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月14日电（记者吴丹）报道，近日，教育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共同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系列演出与教育实践，进一步推动艺术教育在校园内的普及与发展。

根据通知要求，本年度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广泛动员专业艺术院团与高等学府，为青年学子呈献涵盖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含歌舞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等多元化的优秀舞台精品。同时，活动亦积极吸纳充满创新精神及跨界融合特色的新型艺术表现形式，着重强化演出的育人功能、文化底蕴与美学水准。

通知显示，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计划共计呈现74场精彩演出，其中由专业艺术院团担纲的场次为25场，而高校自发组织的演出则达49场。除舞台表演外，活动还精心设计了艺术讲堂、作品深度解析、艺术沙龙及互动体验课程等配套环节，旨在引导学生深入领会艺术创作的内在逻辑与表达技巧，点燃其对艺术的兴趣与热忱，从而在丰富审美体验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艺术实践能力。

熬夜，看似只是将清醒的时间向后推移，实则是在以一种隐秘而危险的方式透支生命。许多人只盯着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和白天困倦，却全然不知，它正悄然将身体推向一场可能无法挽回的危机。

熬夜离猝死究竟有多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脑血管病科副主任医师霍晓川指出，熬夜本身通常并不会成为猝死的直接导火索，但它的存在，却会让猝死的概率被急剧放大，如同在悬崖边行走，稍有不慎便会坠落。

若连续三天以上，每晚的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相当于让心脏以超负荷的节奏连续运转七十二小时而不停歇。每搏动一次，心肌细胞就要经历一次收缩与舒张带来的摩擦与损耗。在正常的睡眠状态下，心肌细胞能够获得约四成的修复机会，而一旦身体处于严重缺觉的境地，这种修复便近乎停滞。研究发现，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心肌的耗氧量会攀升至正常水平的三倍，血管发生痉挛的概率更是会激增至平时的五倍之多。

另一种更为常见却同样危险的情形是，长期性的睡眠不足。若连续两周以上，每天的睡眠时长都不到六小时，即便偶尔穿插补觉，也难以弥补损伤。这种模式会使心血管系统始终处于一种慢性应激的紧绷状态，血管内壁功能受损，为日后血栓等致命性疾病的形成悄然埋下祸根。

长期熬夜所引发的慢性炎症、血压起伏不定以及血液呈现高凝状态，这些恰恰是脑梗死与脑出血发作的独立且关键的风险推手。

熬夜之后，心肌会处于相对脆弱的阶段。此时若贸然前往健身房进行高强度锻炼，猝死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更为稳妥的做法，是选择散步或进行温和的拉伸活动。同时，熬夜后必须时刻留意身体的细微变化，一旦察觉任何不适，切莫拖延，应立即赴医院就诊。

在熬夜期间，饮食与饮品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浓茶、咖啡及能量饮料会强力刺激交感神经，使心率和血压进一步攀升，加重心脏的负担；而油炸烧烤、高糖甜点等高脂高糖食物，则会使血液变得黏稠，减缓流速，为血栓的形成创造温床，这些都应被严格禁止。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连续数小时静坐不动，会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血液黏稠度上升，极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并随血液游走至肺部，便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

熬夜后立即泡热水澡或蒸桑拿，同样暗藏危机。熬夜使血管处于收缩状态，突然遭遇高温会急剧扩张，导致血压大幅波动，这极有可能诱发脑出血。

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猝死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睡眠剥夺”与其他诱因，如情绪激动、高脂饮食或潜在基础疾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熬夜之后，务必避免多重危险因素的叠加，以防意外被触发。

与其过分纠结于熬夜的时长，不如更多地关注身体最直接的感受。医生提醒，当以下危险信号出现时，就意味着身体正在发出最后的求救，必须尽快就医或立刻呼叫急救：

频发的、令人不安的心慌心悸，心跳节奏忽快忽慢，可能是心律失常的征兆；出现胸闷、胸痛，并伴有向肩背放射的疼痛感，有可能是心绞痛或急性心肌梗死的信号；不明原因地冒出冷汗、气短喘憋、呼吸困难，多提示急性心衰或肺栓塞的可能；突发炸裂样或撕裂样的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需高度警惕高血压危象、脑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单侧肢体麻木无力、口角歪斜、言语含糊不清，则可能是急性脑梗死的表现。

即便没有走到猝死这般极端的地步，长期熬夜也是众多慢性疾病背后的隐形“催化剂”。

它可导致血压居高不下，难以控制。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状态，外周血管持续收缩，血压便随之持续升高。临床上不少高血压患者，即便同时服用三种降压药，血压依旧不理想，其潜在的根源或许正是常年熬夜的习惯。

熬夜还会扰乱皮质醇、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的正常昼夜节律，同时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为2型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大开方便之门。加之熬夜时人们往往偏好高热量零食和含糖饮料，这更进一步增加了罹患糖尿病甚至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风险。

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巩固情绪记忆的关键时段。长期被剥夺睡眠，会损害前额叶皮层功能，让人情绪失控、易怒悲观，严重时甚至诱发精神障碍。同时，熬夜打乱了“脑-肠轴”的正常运转以及消化酶的分泌节律，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消化性溃疡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等消化系统疾病。

更令人忧心的是，长期熬夜或昼夜节律紊乱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A类致癌因素。熬夜使褪黑素分泌减少，破坏免疫防御系统，阻碍DNA的自我修复，并促进慢性炎症的形成，这些机制都会叠加起来增加患癌风险。

此外，睡眠紊乱既是抑郁症的高危诱因，也是抑郁发作时常见的典型症状。长期熬夜会直接推高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而对于已患有抑郁症的人群，则会明显加重病情。研究显示，长期熬夜或睡眠不足，抑郁的发病风险可提升二至四倍；入睡晚、睡眠碎片化的人群，出现焦虑和情绪低落的概率也显著更高。

当然，在生活中熬夜有时难以完全避免。那么，如何运用科学手段将伤害降到最低？医生给出了几点实用建议：

即便熬夜后大脑仍处于兴奋状态而难以入睡，也建议尽量躺在床上休息。因为平卧时，人体代谢会自然减缓，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身体过度透支。

熬夜后洗个热水澡是个不错的选择，既能缓解疲劳，又有助于快速进入深睡眠状态。若实在没有大段的时间用于补觉，不妨利用午间小憩片刻，哪怕只有十分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熬夜后的早餐营养补充尤为关键。应尽量选择富含B族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低热量食物，如藕粉、低脂牛奶泡麦片、绿色蔬菜和水果等，同时要少吃高糖、高盐及油炸类食品。

由于脂肪的积累多发生在夜间，如果夜间工作时确实感到饥饿，可少量进食一些清淡的食物；若并不饿，则最好管住嘴，什么都不吃。

在白天补觉后精力恢复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适量运动。上班期间，也别忘了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一下筋骨。此外，八段锦、太极拳这类舒缓平和的运动，对于缓解疲劳、调养身心同样大有裨益。

深圳7月20日电（记者 王坚）据中铁二局20日通报，深圳地铁22号线五工区民治北站至明挖段区间左线隧道盾构机已顺利始发，这标志着该项目建设正式跨入盾构掘进的关键阶段。

该工程由深铁集团负责建设管理，中铁南方承担施工总承包职责，中铁二局具体实施建设。此次启动的民治北站至明挖段左线区间，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核心商业地带，周边商铺密布、人车往来频繁，交通压力极为突出。隧道全长达1.412公里，埋深介于20.6米至25.7米之间，沿途需穿越上软下硬地层、孤石区域以及全断面硬岩等复杂地质条件，被视作深圳地铁22号线中地质状况最为棘手的盾构区间之一。

据中铁二局介绍，始发井坐落于民治北盖挖逆作车站的南端，与在建的深大城际换乘站相接，车站土建工程与盾构始发作业需同步推进。由于地面施工场地仅宽20米，设备运输与吊装操作空间十分受限。始发过程中，必须先完成右线盾体的下井作业，并在井下盖板10米范围内实施盾构机的转体、平移、前移以及人工反力架加固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此外，还需应对分体始发时安装调试空间不足、吊装作业区域频繁交叉、场内运输通道狭窄等多重难题，这对现场的技术统筹和组织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

面对这些挑战，项目部秉持“空间占满、时间用足”的施工理念，在逼仄环境中稳妥有序地实现了多工序、多设备的高效穿插协作，为此类狭小场地条件下的盾构施工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据了解，民治北站至明挖段区间作为深圳地铁22号线一期工程的重要控制性区段，此次左线盾构的成功始发，标志着该区段正式步入盾构施工的新阶段。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