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31日电(记者刘越)一只羊也能引发“擦边”争议？近日，《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甫一上线，便因多个引发热议的镜头，将这个陪伴数代人成长的国产动画IP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回望“喜羊羊”系列，从2005年首播至今已逾二十年，青青草原上狼羊之间斗智斗勇的妙趣故事，承载了无数“90后”“00后”的童年回忆。然而，新作中反复出现的画面，却让不少观众的童年滤镜出现了裂痕。

争议的核心焦点落在了美羊羊身上。在观众的记忆中，美羊羊通体雪白，头扎蝴蝶结、颈系粉围巾，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她善良聪慧、手巧心细，是草原上备受喜爱的小羊。可在新一季剧情中，身着粉色连衣裙的美羊羊，面对高空坠落、激战交锋等命悬一线的场景，非但没有优先考虑避险求生，反而流露出娇羞神态，下意识地用手遮掩裙摆。更令观众侧目的是，剧集反复采用自下而上的仰拍机位对准裙底区域，甚至还出现了沸羊羊操控金币自美羊羊裙下穿过的特写镜头设计。

不少网友直言，战斗情境中第一反应竟是担心走光，这与人物的基本行为逻辑背道而驰，也削弱了近年来“喜羊羊”续作中美羊羊逐步展现出的勇敢与独立形象。也有声音指出，动画行业早已普遍采用“反重力裙摆”技术——即通过设定让裙摆在倒立或腾空状态下依然能自然遮盖身体，若仅为规避走光，制作方有大量合理且巧妙的手段可供选择，实在不必刻意设计捂裙动作，再辅以颇具暗示意味的仰拍画面。

“如今连羊也要走擦边路线了吗？这未免太过离谱。”
“穿裙子本身没有问题，但为何要画出捂裙子的动作，还要配上那样的神情，究竟想传达什么？”
“这毕竟是动画，走不走光不过是制作组几笔就能解决的小事，画条反重力裙也没什么难度吧？”
“还记得最初角色根本不需要穿衣。羞耻感本就是人为建构的。”

与此同时，另一派观众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此番争议存在过度解读之嫌。美羊羊的原始人设便是爱漂亮、注重仪态的小羊，遇险时下意识护裙合乎角色性格逻辑。还有人强调，这些镜头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画面，观众应将注意力放在主线剧情和精彩打斗上，不必揪住细枝末节无限放大。更有观点认为，捂裙动作意在传递保护隐私的意识，对于低龄受众而言，恰恰需要适度的自我保护示范。

“别过度解读了，何必揪着一闪而过的片段不放。”
“真正热爱‘喜灰’的粉丝只关心剧情和打斗场面，谁会在意一只小羊的裙子呢？”
“美羊羊本来就是爱美、优雅、可爱的小女孩啊。”
“要是裙子直接飞起来，让小朋友看到了，影响岂不是更不好？”

这场争论，暴露出少儿向动画在受众日益分化的时代所面临的创作窘境。《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拥有多元的观众群体，其根基在于低龄儿童，同时也凝聚了大量伴随动画一同成长的成年粉丝。孩童往往更关注剧情主线，对镜头角度和肢体细节不甚敏感；而成年观众则会以成熟的目光审视画面，捕捉镜头语言中可能潜藏的暗示——两套评判体系难以完全兼容。

但无论受众如何细分化，面向未成年人的内容创作，其底线不容模糊。服饰本身并无对错可言，裙子完全可以成为角色展现个性的方式——红太狼同样常年着裙装，却极少引发类似的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搭配镜头、动作与情境。在紧张的战斗叙事中，角色的行为理应服务于危机环境，若反复插入防走光的肢体动作，叙事逻辑自然会产生断裂感。

记者留意到，在此前的创作中，对美羊羊、暖羊羊身体曲线等镜头的角度处理，也曾引发过观众讨论。动画本具有构建世界观的无限可能，制作团队对画面表现拥有完全的主动权——是否采用仰拍、裙摆如何设计、道具的移动轨迹怎样规划，皆是主动选择，绝非不可控的“意外”。诸多能够规避争议的表现手法被弃之不用，反而放大了容易引人遐想的画面细节，难免令部分观众心生不适。

与此同时，舆论讨论亦需警惕矫枉过正。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将所有涉及性别特征的画面一律贴上敏感标签；另一方面，也不能以“只是动画、何必较真”来搪塞观众合理的观感诉求。观众发出的质疑，本质上是对这个国民IP的深切期许——大家希望陪伴自己童年的经典作品，能够始终守住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底线。

角色可以爱美，可以拥有多元的服饰风格，但美感塑造不应建立在带有凝视感的镜头语言之上；女性角色可以拥有细腻丰富的性格特质，但不该通过弱化行动力、增添扭捏的动作姿态来完成刻画。优质的少儿动画，既要塑造鲜活立体的角色形象，也要在镜头表达上保持恰如其分的克制与得体。

此番争议，不妨视作观众与创作者之间一次珍贵的对话契机。对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一坐拥庞大粉丝基础的IP而言，更应珍惜大众长期以来的厚爱与信任。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审慎调整画面设计，或许正是化解分歧最为直接的路径。期待这棵国产动画“常青树”能够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既保留创作的自由空间，又守住面向儿童的创作初心，让青青草原的故事，始终与观众的期待同频共振。

盛夏时节，昆明滇池外海北岸，澄澈水面被阳光穿透，白瓣黄蕊的海菜花在碧波中轻轻摇曳，恍如星辰洒落人间。来自河北的游客周欣举起相机，屏住呼吸，将这颗水中的精灵定格在镜头之中。

对许多云南人而言，这朵小白花曾是童年河畔再寻常不过的景致。它只在清纯无染的湖泊与溪流中安家，水质稍有波动，便会悄然隐退，因此被誉为水质的“活体标尺”。如今，继滇池草海大泊口、东风坝之后，海菜花再度现身于外海的海洪湿地和龙门片区近岸水域。它的归来，恰似滇池水生态日益复苏的一抹生动缩影。“水下森林”焕发生机，滇池治理迈入新里程。

海菜花的绽放，离不开滇池生态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近年来，昆明市从源头控污、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科学调水等多管齐下，推动滇池水环境稳步向好，全湖水质已连续八年稳定在Ⅳ类，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铺平了道路。目前，滇池保护治理的重心，已由单一“水污染防治”转向“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双轮驱动的关键阶段，恢复水生植被成为重中之重。

草海大泊口的试点工程如同一剂强心针：通过截污与清水补给，这片水域的沉水植物覆盖率已从2014年的19%攀升至50%以上，局部水质甚至超过Ⅲ类标准。以此为样板，2026年滇池外海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全面展开。科研团队摒弃了过去高密度种植水草的粗放做法，创新推行“补水调控+沉水植被恢复”的组合策略。他们如“水下园艺师”，统筹牛栏江来水与水质净化厂尾水，对水体进行精细“透析”；在4.5万平方米的核心先行示范区，精心搭配苦草、马来眼子菜、穗状狐尾藻和海菜花等本土优势物种，构筑起层次分明、四季常青的“水下森林”。

这一精耕细作的成果令人瞩目：海洪湿地片区的水体透明度稳定在约2米，阳光重新成为湖底的常客，沉水植物长势繁茂，连片成林，海菜花大面积盛开，水下景观蔚为壮观；各项水质指标持续向好，水体自净能力显著提升。从洱海到泸沽湖，高原湖泊皆显芳华。

净水生繁花，盛景不止于滇池。夏日的云南高原，多片湖泊重现海菜花绽放的美丽画卷。2026年7月19日，苍山含翠，洱海如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沿着大理洱海生态廊道徐徐而行。湖面上，洁白如星的海菜花随风轻摆；岸边，生态廊道将村庄与湖泊串联起来，把苍洱风光与人间烟火融于同一幅画卷。他驻足感叹：“海菜花就是水质的晴雨表。”

从20世纪90年代水质下降、蓝藻频繁暴发，到如今生态廊道环绕湖岸，洱海经历了一场系统性的保护治理。近年来，大理持续推进截污治污、生态修复和流域治理，推动湖泊保护与城乡发展协调并进。洱海生态廊道不仅连接了湖泊、村庄和城市，也为自然空间筑起一道屏障，实现了人与湖的和谐共存。

海菜花的回归，正是洱海生态改善的鲜活注脚。2025年8月，大理州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洱海指数”综合评价体系，从干净、清澈、生态、共享四个维度为洱海“打分”。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洱海指数”达93分，评估为优；全湖水质保持Ⅱ类，透明度达2.3米。这不仅是环保部门的成绩单，更是一份向社会公开的生态承诺。

在泸沽湖，成片的海菜花漂浮于清澈水面，成为高原夏日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线。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这片对水质极为挑剔的花海。几位成都游客乘着猪槽船穿行其间，不停用手机记录湖光山色，“网上说只有水质极好的地方才能长出这种花，亲眼见到还是很震撼，这趟没白来。”在他们眼中，连片绽放的海菜花，本身就是泸沽湖水质最好的明证。

2023年，《云南省泸沽湖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划定了湖滨生态红线和湖泊生态黄线，将波叶海菜花纳入流域珍稀水生植物专项保护范围。同时推进环湖截污管网全覆盖，推动商户和村落污水规范处置。近年来，当地持续深化川滇跨区域协同管护，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护与水质监测，严控入湖污染，泸沽湖水质稳定保持在Ⅰ类。一朵花的盛放，记录着长江十年的蝶变。

一朵海菜花的涅槃重生、连片绽放，背后是长江大保护十年的深刻变革，更是云南作为上游生态屏障的生动实践。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云南坚决扛起“上游责任”、强化“上游担当”，持续改善和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十年来，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地表水国控断面优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2.3%上升至2025年的94.1%，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常年稳定在Ⅱ类及以上，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海菜花从几近绝迹到连片盛放——这朵“水质试金石”的回归，正是长江大保护十年最动人的云南答卷。

如今，当我们凝视滇池水下那片摇曳的“星河”，看到的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与湖泊全新约定的印证。清澈，将成为这片红土高原上，最恒久的底色。

云南网编辑 郭建丽 综合整理自云南日报、昆明日报、丽江市融媒体中心

广州7月25日电 (程景伟 李银珠)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近日现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引领听众踏上了一场追溯文明源流的深度之旅。

讲座甫一开场，葛剑雄便展示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何尊的照片。这件1963年出土的青铜重器，其底部镌刻的铭文里，“宅兹中国”四个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三千年前的这句铭文，为“中国”概念此后数千年的演变历程拉开了宏大序幕。

就“中国”概念的历史嬗变，葛剑雄率先从文字学的维度展开了细致阐述。他谈到，“中”字源出于商朝召集部众时所竖立的大旗，由此引申出中心、中央的含义；而“国”字则由城墙(囗)与手持兵器的守卫者(戈)组合而成，其本义是指有武装力量护佑的居民聚居之地。到了西周时期，“中国”一词专指周天子居住的都城，也就是天下万邦中最为显要的“中心之邦”；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各路诸侯纷纷突破旧有规制，竞相将自己的国都冠以“中国”之名；待到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则正式将整个统治疆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朝历代，纵使各有专属国号，却无一例外以“中国”作为通称。直至1912年，“中国”一词实现了从地理概念向现代国家名称的根本性飞跃。

葛剑雄着重指出，这一名称的承续使得中国历史迥异于其他文明古国——王朝可以兴替更迭，而“中国”之名却始终如一。正是这种国家名称的连续性与认同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塑造过程时，葛剑雄系统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概念层层递进的演变脉络。他指出，“中华”一词自西晋以后逐渐流行，意为“中原之华夏”，折射出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士人为了彰显自身正统地位而刻意建构的身份边界。然而，这一称谓不久便走向泛化。葛剑雄强调，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百越、三苗等族群，伴随人口迁徙的浪潮，相继汇入华夏的洪流之中。

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文化认同而非血缘承袭，“华夏”之门始终向认同其文化者敞开着。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催生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荣共生的旺盛生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葛剑雄剖析了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兴盛的天然根基。黄河流域凭借疏松的土壤与宜人的气候，在早期阶段成为文明的摇篮；随后，随着气候波动与农业开发的推进，长江流域在人口南迁的驱动下逐步崛起，进而形成了“双河文明”交相辉映的格局。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拥有黄河与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气候变迁中彼此呼应、动态互补，有力推动了人才、文化与技术的流转与升级，从而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完)

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