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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青蓝（接力”何以生）生不息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记者郭其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句出自《荀子·劝学》的千年古训，如今正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广阔天地间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意蕴。所谓“青蓝接力”工程，实则聚焦于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的培育与传承之道。
民营经济，始终是浙江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最丰沛的资源禀赋与最强劲的比较优势。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省内“创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然超过六十岁，将近七成的企业正站在代际交替的关键门槛之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蓝接力”工程应运而生，其核心指向，便是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跃升筑牢人才根基。
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迈向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新格局，“青蓝接力”的深层逻辑始终萦绕着一个“新”字：凭借新视野重构传承版图，依托新机制重塑培养架构，借助新力量激发内生潜能。这三者彼此呼应、层层递进，共同回应了民企如何“交好班、接好棒”这一现实课题。
新视野，意味着民企传承已从“家事”跃升为“国事”。民营企业的交接班，从来不只是关乎一企兴衰的私务，更牵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创业固然艰辛，守成亦非易事。如何引导民企实现健康有序的传承，如何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撑体系，正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4年，浙江成功获批成为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的全国试点。为了给新生代企业家铺设成长的“阶梯”，浙江持续深化并创新“青蓝接力”工程的实践路径。在顶层设计层面，2026年初出台的《浙江省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教育培训规划(2026—2030年)》，将培养任务从“年度安排”擢升为“五年规划”，从“部门行动”升格为“省级战略”，标志着民企代际传承被正式纳入省域发展全局的制度化轨道。
在价值定位上，“青蓝接力”从一开始便将目光投向更为宏阔的图景。它被精心打造为一项涵盖政治引领、支持服务、组织动员与教育培养的综合性体系，矢志锻造一支政治方向坚定、经营本领高强、社会责任厚重、文化素养深厚的新生代企业家梯队。正是这种全新的视野，使得“青蓝接力”成为一项有章可循、持续运转的系统工程，也让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路径愈发清晰，未来预期愈发笃定。
新机制，则推动人才培养实现从阶段性向常态化的深刻转变。历经多年的摸索与积淀，“青蓝接力”工程已构筑起一套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机制，促使民企代际传承从依赖“个人自觉”转向依托“制度保障”，从权宜之计化为长久之策。
机制之新，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上。纵观浙江大地，各地纷纷推出制度性安排——从省级层面前瞻性的五年规划，到市县级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引，再到基层落地生根的实施方案，制度的“四梁八柱”日趋稳固，令新生代企业家的培育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数据显示，自“青蓝接力”工程推行以来，全省已建立起各级新生代企业家统战组织逾百个，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全面覆盖。
机制之新，也体现在运行的常态化上。从“新生代企业家现代化能力提升计划”到“青蓝新学”，从“青蓝接力薪火传承营”到“青蓝之光”系列主题活动，一批批培养载体相继落地并持续运转。目前，浙江已促成知名浙商与新生代企业家结成师徒对子千余对，交流互动成为常态。导师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开班典礼上，更活跃于新生代企业家遭遇迷茫、面临抉择、应对转型的关键时刻。“传帮带”由此超越了“一次握手”的仪式感，演变为“长期陪伴”的深情守望。
机制之新，还体现在培养策略的精准化上。龙头骨干企业的接班人、高成长性企业的创业者、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掌舵人，他们各自面临的挑战迥异，所需的“养分”也各有侧重。对此，浙江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教，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培养从“大水漫灌”迈向“精准滴灌”，让每一位奋进者都能获得恰如其分的滋养。
新力量，则昭示着新生代企业家正从“接棒者”蜕变为“领跑者”。当前，浙江民企的代际交接已步入关键的转折期。这场接力赛中的主角们，不再满足于平稳接棒，更在主动谋划下一程的超越，勇立各自赛道的潮头。
这种“领跑”姿态，鲜明地体现在创新驱动的主动突围上。譬如蒲惠智造的王克飞、新凤鸣的庄耀中、桐昆的陈蕾等“企二代”，他们摒弃简单的守成思维，敢于破局、勇于变革，以数字技术重塑传统制造的模样；又如游戏科学的冯骥、无忧传媒的雷彬艺等新经济领域的翘楚，在游戏科技、直播电商等新兴疆域开辟出全新业态与赛道。
这种“领跑”姿态，亦体现在产业协同的格局重塑上。如果说老一辈浙商更擅长“单兵突进”，新生代则倾向于抱团共进。他们的合作早已跳出传统上下游的购销关系，指向技术共享、配套协同、联合研发的深度捆绑。从竞争者到合伙人，新生代企业家正在重构浙商群体的连接逻辑，也让单个企业的“领跑”升维为整条产业链乃至整个行业的“领跑”。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学成归来、扎根实业，他们接过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权与管理棒，更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一份责任的自觉担当。截至目前，浙江约两成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三成的专精特新及隐形冠军企业主要负责人、四成的独角兽及准独角兽企业合伙人皆为“80后”“90后”。新生代企业家正稳步从“后备力量”走向“中坚力量”，成为民营经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最坚实的根基。
功能特点
香港师生北京开启“新能源”（之旅：从“认知”）走向“实践”
中新网北京7月22日电 (张晓曦 姜姿屹) “参与此次训练营，让我对北京的认识从单纯的历史韵味中跳脱出来，转而惊叹于它作为清洁能源集聚地和科技创新高地的崭新面貌。”7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新时代筑梦计划”2026年度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中，来自香港伊利沙伯中学旧生会汤国华中学的周鸣华如此感慨。
此次训练营面向250名香港中学生、带队教师，于7月20日至8月8日在北京展开，聚焦新能源、航空航天与工程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四大领域的实践研习。活动组织香港青少年走访多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结合科技创新教育与实地调研，以助力他们深化对国家科技进展的理解，进而经由对国情的系统认识，强化对祖国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意识。
在7月21日的新能源专题实践中，香港师生先后到访北京交通大学物理演示与探索实验室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机构，通过高度互动式的趣味实验，直观体验到支撑新能源技术之核心物理原理的魅力。
“在香港时，我对新能源汽车并不陌生，但其普及程度尚不算高。”周鸣华说，抵达北京后，从私家车到公共交通的庞大新能源应用图景，让她深切感知到新能源发展背后的技术逻辑与社会推进力。“这让我大开眼界。”
另一位来自香港中华圣洁会灵风中学的许星悦，则怀抱着“聚焦实践转化”的目标而来。她表示，此行不仅收获了许多新知识，还结识了来自各地学校的同龄人，对内地社会的认知也因此变得更加立体。
训练营中，香港伊利沙伯中学旧生会汤国华中学的教师黄嘉俊还亲手体验了简化的新能源汽车模型。他分享道：“我在香港也驾驶过新能源车，但初次接触这种简易版本时，才意识到其结构竟如此简洁，完全适合学生尝试动手设计。”他认为，此类活动最大的价值在于让师生深化对新能源科技的全面了解，并能进入那些平常难以触及的场所，如核电站、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等，这些体验弥足珍贵。
黄嘉俊还坦言，相较于内地，香港在新能源领域的推进步伐略显滞后，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但他同时指出，两地存在优势互补的巨大潜力——内地制造业实力雄厚，香港则具备国际化联通专长，若能协同发力，便能更高效地将内地的新能源汽车等优秀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据悉，该训练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与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联合捐资，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实施，香港青年协会担任策略伙伴，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负责承办。(完)
使用说明
{以假乱真装非机动}车？起底电动摩托车黑色产业链
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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