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公司“交作业”、投资人当考(官……AI时代大学创业课悄悄变)了
开了家公司“交作业”、投资人当期末考官……
AI时代,大学创业课悄悄变了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潇宇完成了一项特别的期末作业:作业内容是完成一款AI陪伴应用程序;结课展示时,顶级投资机构的投资人、知名创业前辈坐在教室担任“主考官”。在演讲最后,他邀请在场者加入“天使用户群”,发放了100个产品体验邀请码。
这是本学期“智能产品设计与创业孵化”课程的最后一课。18个创业路演项目紧凑登台,这些借助AI诞生的产品都已经或即将上线、开卖、运营,有人借助“剧本杀”思路,设计了为“社恐人士”模拟对话场景、提升社交能力的应用,有人把控糖理念的科普做成了一款星际冒险游戏,已经赢得国际奖项。当晚,整栋教学楼熄灯后,师生们还意犹未尽地聚在广场上交谈。
与此同时,6月27日,南京大学举办了“AI新势力·OPC嘉年华”,把“人工智能+产品:创意、设计与开发实践”课程(以下简称“‘AI+产品’课”)的结课展示搬到了校外。
课程主讲教师、南京大学新科技校友会理事兼执行秘书长严格介绍,本学期这门课程形成了69个创意项目,学生除了完成路演,还在大厅中摆起了摊位,形成一场AI产品项目展会。投资机构、企业高管、政府OPC园区负责人也来到现场寻找创意。
去年选修这门课的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晓旭带着迭代的产品到现场。她坦言,产品摊位展示的形式让学生有了更多交流机会,原本自己也不确定要不要把项目做下去,但在摆摊时收到面对面的反馈,给她增加了很多动力。
对于授课教师严格,陈晓旭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大双肩包、大水壶。她记得老师每次上课都是从上海赶到南京,当天往返,有时晚上、周末还会安排“加餐课”。
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重塑,并非简单加上“智能”二字。一门创业“网红课”既要承接市场上AI创业热潮的传导,也要体察学生的知识结构、学习方式与需求的变化。教师们试图解构那些最新的成功案例,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在AI时代,一个优秀创业者的能力图谱发生了什么变化?
让创业课不是“纸上谈兵”
南京大学直博生杨天成研究着宇宙早期星系“死亡”的秘密。AI辅助编程飞速进步,能否把这种能力应用在科研,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尝试更多不同方向?带着这样的期待,杨天成选修了学校面向研究生开设的“AI+产品”课。
记者了解到,该课程是南京大学“研究生‘AI+’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一门重要课程,由南京大学研究生院、人工智能学院联合南京大学新科技校友会开设,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孝磊表示,希望通过AI赋能研究生培养的一系列改革,教学生在快速变化的AI赛道中如何坚持、如何判断,区分“技术能做什么”和“我们该做什么”,在创新创业时解决真实需求。
作为学校魔方社社长,杨天成在课程中开发了一款产品,希望解决魔方竞速观众看不懂、新手不会玩、高手复盘慢的全流程问题,用机器视觉捕捉选手动作、让操作可视化,为此构建了大量数据集去训练模型,产品已经在社团内小范围测试。
最初那段时间,杨天成亲身感受了AI如何让“想法到落地的阶段”加速,降低试错成本。他只需要花一个下午就能知道某个想法能不能成、能否进入下个环节。他很快发现不对劲,AI写代码越写越多,他感到“跟不上思路”。他花了一个学期,为管理那些“像树一样展开”的任务找方法,探索人与机器协作的规程,并试着利用AI搭建大量论文的知识地图。
严格认为这是一种普遍情况。一些学生经常到校外听论坛,见识不浅,但也有不少零基础学生选课,因此课程早期阶段他就会讲AI辅助编程,尽量拉齐学生的水平。
“他们初次接触AI辅助开发的阶段是非常兴奋的,因为AI一下就做出漂亮的界面、可运行的初始原型,得到了非常好的正反馈。但是,在和AI频繁沟通,反复修改细节‘打补丁’后,由于缺乏工程经验,最后发觉引入了大量冗余或错误的代码,或者始终无法让AI准确地按自己的想法落地,甚至发现也无法有效地和队友沟通。”严格说。
因此,他选择在课堂上讲解偏理论性的内容,要让学生具备科学的思维方式,理解AI的相关技术原理,甚至直接展示代码案例,要求学生从中凝练工程思想、印证理论知识。
“我告诉学生这门课是语文课,其实是说产业里有很多术语和概念,如果对这些概念不了解、对着AI表达不出准确的术语,那么也就无法指挥AI很好地完成任务。”严格说,对理论的重视让“AI+产品”课虽然采取项目制教学,但又与一般的AI工具操作培训不同。学生实践项目是通过课外的工作坊来推进的,5名授课教师都有丰富的创业经验,且依然在IT技术一线,他们分别指导不同小组。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吴卓浩开设“智能产品设计与创业孵化”课程已有6年,最初这只是一门专业课,今年面向全校开放报名、覆盖不同专业的本硕博学生后,团队组合、产品丰富性大大提升。“学生们的自驱力真正调动起来,真的是了不得,投资人也说这是他们看过高校路演中质量最高的。”
吴卓浩更愿意在上课时呈现“线索”,他永远在课前一天才最终敲定教案,点评“全世界最前沿、最新的科技创新创业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研究。
刘潇宇即将跟随吴卓浩读研,他开发的Flowie(浮忆)是一款以生活影像为入口的AI记忆陪伴App。当用户把日常照片、视频投给住在手机里的小鱼,小鱼会触碰影像的“气泡”,给出有趣的互动评论,系统还会理解画面中的场景、人物和氛围,把它们沉淀成个人的影像记忆。
他从大三就开始创业,当时AI辅助编程能力还不强,他自己开发软件、小程序的推进效率很低。过去一年AI编程能力突飞猛进,帮助他正式推出了给用户使用的产品,收获创造产品的乐趣。
但这绝不意味着产品一定能成功。刘潇宇说,他在课堂上学到的是,从仅仅追求高级感的“专业”创作理念,转变为置身真实商业环境来考虑用户体验、付费意愿、商业可持续性。老师还在更多商业维度,比如成本测算等方面作了针对性指导。“AI工具迭代速度很快,但商业有一套稳定的内核逻辑,这些是课程中最宝贵的内容。”
AI来了,创业教育应该怎么“进化”
吴卓浩把很多人生经验浓缩在了课程里。他曾任谷歌中国用户体验团队负责人,后来在创新工场工作10年、曾负责人工智能工程院,并参与孵化了300多家公司。他撰写的《AI创造力:智能产品设计与研究》入选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还被翻译成了4种语言。
这些经历让吴卓浩坚信,“解决真问题,创造真价值”的创业方向并没有改变,科学、人性与经济的规律也没有改变。
AI时代真正颠覆的是生产力工具。吴卓浩认为,学生们过去受限于能力类型,必须凑成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做成一件事;现在,AI可以帮助补足所需的能力,帮助创业者快速起步闯过“新手村”,把想法变成一个相对完整、可以检验的成果,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能力与自信。
吴卓浩说,在创业初期,由于研发的复杂性被压缩,“一头一尾”变得更重要了——选到合适的题材,以及如何推广和商业化。长远来看,研发的投入仍然重要,在“新手村”之后,一旦真正和市场头部的产品展开竞争,仅仅靠今天AI的能力还是不够的。
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教研室主任徐曼莉也在尝试新教学方式。她负责学校公共必修课“创新创业基础”,这门课引入了课程智能体,通过启发式对话帮助学生把模糊想法变成项目雏形。每学期,创新创业课程需要持续更新,她的改动幅度能达到50%,由于教学范围覆盖全校,她要先在自己的教学班做试验,成熟后再在教研室里推广。
“AI时代,创业者也需要更强的验证意识。AI有幻觉,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和对真实行业场景的观察,难以判断真伪。此外,还需要建立合规意识。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项目时,多数学生对于这方面的意识相对比较差。”徐曼莉认为,教师起到了一种弥合认知偏差的作用,网络上的教程可以教会学生使用某个工具,但课堂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工具是什么、怎么用以及用在哪里。
严格认为,课堂还需要为学生梳理一套针对AI时代的创新思维方法论。“AI提升了产品的面世效率,但创意实际上是跟不上这种速度的。创意大量重复以后会形成雷同和竞争。当一个需求同时被很多产品满足的时候,谁更有创新点、对痛点把握更精准就变成了决胜的关键点。”
一门课的“连锁反应”
就像“滚雪球”那样,南京大学“AI+产品”课孵化出了一些创业社团,更多AI工作坊、讲座在校园涌现。学文物专业的郑亦彤参加一场工作坊后就做出了一个产品原型,今年她决定选课深入学习。课程就这样在校内形成口碑,严格介绍,500人的学习群一直是满员的,今年除了选课的学生,还有大约300个旁听生。
郑亦彤坦言,上这门课的时候没有焦虑怎么拿高分,精力都花在做让自己满意的产品上。除了完成一个AI文博策展工具,她还用AI辅助论文阅读、做了一个电子手账本。暑假即将前往考古工地实习,她还询问老师“有没有和AI结合的工作”。
对陈晓旭来说,AI工具迭代速度超过想象,去年在做产品的过程中还需要自己跑代码,今年更多是用自然语言进行调试。她认为课程的价值在于培养了AI思维,组建团队、担任管理者的角色、课堂展示与交流让她重新找回了“主体性”。
“通过课程建立了自己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连接,回答‘我要去做什么’,而做学术可能是你和议题之间的关系,正反馈不会那么快。”陈晓旭发现,在“AI+产品”课上获得的这种主体性和自我效能感能够转化为内驱力,让她更有动力去做学术研究,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根基。
今年秋季,“AI+产业”课将接棒产品课,更多来自业界的专家会参与课堂,学生需要带着产品来上课。“产品走完以后,商业闭环要往后走,并不是课上讲一个商业模式、创新方法就能解决,需要有更多视野补充。”严格说。
一门创业“网红课”的声量还影响着校园的创业氛围。吴卓浩说,班级有学生自发组建了X Space社群,几周时间已经“打开局面”拉到了赞助。学生们探索打造帮助创业公司宣传、发布产品的传播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中国传媒大学的优势来帮助校内外的创业者。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付晴雨把学校创新创业学院看作自己的“第二学院”,这是她在人工智能与创业管理微专业学习的第四个学期。两年中的大部分周末里,她一边紧跟AI发展步伐,一边走进温州当地企业、乡村调研。
付晴雨发现,针对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OPC(一人公司)、“养龙虾”这些AI领域热词,学校总是第一时间开设相关创业实训营、讲座,这让微专业一直在“自我更新”。稳定的班集体和教学团队则让彼此关系更紧密,让她把微专业不是当成培训,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求助的平台。
作为微专业负责人,徐曼莉把它看作长期的“陪跑”。她观察到,一些来自经商家庭的学生从小耳濡目染,对市场、客户和交易过程有更直观的感受,商业思维更容易被撬动。“有学生家里从事五金行业,我们会引导他探索传统五金业务的跨境拓展路径。也有学生家里从事广告业务,我们会指导他运用AI内容生产和流程自动化工具,提高广告设计和客户服务效率。”
“创新创业课程对学生的意义,是让他们在大学阶段形成问题意识、创新意识、行动意识和责任担当。即使他们不成为创业者,也能成为更有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专业人才。”徐曼莉说。
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风生水起》
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港澳药械通”的实施,到“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粤港养老通”的落地,再到社保体系的衔接、养老服务标准的融合、医疗资源的对接以及跨境金融服务的完善——近年来,粤港两地政府与社会各界携手推进,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格局持续优化,香港长者选择“北上养老”渐成潮流,多方共赢的局面已然形成。
“北上养老”开辟了多赢之路。在深圳宝安中心区的一所养老院里,年过九旬的香港长者和夫人正安坐于电视机前,神情悠闲。宽敞明亮的居室内,餐桌、茶几、沙发等陈设一应俱全,窗外的景致一览无余。搬入此地已逾一年,两位老人对眼前的生活心满意足。
“过去在香港,我住在油塘的公屋,面积不过15平方米,事事需要自理,老伴体弱,住在安老院,那时我肩上的负担很重。”朱先生向记者感叹,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的计划安排,如今住进深圳的养老机构,三餐有人细心照料,日常开支也大幅减轻。“我们现在心无挂碍,再无压力,打算就安心在这里颐养天年。”
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人口老龄化速度同样位居全球前列,而本地的养老资源却日渐紧缺。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已有逾1.8万名长者登记轮候各类资助住宿照顾服务,平均等待期约为一年。
自201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最初名为“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为轮候政府资助养老床位的香港长者增添了新的选项。符合条件的香港长者经评估后,可入住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相关食宿、护理及基本医疗费用均由特区政府承担。至2026年6月,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已达29家,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截至2026年2月底,特区政府已累计资助1048名香港长者入住广东养老机构。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透露,社署根据院舍类型、服务内容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与参与“广东院舍计划”的各养老机构逐一协商并签订合同。虽然各院舍的收费水平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政府向广东机构支付的床位费用仍低于本港资助床位的开支。
香港瑞伟安老集团在本港运营着4家养老院舍,同时与广东的3家机构合作开展“广东院舍计划”床位。该公司总经理朱军可向记者表示,香港本地优质院舍轮候时间长、费用高昂,而内地院舍空间宽敞、环境优美、设备先进,在同等护理条件下,内地收费仅为香港的一半左右,价格优势十分突出。
“‘广东院舍计划’为香港长者带来了更舒适的养老环境,也为特区政府节省了财政开支,同时提高了广东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真可谓一举三得。”朱军可如是说。
民政部数据表明,2024年内地养老机构的平均入住率不足50%,部分区域床位空置率甚至超过六成。
“受内地长者居家养老传统观念及消费能力的限制,大湾区许多养老机构经营艰难。”中国太平·木棉人家总经理刘行指出,香港长者“北上养老”的浪潮为广东优秀养老机构注入了新活力。
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位于广州番禺,是太平保险集团旗下的康养社区,2026年1月正式纳入“广东院舍计划”认可名单。刘行表示,该计划对养老机构设有严格评审环节,入选后极大地提升了机构在香港的知名度。
“今年以来,前来参观考察的香港长者明显增多了。”刘行提到,早前主动出击寻找香港客户并不容易,而今香港已出现不少专业组织,专门组织长者到大湾区实地探访养老社区,行业渠道愈发成熟。究其根本,香港长者对大湾区养老的认可度与需求正大幅攀升。
香港特区立法会2025年发布的《数据透视》显示,截至2024年,已有接近10万名香港长者(65岁及以上)定居广东,较过去10年增长超40%。
“在人口老龄化加深和湾区融合提速的背景下,港人‘北上养老’顺理成章。”前海人寿幸福之家深圳康养社区院长刘景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得益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日渐成熟,跨境交通日益便利,香港长者赴粤养老的意愿显著增强。他介绍,该机构目前已有80多位香港籍长者入住,平均年龄约80岁。
“眼下仍有部分香港长者对跨境养老存在疑虑、了解不足,但只要亲临现场参观,许多顾虑便会打消,信任也随之建立。”刘行认为,跨境养老的势头已然起势,相信随着香港长者对内地认识的深化,未来两三年内将迎来需求集中释放。
港人“北上养老”,其实不只是居住地的变更,更折射出两地制度文化的交融与衔接。
79岁的香港长者高先生去年7月与老伴自费搬入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一间8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记者采访之际,他正兴致勃勃地准备次日的歌唱比赛。桌上铺满打印的简谱,鞋柜上摆着老两口的手工制作,房间里弥漫着怡然自得的氛围。
“这里处处都好——饮食可口、服务贴心,最要紧的是就医格外便捷。”高先生介绍,定居广州半年后,夫妻俩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加入了本地医保,附近还有可使用长者医疗券的三甲医院。他举例说,前段时间老伴不慎摔倒,在广州住院一周,医保报销后自费仅2000多元。
香港长者选择内地养老,医疗服务始终是最大的牵挂。自2020年1月1日起,《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在内地居住的香港长者可依规参保当地医保。202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逐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的适用范围,让合资格长者能够在大湾区的试点医疗机构,使用医疗券支付指定科室的门诊、医疗及护理费用。
跨境养老体系的完善,既离不开两地政府的紧密协作,也得益于大湾区丰富的市场主体与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各项政策得以顺利跨境落地。
2025年12月底,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医疗补贴试行安排”,参加该计划的香港长者在内地医保范围内需自付的医疗费用,可向政府申请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特区政府难以判断哪些项目属于内地医保范畴,而我们在内地的专业团队恰好能提供相应协助。”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旗下太平人寿(香港)是特区政府的指定承办机构,该公司产品部总监赵瑞环受访时说,公司充分发挥跨境经营的独特优势,承担医疗费用的分类管理、双币结算及理赔服务等工作,协助政府向合资格长者精准发放门诊与住院医疗补贴。
她介绍,截至2026年5月底,该医疗补贴试行安排的申请已达1906件,门诊每件平均补贴413元,住院每件平均补贴6830元,切实减轻了长者的自付负担。
“近年来,粤港两地的政策支持日臻完善,港人‘北上养老’愈发便捷,但两地医疗体系的衔接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刘景升表示,目前许多长者仍习惯返港复诊取药,期盼电子健康档案共享、跨境转诊协作等机制能进一步完善,让香港长者真正无后顾之忧地在内地安享晚年。
(本报香港7月17日电)
广东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调整}为Ⅳ级
广州7月30日电(记者 王坚)广东省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于29日晚间21时迎来调整,由原先的Ⅲ级降为Ⅳ级。这一举措源于省应急管理厅的最新通报:随着主雨带向西推移,全省范围内的水情已逐渐趋于稳定,整体防汛压力较此前有所缓解。依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在认真研判形势后,果断作出了这一响应级别下调的决定。
然而,省应急管理厅亦提醒,尽管总体风险有所降低,但局部地区的威胁仍不容小觑。当前,珠三角及粤西一带的降雨天气仍在持续,部分河流因长期高水位运行而承受较大压力,同时,土壤含水量已达到饱和状态,由此引发的次生灾害隐患依然高悬,防范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开公司“交作业”、投资人当考(官……AI时代大学创业课悄悄变)了 开了家公司“交作业”、投资人当期末考官…… AI时代,大学创业课悄悄变了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刘潇宇完成了一项特别的期末作业:作业内容是完成一款AI陪伴应用程序;结课展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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