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30日电 题：中央政治局会议勾勒中国经济“下半场”三大关键信号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7月3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剖析当前经济形势，并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从会议释放的信号来看，今年中国经济后半程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取向已然清晰浮现。

定调研判：动能焕新，结构升级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挑战，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成功保持在年度预期区间之内。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动能转向创新驱动、结构持续优化的积极态势。

所谓“新”，突出表现为新兴产业的厚积薄发。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芯片产量同比增长23.1%，总量达到2798亿块，折算后日均产出芯片约达15亿块，展现出强劲的产能跃升势头。

而“优”则体现在质量效益的稳步提升上。作为经济根基的制造业，依然是中国长期竞争力的所在。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回升至26.2%，较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长18.7%，且已连续多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水平。

基于此，会议特别提出，需对经济运行中遭遇的困难与挑战给予高度重视，并强调要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在攻坚克难中把握和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政策导向：宏观调节加力增效

针对下半年经济工作部署，会议重申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并着重提出宏观政策需进一步发力并提升效能。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溟分析认为，预计下半年各类政策工具将加速落实并发挥实效。

在财政政策端，相较于4月政治局会议“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表述，本次会议更加明确地要求“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这预示着专项债券以及“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相关政策资金，有望在下半年更快落地见效，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投资的关键性拉动作用。

此外，会议还强调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首次提及“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市场普遍预期，下半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打出更具主动性、更强有力的“组合拳”，共同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

针对近期消费与投资领域出现的波动，会议再次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服务消费、“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具备高技术含量、高效率运行和高增长潜力的领域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会议还要求，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布局，着力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并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市场护航：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生态

本次会议不仅着眼于宏观层面的调控，更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切。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琪嘉指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叠加国内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体系形成的冲击不容小觑。其中，部分中小微经营主体正面临着成本上升、资金周转不畅等现实困境。

在此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切实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已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在持续强调深入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的基础上，此次会议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并部署“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

分析人士观察指出，从治理恶性价格战、打破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壁垒，到建立健全企业账款清欠长效机制，这一系列举措正推动市场治理模式由阶段性的专项整治，向法治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方向深刻转变，旨在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营造一个更加稳定、透明且可预期的良好环境。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在酷热难耐的三伏时节，防晒口罩几乎成了许多人出门时离不开的“第二层肌肤”。然而，你可曾留意过这件日常贴身物品的洁净程度？不久前，一位网络博主发起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实验——收集了一批使用年限从1年到3年不等的旧防晒口罩送检，检测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数据显示，其中一只口罩的菌落总数竟高达24万CFU/g（即每克样品中蕴藏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亦达到21万CFU/g。

为了直观理解这一数字的震撼程度，该团队曾对酒店浴巾做过类似的检测，其细菌总数仅为4万至5万CFU/g。换句话说，一只日日贴合面庞的防晒口罩，其肮脏程度竟是酒店浴巾的4到5倍。这无疑令人们对口罩的卫生隐患刮目相看。

南京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张凯，在受访时从医学视角剖析了这一现象：“从专业角度看，口罩内部堪称一个完美的微生物滋生温床。”他指出，夏季外出时，很多人甫一出门便佩戴防晒口罩，且往往一戴就是大半天，但清洗的频率却远远未能跟上。呼吸产生的水汽、肌肤毛孔排出的油脂与脱落的角质，叠加防晒霜等化妆品的残余，在高温闷湿的封闭空间里，构成了细菌和真菌疯狂繁衍的“沃土”。

张凯进一步提醒，由于口罩紧贴口鼻，这些滋生的微生物极易被直接吸入呼吸道。“对体魄强健者而言，或许仅表现为轻微的呼吸道不适；但那些抵抗力稍弱的敏感人群，例如鼻炎或哮喘患者，这些微生物便成为强烈的过敏原，极易勾起旧疾复发。”除了呼吸系统的风险，长期穿戴不洁口罩对皮肤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细菌与污垢在面部长期累积，促使皮脂分泌异常增多，经细菌分解后释放出游离脂肪酸，进而刺激痤疮丙酸杆菌等微生物过度增殖，很可能诱发细菌性毛囊炎，或令原本的痤疮状况雪上加霜，即大众熟知的“爆痘”现象。

“若日复一日地佩戴脏口罩，肌肤会愈发脆弱，痘痘反复滋生，最终陷入‘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张凯如此警示。他建议，如果口罩覆盖区域出现大量痤疮或局部溃烂，应立刻审视是否为口罩卫生问题所致。

那么，防晒口罩的清洁频率究竟该如何把握？张凯给出的答案斩钉截铁：“应与贴身衣物同等对待，每日清洗一次。洗毕需彻底晾干，最好借助阳光中的紫外线进行杀菌，切忌在阴凉处自然风干。”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清洗后的防晒口罩不宜在烈日下长时间暴晒，以免加速面料老化或破坏其防晒涂层，削弱对紫外线的阻隔效能。一旦发现口罩变形、质地变薄或透气性显著下降，就需果断更换新品。

针对一次性医用口罩，张凯明确表示，此类产品不建议反复使用，“理想状态下应一天一换，若条件允许，每次外出都佩戴全新的口罩最为稳妥。”

这种卫生隐患同样潜伏在其他防晒装备之中。专家指出，防晒衣、冰袖等贴肤用品应每隔2至3天清洗一次；而遮阳帽因频繁接触头皮分泌的汗液与油脂，则建议每周进行一次深度清洁，以确保整体防护效果与个人健康。

巴西央行于7月28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受商品出口创下历史峰值推动，该国6月经常账户赤字显著缩减，外部经济结构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数据显示，当月巴西经常账户逆差为23亿美元，与去年同期52亿美元相比，降幅超过五成。与此同时，贸易顺差跃升至88亿美元，展现出强劲的对外贸易活力。

具体来看，6月商品出口总额攀升至364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刷新了巴西央行统计史册，更同比激增24.8%；进口方面，当月总额达到27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5.3%。这些数据反映出巴西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竞争力正稳步增强。

放眼更长周期，截至今年6月的过去12个月内，巴西经常账户累计逆差录得614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6%，这一比例明显低于去年同期755亿美元及占GDP3.52%的水平，凸显出外部账户赤字在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韧性日益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