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政部官网7月31日披露，民政部与全国老龄办当日联合公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该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规模已达3.233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攀升至23.0%。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则达到2.2365亿，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为15.9%。此外，全国范围内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录得23.1%，而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则进一步提升至79.25岁。

炎炎夏日，暑假翩然而至，不少父母纷纷携子女奔赴眼科门诊，一旦看到检查单上“视力未达1.0”的字样，便顿时忧心忡忡。然而，学龄前孩童的视力解读，与成年人截然不同，其中藏着诸多容易被误解的“盲区”，以下五大常见迷思，值得每位家长细加厘清。

迷思一：视力未及1.0便等同于近视。实际上，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低于1.0，多为正常的生理性表现，绝非近视的先兆。孩童的视觉能力乃渐进式成熟。依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0～6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识》，3至5岁幼童的视力正常值下限为0.5，6岁及以上则提升至0.7。通常要到7至9岁，视力方可达标至1.0或更高。因而，一位三岁幼童裸眼视力为0.5，实属合乎常理——视力稍低并不代表眼睛出了问题，它或许只是视觉系统发育进程中的寻常印记。

迷思二：视力优良如1.0便代表眼睛健康，可以高枕无忧。此观点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远视储备。孩子们呱呱坠地之际，皆为“远视眼”，其生理性远视度数约在200至300度之间，犹如一笔“视力储蓄”，用以抵御日后近视的逼近。伴随着眼球的发育，这笔“储备金”逐步递减，直至8至12岁才渐渐过渡至正视状态。若在幼儿园阶段，远视储备即被过早挥霍殆尽，提前迈入正视乃至近视行列，那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隐患便会显著攀升。因此，对学龄前孩童而言，1.0的视力未必是佳音，反而提醒我们更需审视远视储备是否与年龄相符。

迷思三：仅凭电脑验光结果，即妄下“远视储备告急”的断言。未经散瞳处理的电脑验光数据，基本缺乏诊断意义。在医学范畴中，评估远视储备的黄金准则，唯有睫状肌麻痹验光（即散瞳验光），唯有在调节肌完全松弛之际测得的数据，方能反映真实的储备状态。请铭记：电脑验光单在眼科医师眼中，仅是一份粗略的“筛查线索”，必须辅以散瞳检查、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多项指标方能综合判断。切勿手持一张未散瞳的验光单自行“对号入座”，徒增无谓的焦虑。

迷思四：视力欠佳便归咎于屈光不正，却疏忽了弱视的潜在威胁。儿童视力不佳的成因纷繁复杂，绝不可草率地与近视划等号，其中尤需警惕的是弱视。关键在于，近视可借助镜片矫正至正常水平，而弱视即便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视力依旧难以达标。弱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集中于3至6岁，一旦错过这一敏感阶段，治疗难度便会成倍上升。因此，当体检报告中提示“视力低常”时，务必前往专业眼科机构，通过散瞳验光等手段，甄别其究竟是单纯屈光不正抑或弱视，切勿因一时疏忽而贻误最佳干预时机。

迷思五：轻信商业“视力训练”或民间偏方，却漠视专业诊断的价值。这并非全然否定视功能训练的医学意义——在临床实践中，调节功能训练、集合功能训练以及弱视感知觉训练等，皆具备循证医学的坚实支撑。但关键在于：训练之前，必须先经专业眼科明确诊断——孩子是否存在视功能异常？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问题？训练的具体目标又当如何设定？唯有在医师量身定制个体化方案后，方可在医疗机构内或遵照医嘱施行。切不可将“训练”与“治疗”混为一谈，更不能越过诊断环节，径直将孩子送往商业机构进行盲目操练。

总而言之，若发现视力报告出现异常，抑或有意了解远视储备状况，正确的途径是携孩子前往正规医院眼科，建立专属眼健康档案，接受散瞳验光、眼轴测量等全面性检查。依循医师的专业建议，采取诸如增加日间户外活动、必要时验配眼镜或进行规范化视功能训练等科学干预措施。(作者：王韧琰，系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

七月九日清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门巴乡卫生院二楼走廊里，前来求医的群众络绎不绝，人声鼎沸。怀抱幼童的年轻母亲、手拄拐杖的银发长者，在诊室内外或站或坐，摩肩接踵，场面热闹非常。

五十三岁的当地藏民索朗旺艰难地从人群中挤出身来，手中紧握着刚刚领取的免费药品。“主要是嗓子疼、胃也不舒服，”他用略带生涩的普通话回应着记者的询问，黝黑的面庞上漾开一抹憨厚而质朴的笑意。

就在当日，参加2026年“同心·共铸中国心”西藏拉萨、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的近百位医疗专家，正持续在墨竹工卡县开展义诊服务。这支医疗队的专业阵容颇为强大，覆盖了呼吸科、泌尿科、骨科、康复科、口腔科、妇科、中医科等多个学科领域。

在此之前，已有一批专家先行抵达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在矿区的医务室里，北京市中能建医院副院长马大凯正细致地为矿工们检查关节。这位从医超过二十年、专攻骨科与疼痛治疗的资深医师，对高原特有的关节问题有着深刻体会。“高海拔环境对关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寒凉侵袭和风湿困扰上，尤其是膝部、肩颈等部位。”他一边轻轻按压矿工的肩膀，一边语重心长地叮嘱，“首要任务就是做好保暖，这是重中之重。”

四十五岁的矿工孙永锋，从新疆调至西藏负责信息自动化工作，长期被肩颈酸痛所困扰。“能感觉到医生诊断很精准，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

在另一间诊室里，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倪敏讷正为矿工们进行肺功能检测。她此前曾在四川甘孜州炉霍县为群众义诊，此次更是特意将那台便携式肺功能检测仪带上了高原。“高海拔地区严重缺氧，结核、支气管扩张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相对较多，”倪敏讷坦言，“此前在下基层时，我发现不少卫生院购置的设备竟闲置蒙尘。我们此行最想留下的，其实是规范的操作技术，要让这些硬件设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倪敏讷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的“90后”医师刘当知。谈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感慨颇多：“如今乡镇一级、村级卫生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完善，基本医疗设备也都一应俱全。”他表示，这次来的另一个目的，是采集一些临床数据带回做分析比对，“希望能为当地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医疗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倪敏讷、刘当知在内的许多义诊医生，此行是专程从北京乘坐火车进藏的。近四十个小时的漫长旅程，对他们而言并不轻松。“火车翻越唐古拉山那晚，我几乎整夜都被憋醒，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夜间的痛苦。”倪敏讷回忆道。而刘当知则对列车抵达格尔木后更换牵引机车的一幕记忆犹新——从那个节点起，列车正式驶入高海拔路段，车厢内开始全面供氧。

今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二十周年。这条绵延1956公里的“天路”，二十年间累计运送旅客已达1.04亿人次。在这条钢铁巨龙之上，像倪敏讷、刘当知这样的医务工作者年复一年跨越千里，将优质的医疗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雪域高原的寻常百姓身边。“能多看一个病人就多看一个，”倪敏讷语气坚定，“好不容易来一趟，总想着多干些实实在在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