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于7月29日发布消息，为深入贯彻《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以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推动科技金融领域数据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互通共享，央行携手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国家数据局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旨在统筹推进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应用，同步发布了《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该目录系统梳理了涵盖企业名单及科创属性、进出口动态、投融资状况、经营表现、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估及企业需求等八大类别，共计26项数据指标。同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并推动省级配套信息设施的建设，强化既有信息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以促进数据信息的广泛汇聚与共享。在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前提下，进一步规范科技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流程，强化全过程安全管控，切实筑牢数据风险防线。

《通知》着重强调科技金融数据开放共享与融合应用，积极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依法合规运用科技公共数据，并鼓励地方为科技型企业开辟授权开放的信息获取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创新模式。此外，还提出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深挖企业收支流水数据的利用潜力，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从而实现科技金融数据资源的跨域流动与高效对接。同时，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专属数据库，进一步丰富征信产品与服务体系，为科技金融的稳健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围绕完善数据赋能科技金融全链条的目标，《通知》聚焦融资对接、智能风控、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引导金融机构依托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库，精准构建科技型企业的数字信用画像，打造特色化的风控投研模型，并开发契合细分行业融资需求的科技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与相关部门深化合作，充分利用交易集中度、交易对手分布及稳定性等核心数据，深入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分析，绘制重点产业链全景图谱，实施“一链一策”策略，精准匹配金融资源，全方位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日常生活中，某些看似习以为常的饮食与起居习惯，实际上可能在悄然间为健康埋下隐患，甚至成为癌症等重症的诱因。这些习惯往往与一个“省”字密切相关——高温天气不舍得开空调、隔夜饭菜反复加热食用、腐烂的水果切掉坏处继续吃、调味品随意放在室温下保存。这四个细节，你中了几个？

酷暑时节，老年人尤其需要及时启用空调。随着年龄增长，皮肤上的温度感受器灵敏度逐渐减退，对外界冷热的感知变得迟钝。即便室内温度已经偏高，老人也可能浑然不觉，自然也就无法及时采取降温补水措施。然而，他们的体温调节与适应能力本就在衰退，倘若长期滞留于高温高湿且通风不良的空间，极易引发脱水、散热障碍及电解质紊乱，进而酿成中暑。更值得警惕的是，中暑还可能诱发原有疾病的加重，诱发多种并发症，波及全身器官的正常运转。

在极端情况下，中暑有可能进展为热射病——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重度中暑，总体病死率介于20%至70%之间，而老年患者的死亡率可飙升至80%。

科学使用空调，请牢记以下五项要点：其一，温差适度，室内外温差宜控制在8℃上下，夜间入睡可启用睡眠模式；其二，定时通风，每两到三小时开窗换气约十分钟，让室内空气得以更新；其三，注意遮挡，冷风切勿直吹头部、腰部和膝盖，建议常备薄外套以护住易受凉部位；其四，善用除湿功能，三伏天高温高湿，适时调至“除湿”模式，将室内湿度维持在40%至60%之间；其五，搭配风扇使用，空调与风扇协同运作，促进空气循环，体感更为凉爽舒适。

关于腐烂蔬果，不少人习惯将霉变部分切除后继续食用剩余部分。然而，肉眼未见的区域同样可能残留大量霉菌、细菌及其代谢毒素，例如黄曲霉毒素。长期摄入此类变质食物，肝脏首当其冲受到损害，罹患肝癌的风险随之升高。因此，蔬果务必选购新鲜者，一旦发现腐坏变质，最明智的选择便是整体弃置，切勿因节俭而冒险。

此外，霉变的花生、瓜子等坚果，表面出现斑点的鸡蛋，以及发芽的土豆，同样属于变质食品，食用后极易引发中毒反应。为安全起见，遇到此类情况应毫不犹豫地予以丢弃。

隔夜菜的隐患同样不可小觑。经过长时间存放，菜肴中大量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流失殆尽，同时细菌得以大量繁殖。尤其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食物变质速度显著加快，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随之产生——轻者引起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重者则可能导致食物中毒。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亚硝酸盐在胃内酸性环境中，可能与蛋白质发生反应生成亚硝胺，这是一种强致癌物，长期摄入可促使细胞突变，提升胃癌发病风险。

为此，建议每餐菜肴尽量少量烹制，现做现吃，尽量避免隔夜存放。切勿抱持“放进冰箱就万事大吉”的想法，冰箱并非保险箱，无法彻底阻止细菌滋生。以下四类食物尤其需要警惕：绿叶蔬菜、海鲜、银耳与蘑菇、土豆芋头及馒头等淀粉类食物。

再谈调味品的储存问题。未开封的加工调味品通常可保质一至两年，但一旦开封，若置于室温较高的厨房，尤其是紧邻煤气灶的位置，周围环境温度较高，极易加速变质。植物油、酱油及醋开封后仅能存放两到三个月；花生酱、沙拉酱、番茄酱等各类酱料，开封后保质期更短，仅为一至三个月。蚝油、生抽（尤其是减盐版生抽更不耐存放）开封后通常需要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一项调查研究揭示，在室温（24℃和30℃）条件下储存的蚝油，开封后第六周即检测出细菌，第八周细菌总数已超出国家标准。而在冷藏（4℃）环境下，尽管同样有细菌检出，但细菌总数始终控制在国家标准允许范围之内。若家中调味品已存放过久，切勿继续食用，不妨为父母购买新品替换。

正确的做法是：将不常用的调味品存放于冰箱冷藏，有助于延长其保质期，减少浪费。

归结而言，四大陋习须警惕：天热不开空调，小心“隐性中暑”偷袭；烂果切掉再吃，既伤肠胃又埋下致癌隐患；隔夜菜反复食用，胃肠道疾病伺机而动；调料室温久置，细菌超标风险重重。健康无小事，从今天起，改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便是为自己与家人的身体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

香港，7月29日电（记者邱兆翔）——香港贸易发展局今日揭晓一项关于东盟市场的最新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多达91%的受访内地企业正积极谋划进军东盟区域，其中约83%的企业打算借助香港多元化的专业服务资源，以拓宽其东盟版图。

该调查于今年初的1月至2月间展开，覆盖逾2000家内地企业。研究指出，在通往东盟市场的征途中，内地企业尤为倚重法律与会计合规、品牌推广、电商运营、供应链优化、融资渠道及风险管控等多维度的专业支援。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溟就此分析道，东盟如今已跃升为内地企业追求国际化成长的核心热门区域。企业不仅力图扩展销售版图，更致力于区域供应链的战略部署，并朝高附加值业务转型，同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半导体及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广阔商机。

调查进一步揭示，在东盟诸国中，马来西亚成为内地制造业及服务业企业的重点拓展对象之一，尤其对深耕半导体、工业材料及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而言，其扩张意愿尤为强烈。

香港贸发局研究部首席经济师（亚洲及新兴市场）胡洁雯对此补充说，马来西亚凭借成熟的工业体系、技能娴熟的劳动市场、富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以及多重利好政策，成为颇具潜力的投资热土。她指出，马国政府先前推出的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及国家半导体战略，预计将进一步强化该国作为东盟先进制造业、科技及服务中心的地位，并为意欲进驻的内地科创企业带来更多契机。（完）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