是为了最大化提高治疗获益的概率。”肖秀英解释，CAR-T治疗周期较长，管理要求极为精细，若患者疾病进展过于迅猛，或无法等待细胞制备完成；若存在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治疗风险亦会大幅攀升。“我们始终坚守规范准入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力扩大合理获益人群——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亦不让符合条件的患者错失治疗窗口。”她补充道。

CAR-T绝非一次简单的输液，而是涉及多学科协作、多环节紧密衔接的系统性治疗工程。肖秀英团队已建立一套覆盖“靶点筛查—MDT综合评估—免疫细胞采集—细胞回输—长期疗效跟踪—不良事件管控”的闭环标准化诊疗体系。该体系整合了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营养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力量。据这位专家介绍，在治疗前，团队成员会反复核验病理诊断与靶点表达情况，排除高危险患者；在细胞制备等待的3至4周时间内，医生会动态评估病情变化，必要时采取桥接治疗以遏制肿瘤发展；回输前再次排查潜在的活动性感染，并完成清淋预处理；回输后则持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炎症指标及脏器功能，力求第一时间捕捉并妥善处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血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让患者‘用得上药’，更在于确保他们‘用得安全’。”肖秀英表示，其团队已沉淀出成熟的不良反应防控经验，借助基线免疫炎症指数结合肿瘤负荷预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处于可控可治范围。目前已完成采集的4例患者，后续也将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实施回输前评估、预处理及回输后观测。

展望下一步，该团队将推动该疗法的常态化临床应用，同步启动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持续优化诊疗方案。未来，团队将深耕三大科研方向：一是拓展靶点矩阵，将Claudin18.2 CAR-T的治疗经验逐步延伸至胰腺癌、胆道肿瘤等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让更多实体瘤患者受益；二是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深入研究CAR-T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协同增效机制，突破单药疗效天花板；同时积极推动治疗线数前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探索其在二线治疗及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力，力争重塑消化道肿瘤的整体治疗格局。

三伏天已至，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国家疾控局与中国气象局近日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随之而来的，是中暑、消化道疾病以及所谓“空调病”等健康隐患的显著增加。针对这一情况，相关领域专家纷纷支招，提醒公众科学应对酷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特别指出，户外劳动者应密切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及时为身体补充水分，切忌等到口渴难耐时再大量饮用。在搬运重物、操作机械等中高强度作业过程中，建议每隔15至20分钟就补充约150毫升水分，日常饮食中也应有意识地摄入富含矿物质的汤饮或餐食。户外工作时，建议穿戴透气、防晒的衣物，或使用配有冰袋的降温背心等防暑装备。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头痛、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前兆，应立刻停下手头工作，转移到阴凉处休息，适量饮水降温，若症状持续加重则须及时就医。用人单位也须合理规划作业时间，适当压缩劳动强度，保障劳动者健康安全。

夏季同样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研究员常昭瑞对此表示，高温环境极大促进了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食材及饮用水极易因此腐坏或受污。预防此类疾病，核心在于坚守卫生习惯：勤洗手，尤其在饭前便后及食品加工前后；选择新鲜食材，杜绝食用过期变质食品；肉、蛋、海鲜类食物务必彻底煮熟，隔夜菜和凉拌菜尽量少吃；同时，生活垃圾应及时清运，厨房和用餐区要定期清扫，清除积水和杂物，杜绝病菌滋生。

面对酷暑，不少人将空调温度调得过低，却不知这也悄悄增加了“空调病”的患病风险。徐东群解释，“空调病”并非医学意义上的独立疾病，而是指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中，出现鼻塞、头晕、肌肉酸痛等系列不适反应。她建议，白天空调设定温度最好保持在26至28摄氏度区间，以免室内外温差悬殊，诱发心血管系统应激反应。而到了夜间，人体基础代谢率降低，体温自我调节能力也随之下降，此时空调温度应相对上调，以27至28摄氏度为佳。老年人和儿童等敏感群体，夜间还需特别留意腹部和关节部位的保暖。与此同时，应尽量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借助薄毯护腹或穿着袜子等物理防护手段，进一步降低“空调病”的发生概率。

夏季蚊虫孳生，蚊媒疾病的传播风险亦不容小觑。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醒公众，应及时清除居所周边的积水容器，包括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及空调接水盘等，从源头杜绝蚊虫繁殖。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长袖衣裤，并在裸露皮肤上喷涂有效成分驱蚊剂。蚊虫较多的地区，家中应当安装纱门纱窗、悬挂蚊帐，也可配合使用传统蚊香、电蚊香液或电蚊拍等工具。若被蚊虫叮咬后出现发热、头痛或关节疼痛等异常症状，务必尽快就诊，切勿延误。

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就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相关情况向媒体作了通报。据他介绍，新版目录实现了对各类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的全面覆盖，其中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体系中的1180个具体病种，中成药则对应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所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

龚向光进一步阐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与使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实质上构成了群众就医问药、医生处方开具时优先考虑药物的重要参照基准。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居民健康诉求的日益攀升，加之药品研发领域的快速进步，当前的临床用药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迁。为了更精准地契合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对现行目录实施适时而恰当的修订与更新，已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为确保临床用药选择得更加精准、恰当且优质，国家卫健委集结了涵盖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政策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近千名专家。专家团队基于对我国近年来疾病谱演变趋势、病种分布特征、国内外临床诊疗规范以及海量用药数据的深度剖析，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系统性更新工程。

在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国家卫健委精准把握基本药物的政策定位，紧密围绕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系，着重凸显临床首选地位、倡导中西药并重策略、适宜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等核心导向。与此同时，充分考量了临床实际应用反馈、药品标准的动态变化、创新药物的研发进展，以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价格合理性和供应保障能力等多维度因素，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的最新动态，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推进了目录的更新优化，最终形成了2026年版方案。该版本目录总计收录794种药品，具体来看，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部分涵盖476种，涉及791个剂型和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个剂型和888个规格。

关于目录的主要调整内容，龚向光也作了详细说明。在品种增减方面，新版目录共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有2种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品被移出，中成药则无品种遭到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用药表述被统一规范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明具体药品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优化方面，新增药品共增加剂型175个、新增规格260个。对于原目录中予以保留的药品，其中134种获得了剂型或规格的扩充，累计新增剂型161个、规格200个；另有部分原保留药品的75个剂型和100个规格被调整出目录，这主要归因于相关药品批准文号的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是已被其他更优品种所替代等因素。

在目录规范化建设层面，本次调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通用药物分类标准以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化，对部分分类归属和剂型规格的表述予以了系统规范；同时，基于药品注册信息的变动，有2个品种从化学药品类别转划至中成药类别，以确保目录结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