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好评中国·东湖评论】“只要这颗脑袋还转得动，这双手还抬得起，我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14岁踏入国防科大校门，33岁晋升教授，38岁斩获国家杰青，43岁突遭重创高位截肢，56岁荣膺“时代楷模”……王戟的人生轨迹，宛如一台性能拉满的顶级电脑：开局即巅峰配置，却猝不及防被命运狠狠一击——高位截肢、重度肾衰竭、每周三次透析。硬件近乎报废，系统摇摇欲坠，可他从未死机过一秒。

支撑他一次次从深渊重启的，首先是刻进骨子里的那股硬气。每一次透析结束，整个人像被掏空一般虚弱，他依然准时出现在讲台上，分秒不差；轮椅将他的行动压缩到极限，哪怕是最简单的动作都异常吃力，他却咬紧牙关、独自承担，从不肯给旁人添一丝麻烦。这份扛下一切的本能，早已超越了常人所能想象的范畴。

然而，仅仅停留在“坚韧”二字上，还远远够不到他精神世界的真正内核。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从不将“身体的故障”等同于“人生的终结”。在ICU的病床上，他忍着剧痛在脑海里一遍遍梳理科研思路；在透析的间隙里，他抓紧每一秒翻阅论文；在深夜里，他困在轮椅中反复推敲方案。对他而言，那不灭的信念才是真正的中央处理器，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持续运算、永不掉线。

比意志更让人心生敬佩的，是他身上那股藏不住的温柔与通透。面对学生，他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面对同事，他谦逊诚恳、以心换心，把所有的柔软都留给身边的人；可一旦站上科研战场，面对难题与国外的技术封锁，他瞬间化身铁甲战士，寸步不让。他深耕的高可信软件领域，冷门、枯燥、壁垒森严，长期被外部“卡脖子”。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坐在轮椅上，正面迎击、冲锋不止。

刚柔之间，还有更深的一层底色——那行刻在他生命最深处的代码，叫做使命。他名字中的“戟”，是兵器，是护国的锋芒。他守护的，是战机呼啸腾空、火箭精准入轨、超算安全突围的底层根基，是大国重器最隐秘也最关键的安全防线。三十年冷板凳，他把一个无人问津的方向坐穿；哪怕被禁锢在方寸轮椅之间，他依然七十多次踏上征途，奔赴山川湖海。所有咬牙坚持，只为不再受制于人；所有倾力付出，只求科技自立、山河无恙。硬件终会老化，系统终会故障，而让他整整三十年炽热运转的，是一颗远比自己宏大的使命之心。

王戟用半生告诉我们：身体不过是硬件，意志才是真正的CPU。只要核心还在转动，哪怕身处废墟，也能重新点火，逆风前行。

王戟，斗志如戟，永不折戟！

杜尚别7月29日电——塔吉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友好合作中心副主任贾姆希德·托舍夫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强调，中国是上合组织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凭借对“上海精神”的倡导、务实合作的深化以及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中国助力上合组织成长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平台。

托舍夫指出，中国在上合组织的初创与演进中一直扮演着建设性和持续性的角色。面对国际局势的深层变迁，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上合框架内推动合作。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中国不断助力其扩员升级，使其蜕变为影响深远的务实合作机制。

这位专家进一步分析，中国在巩固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基础方面贡献突出。通过积极倡导并充实“上海精神”的内涵，中国促成了以尊重主权、平等互尊、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和兼顾各方利益为核心的合作理念。在单边主义抬头与阵营对抗加剧的当前国际环境下，这一理念不仅具备重要的地区意义，更展现出广泛的全球价值。

在经济发展领域，托舍夫认为中国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提到，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中国推动了投资与贸易的繁荣，为上合成员国带来了切实的发展机遇。由此，上合组织逐步演变为一个促进共同增长的平台，成功将地缘优势转化为互联互通的红利，将邻国关系升华为协同发展的引擎。

托舍夫尤其关注中国在人文合作上的努力，称赞中国始终是促进上合组织各国民心相通的积极推动者。他指出，教育交流、人才培养、文化互动和青年合作等活动，共同构筑了上合组织的人文基石，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在于，国际组织的稳定不仅依赖于制度框架，更根植于成员国人民间的信任纽带。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五百载光阴流转，明代才子杨慎谪居滇地，于江畔留下一阕《临江仙》，传诵千古而不朽。而今，同一脉江流，所见证的却是云南的全新面貌——一个将生态使命与发展活力共融于时代浪潮中的新云南。

久久为功，筑牢生态屏障。

地处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傲然立于长江入滇的起点。连绵的雪山与深邃的峡谷，造就了此地独特的立体气候与生态格局。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为支援国家建设，迪庆曾以资源换取增长，天然林采伐一度贡献了当地财政收入的约八成，原始林海急剧缩减，生态伤痕累累。

1998年，中央决策对长江上游实施天然林禁伐与限伐。自此，迪庆毅然告别“木头经济”的旧轨，坚定迈向“生态立州、旅游兴州”的绿色大道，持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系列工程，并对森林、草原、湿地及冰川展开系统守护。截至2025年末，迪庆森林覆盖率攀升至63.98%，已然跃升为中国生态版图上的重要高地。

江水奔涌，直抵昆明东川区。此地曾历经逾两千年的铜矿采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加之地处断裂带，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沿岸竟有107条泥石流冲沟纵横分布，一度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为严峻的区域，因而得名“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

面对泥石流的长期困扰，东川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治理。如今，年均泥石流爆发次数已从九十年代的28起骤降至不足1起，每年输入金沙江的泥沙总量减少约75%，昔日灾害频发之地，如今已是守护长江上游的坚实屏障。

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的长江，在云岭大地蜿蜒1560公里，恩泽滇境7个州（市）。保护母亲河，融入长江经济带，既是云南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亦是不可多得的时代机遇。

十年来，云南始终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准则，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建设中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目标，统筹推进流域治理、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久前，昆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的成效。数据显示，云南已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1.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三成。抚仙湖、洱海等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工程稳步实施，保护修复流域面积达231万亩，新增水源涵养能力13万亩。长江十年禁渔令执行有力，流域（云南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两个等级。

在生态修复方面，云南同步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石漠化地区、湖泊湿地及退化林草的治理，十年累计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33.69万亩，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森林云南”建设成效显著，累计营造林6994.75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7.9%。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与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与91.4%，较2015年分别提高31.8与62.8个百分点。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成果斐然，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全部消除劣V类水质，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Ⅰ类。

清澈的江水、葱郁的山峦，正逐步铺展在云岭大地之上。

生态回归，绿色动能悄然注入。

在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长江在此划出一道壮丽的“U形”弧线，成就了闻名天下的“长江第一湾”。曾几何时，石鼓镇林木稀落、风沙频扰。十余年间，一代代“种柳人”默默坚守，终在江畔绘就40余公里的绿色长廊——12万余株护堤柳树牢牢锁住水土，守护着沿岸的良田沃野。

生态的改善，催生了发展的新契机。紧邻“长江第一湾”的竹园村，依托自然风光、红色记忆与民族文化，积极拓展生态旅游、非遗体验与乡村休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生态饭碗”。

目光转向昭通市，此地为赤水河源头，境内393条大小河流汇入长江，是云南境内长江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年来，昭通全力推进流域生态修复治理，600多万亩竹林让乌蒙山区的脆弱生态焕发绿意。

秀美的山水与宜人的气候，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康养、休闲观光。水富港五年前年吞吐量仅30万吨，而去年底已达1178万吨，一跃成为长江上游云南省唯一的千万吨级枢纽港口。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十年，亦是云南绿色转型的黄金十年。

这期间，云南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多元路径，创建了23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率先开展高原湖泊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存量”与“流量”相结合的核算体系。普洱市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大理州与丽江市跻身国家碳达峰试点，曲靖经开区与祥云经开区则被纳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

工业体系愈发“绿意盎然”。全省清洁能源装机从2016年的7024万千瓦跃升至2025年底的1.55亿千瓦以上，装机规模与占比均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园区10个。

发展动能焕然一新。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崛起，疫苗批签发量领跑全国，大型铁路养护装备、红外及微光夜视系统制造处于国内领先位置。云南还积极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建成中国首个大型锂钠混合储能站，新型储能装机突破540万千瓦。

如今，绿色已然成为云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