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广州7月28日电 (蔡敏婕 刘露璐)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玲7月28日透露，广东已大幅简化港澳中成药进入内地的注册审批环节，目前共计25款港澳外用中成药成功获批内地上市，其中澳门产品6款、香港产品19款。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日召开“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成效”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信息显示，广东正积极推进粤港澳三地中药监管标准与机制的深度融合，旨在构建大湾区中药产业协同发展的新高地。针对港澳地区已上市的传统外用中成药，广东实施简化注册审批政策，为港澳企业深度融入内地广阔市场创造便利条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首款港澳口服中成药“猴枣除痰散”依托简化审批通道成功登陆内地，极大方便了消费者选购港澳传统中成药产品。

此外，广东省药品监管局创新性地推出了“港药粤产”与“澳药粤产”模式，颠覆了传统“持证即生产”的地域限制。王玲阐释道，这一模式允许港澳持牌药企在大湾区内地九市符合资质的制药基地进行委托生产，从而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此项改革不仅充分发挥了港澳地区在国际注册和品牌运营上的优势，也充分挖掘了广东先进制造业的潜力，催生了大湾区中药产业链互补共赢的新格局。目前，已有4款港澳药品通过此模式顺利在粤落地生产。

据广东省药品监管局行政许可处负责人罗穗介绍，具体落地成果包括：“港药粤产”方面，位于香港的联邦制药厂有限公司将其“维生素C泡腾片”委托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生产；位元堂药厂有限公司的“麝香活络油”则由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受托生产；岭南药厂（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松通络油”交由粤澳药业有限公司制造。而在“澳药粤产”方面，澳门澳邦药厂有限公司的“止痛活络摩擦膏”同样委托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进行生产。

为更好满足澳门居民的医疗服务与用药需求，广东省药品监管局还联合澳门特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支持广东省中医院、佛山市中医院等10个优质中药制剂以“以医带药”模式跨境引入澳门镜湖医院临床应用。

罗穗表示，随着港澳中成药进入内地渠道的持续拓宽，诸如活络油等一批港澳老字号产品已顺利走进内地医院和药店；“港药粤产”“澳药粤产”模式不仅降低了港澳药企的生产经营成本，也有效激活了广东制造业的产能；而广东院内中药制剂直接输送至澳门，则进一步惠及了大湾区民众。如今，港澳居民在内地可轻松买到熟悉的本地中成药，内地民众也能便捷获取港澳优质中药产品，三地民众共享中医药发展成果。

中新网广州7月19日电 (记者 蔡敏婕)在公众认知中，人乳头瘤病毒（HPV）常被视作女性健康的“专属议题”，这使得不少男性误以为自身与这种病毒毫无关联，进而在防护、筛查及疫苗接种方面显得漠不关心，甚至缺乏最基本的防范意识。

“许多人觉得男性感染HPV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便感染也无症状，于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男性属于隐性携带者。”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张堂德于7月18日受访时指出，相较于梅毒或艾滋病这类疾病，HPV的隐匿性感染往往更具隐患——高危型病毒在无声无息中传递给伴侣，极可能诱发宫颈癌；而低危型病毒则容易导致尖锐湿疣的出现。潜伏在体内的病毒，悄然成为威胁两性健康的“隐形杀手”。

HPV的威胁远不止于常见的尖锐湿疣，它还是男性罹患多种恶性肿瘤的重要推手。“超过90%的肛门癌和阴茎癌病例都与HPV感染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口腔癌、口咽癌、喉癌等疾病存在明显关联。”张堂德强调，这些特殊部位的肿瘤治疗难度大、代价高昂，不少患者术后甚至会丧失正常的生理能力。他补充道：“很多男性在初期发现疣体时，因其不痛不痒便掉以轻心，直到疣体逐渐增大才前往就医，此时体内的病毒载量往往已相当高，后续复发的几率大幅攀升。反复治疗的过程，无疑严重侵蚀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张堂德看来，侥幸心理在男性群体中颇为常见：“有些人跟异性有过接触后，观察一两天没出现症状，就认定自己不可能感染性病或HPV。可实际上，病毒早已在体内潜伏，只是正处于无症状的隐藏期。”此外，大众对HPV传播方式的认知同样存在明显误区，许多人认为这种病毒只通过性行为传播。张堂德解释说，HPV在外界环境中的存活能力远超淋球菌或梅毒螺旋体，可以持续存留很长时间：“像是公共澡堂、酒店中被污染的毛巾，甚至泳池边，都可能成为病毒的藏身之处。如果皮肤表面存在裂隙或脚癣等破损，接触后就有可能出现间接感染。”

对于不少人关心的“无症状HPV携带”问题，张堂德回应道：“隐性携带者因为没有明显症状，目前尚无特效的抗病毒药物，通常我们会建议患者每隔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查。”同时，他特别提醒，即便检测出HPV阳性，接种疫苗依旧具有价值：“患者往往只感染了某一种亚型的HPV，而九价疫苗覆盖了多种高危和低危亚型，能够有效预防其他型别的新发感染，依然能发挥保护作用。”

中新网北京7月27日电(记者 赵方园)多家媒体披露，日本推理文学巨匠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因结肠癌离世，享年68岁。这位以《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等作品闻名于世的作家，毕生创作逾百部小说，其悄然陨落的同时，也让“沉默的杀手”——结肠癌重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为此，中新健康特邀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朱梁军及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牛鹏飞，深度剖析这一疾患的方方面面。

结直肠实为大众俗称的“大肠”，长度介于1.5至2米之间，上端衔接末段回肠，下端通往肛门，核心职责在于汲取水分及微量矿物质，同时承担储存和排泄粪便的使命。当该部位黏膜细胞在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出现异常增殖，进而演变为恶性肿瘤时，便构成了结直肠癌。医学界将结肠癌与直肠癌合并统称结直肠癌，属于全球范围内高频出现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依据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刊载于《中华肿瘤杂志》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显示，当年我国结直肠癌新增病例约51.71万例，在所有恶性肿瘤发病率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仅次于肺癌；其中男性患者约30.77万例，女性约20.94万例。就地区分布而言，城市区域的标化发病率明显高于乡村，南部区域雄踞首位，而中部区域则位列末席。

“结直肠癌的滋生，实为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朱梁军强调，若直系亲属中有人罹患此疾，那么个体的患病概率便远高于常人。反观当下，民众的餐饮结构呈现出“三高一低”的显著特征——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摄入过多，而膳食纤维摄取严重匮乏；加之红肉及加工肉制品的消费量节节攀升，这使得发病风险被进一步抬高。“伴随生活水准的跃升，人们的饮食日趋精细，肉蛋摄入量增加，但身体活动却大幅削减，因而这类病患与日俱增。”

尤为值得警觉的是，结直肠癌正展示出两大鲜明走向：发病年龄日趋低龄化，以及初诊即处于中晚期阶段。此前，曾在《黑豹》中担当主演的美国演员查德威克·博斯曼，43岁时便因结肠癌撒手人寰，这一消息曾让无数人为之震惊。

国内多项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顺位已自2015年的第三位跃升至2022年的第二位，且发病年龄呈现出明显的前移态势。朱梁军分析称，这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高脂高热量膳食、长时间静坐缺乏锻炼、熬夜、烟酒不离手等，均在对肠道健康造成日益严重的透支。2020年公布的中国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诊疗现状调查中期数据揭示，在覆盖全国七大区域、19家调研中心的2299例受访对象中，高达83%的患者在初次确诊时便已步入中晚期，44%更已发生肝、肺等器官的远处转移。

“能在早期锁定结直肠癌，始终是胃肠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目标。”牛鹏飞坦言，该病自发生至发展的进程中极为隐蔽，正因如此才被冠以“沉默杀手”之名。早期阶段几乎无显著症状可言，肿瘤体积微小时肠道功能不受任何干扰，常规体检亦难以察觉。“众多患者平日里并无不适感受，直至剧烈腹痛、体重骤降等明显症状出现方才就医，而彼时病情大多已推进至中晚期，不仅疗程漫长、开销庞大，预后效果亦大打折扣。”

身体拉响的四个“警报信号”

牛鹏飞提醒大家，以下这些警示值得高度关注：

信号一：便血。在结直肠癌的各种表现中，这一症状最易遭到误判，部分便血常被简单当作“痔疮”而延误处置。牛鹏飞指出，痔疮引发的出血具备典型的“三红特征”：血色鲜红、附着于粪便表层、便后滴落或呈喷射状。而结直肠癌所致的便血则多为暗红或果酱色调，与粪便交融后形成黏液脓血便。

信号二：排便规律的紊乱。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突然变得杂乱无章，出现腹泻、便秘或二者交替进行，抑或排便后总感到“未能排净”的异样（即里急后重），且持续超过两周仍无好转，则需拉响高度警惕。

信号三：大便形状变化。粪便由圆柱形转为细条、扁平乃至“铅笔状”，这可能是肿瘤侵占肠腔空间、对粪便施压挤压所致。

信号四：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贫血、持续倦怠感或腹部疼痛。

早期筛查：极具“性价比”的防癌之道

朱梁军强调，肠镜检查现下是筛查结直肠癌最直观、精准度最高的手段，一旦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腺瘤、息肉等癌前病变，便可即时于内镜下实施切除，直接斩断癌变链条，这称得上是预防该病最具性价比的举措。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25版)》：普通人群应自45岁起启动筛查程序；高危人群则自40岁开始；而极高危人群（如林奇综合征携带者）则需提早至20至25岁。

“40岁以上的人群均宜接受一次肠镜检查，千万不要等到症状显现才后知后觉，预防与早期筛查才是重中之重。”朱梁军如是说。约九成的大肠癌源自腺瘤性息肉的缓慢演变，而这一进程通常需耗费5至10年——“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去发现并阻断它的发展。”如今，无痛肠镜（全麻状态）已大范围普及，患者可在酣睡中完成全部检查，全程毫无痛感。牛鹏飞指出，若能在早阶段发现并施以综合性治疗，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跃升至80%以上。Ⅰ期结直肠癌的5年生存率更可达到80%至90%，而晚期（Ⅳ期）患者则仅剩10%左右的生存希望。“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乃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日常生活中的预防之道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年版)》，以下几类人群属于高危对象：

1. 有直系亲属（父母、兄弟姐妹）罹患结直肠癌或腺瘤性息肉病史者，其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2至3倍；

2. 个人有肠息肉或癌症病史者；

3. 患有炎症性肠病（如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且病程逾8年者风险明显上升）；

4. 患有遗传性综合征者（如林奇综合征，终身患癌风险高达80%；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患者癌变率近乎100%）；

5. 长期坚持“三高一低”不良饮食、缺乏运动、身形肥胖、长期吸烟酗酒者。

朱梁军建议，科学防控结直肠癌，关键在于“管住嘴、迈开腿、摒弃恶习、及时筛查”。饮食层面，讲究荤素均衡，加大芹菜、菠菜、菌菇、粗粮、瓜果等富含膳食纤维食材的摄入，同时削减红肉、腌制、熏烤及油炸食品的进食频次。研究显示，每日膳食纤维摄取量每递增10克，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便降低约10%。运动层面，切忌长久静坐，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片刻，每周坚持至少150分钟的有氧锻炼，以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困扰。生活习惯层面，尽量做到戒烟限酒，减轻对消化道黏膜的持续刺激，同时培养定时排便的规律，如厕时不玩手机，缩短蹲坐时间。就医意识层面，一旦出现便血、腹痛或排便异常，切勿盲目按痔疮自行处理，应先前往医院查明病因，树立主动防癌意识，将肠道检查纳入常规体检范畴，力求早发现、早介入、早治疗。

牛鹏飞补充道，近年来微创手术、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不断取得突破，即便是中晚期患者亦拥有了更多治疗选项，但“早期发现”始终是决定预后成效的核心要素。(完)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