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取代原有的《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该文件即刻废止。新《办法》共二十条，旨在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作出系统性升级，并在三大领域实现突破：分类施策、流程精简及全周期监管。

在分类管理层面，《办法》开创性地引入临时用海分类框架，清晰界定三种情形——须许可、可备案及禁办理。具体而言，凡触碰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或功能，抑或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秩序及其他合法海洋利用产生重大干扰的活动，必须申请临时用海许可；而海洋文旅、生态修复、防灾减灾、海洋监测、科研教育等非敏感用途，在不涉及红线或岸线变动的前提下，豁免许可，仅需备案即可；至于填海造地、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砂开采等旨在长期占用海域的项目，则一律排除于临时用海管理范畴之外。此外，《办法》针对各类情形配套了差异化管控细则，以便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及用海单位直观参照、精准执行。

就审批流程而言，《办法》将高效便民置于核心位置，综合前期实操经验及修订征询意见，仅当项目涉及岸线形态功能改变或建设非透水构筑物时，方要求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从而避免论证范围过度延展。同时，审批环节得到大幅压缩，取消临时海域使用证发放步骤，确保用海主体在取得许可后即可动工，显著提升落地效率。

在全链条监管方面，《办法》强调依托自然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平台进行审核，一旦核发临时用海许可或完成备案，相关信息将即时嵌入“一张图”监督系统，并同步通报执法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披露，以接受广泛监督。对于用海期满后的清理义务，《办法》亦予以强化，要求及时拆除所有临时设施与构筑物；而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岸线变动的项目，则进一步压实生态修复责任，督促用海主体严格履行修复承诺，确保海洋环境得以恢复。

盛夏酷暑持续炙烤大地，人们常常认为高温之下新陈代谢加速、排汗量增加，正是燃脂减重的“黄金窗口期”，于是纷纷开启高强度的瘦身计划。然而，临床观察显示，在炎热季节盲目追求快速减重，往往会触发一系列健康隐患，如低血糖、电解质失衡以及基础代谢率的下滑。专家特别指出，许多人以为的“掉秤”成效，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假的瘦身”——减去的不过是体内水分和宝贵的肌肉组织，真正的脂肪并未被有效消耗。而过度的流汗和极端节食，不仅无法实现理想的减脂效果，反而对机体造成难以逆转的损伤。

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为了散热会加快血液循环，食欲随之自然减退，这的确为体重管理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但正因如此，不少人深陷“汗水越多，脂肪烧得越快”“少吃一口，体重就轻一分”的认知误区，把短期内的数字下滑误读为减脂胜利，却忽略了身体代谢机能受损及内脏负荷加重的代价。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指出，夏季锻炼时汗液分泌显著增多，体重的快速下降可能只是水分流失的幻象。与此同时，在酷热天气中过度进行剧烈活动，极易诱发脱水症状，对于携带基础疾病的个体而言，潜藏着严重的健康风险，甚至可能酿成意外事故。专家强调，那些走向极端的夏季减重策略，其伤害是全方位且具有持久性的。

那么，如何在盛夏安全有效地管理体重呢？专家建议，首先要果断摒弃极端节食的饮食方式，保证营养摄入的均衡与充足。在运动安排上，应尽量规避正午时段的烈日曝晒，选择清晨或傍晚的凉爽时刻，将有氧运动与力量训练相结合，以心率维持在适宜区间为标准，切莫追求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补水方面，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适时补充电解质，坚决杜绝在高温暴晒下进行户外运动等危险行为。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丁冰杰特意提醒，冰激凌、冰糕等各类冷冻甜品看似清凉解暑，却无法带来持久的饱腹感，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热量。她强调，辨识饮食中的隐形高能食物，关键在于警惕油脂含量较高的品类，而非简单粗暴地认为减少主食摄入就能达成减重目标。

与此同时，一个普遍的认知盲区在于：只要体重指数（BMI）处于正常区间，便自以为身体无恙，无需减重干预。然而，医生警示，BMI仅是评估体重的初级参考指标，数值正常绝不等于体脂比例合理或脏器功能健康。现实中，大量“隐性肥胖”人群被这种片面的判断所掩盖。这类人群的BMI通常徘徊在18.5至23.9之间，外形上显得苗条纤细，但腰腹部位却堆积着不少赘肉，内脏脂肪水平偏高，而肌肉占比却严重偏低。究其原因，多与久坐少动的生活习惯、过于精细的饮食结构以及高油高糖的膳食偏好有关，脂肪悄然沉积于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表与体重秤上的数字来看，他们似乎与肥胖无缘，但内脏所承受的代谢压力早已不堪重负。

张鹏主任进一步解释，许多人在饮食上颇为自律，却严重缺乏体育锻炼，导致体重数据看似令人满意，肌肉量却远低于健康水准。这类个体往往更容易遭遇代谢紊乱的困扰，比如胰岛素抵抗，且身体的免疫防线也相对脆弱。因此，提升肌肉量对于健康维护的意义，甚至超越了单纯追求减重的价值。要洞悉身体的真实状况，绝不能被单一的数字指标所迷惑。科学的评估体系应当融合体脂率、腰围尺寸以及肌肉含量等多重维度，唯有如此，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自身健康状态，做出合理的体重管理决策。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