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保山7月31日电 (陆希成)“这是什么？那又是啥？究竟该怎么品尝？”在云南省保山市板桥镇青龙街上，越南籍自媒体创作者小青的镜头几乎没停歇过。面对眼前从未接触过的木瓜水、烧肉米线，以及品类繁多、色彩诱人的各色果脯，她一边拍摄，一边接连发问。她坦言，这不仅是记录生活的点滴，更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沉浸式地感受别样的人生体验。

7月27日至8月1日期间，“世界同框幸会保山·2026海外媒体记者保山行”活动在该市盛大举行。来自缅甸、老挝、越南和孟加拉国的19名媒体从业者，共同穿梭于当地的新街旧巷之间，深入探访乡村的振兴成果与特色产业发展脉络。

作为此行成员之一，小青自小时候起便因《西游记》等中国影视作品，对这片东方大地产生了浓厚的好奇与向往。2013年，她选择在越南家乡开始系统学习汉语；2022年，她又远赴北京，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借助短视频平台，生动地分享着越中两国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差异与趣闻。

2024年完成学业后，她本可返回越南担任中文教师，享受一份相对安稳的职业。然而，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媒体创作的道路。“我时常在后台收到来自越中两国粉丝的私信，他们告诉我，通过我的视频，不仅增长了见识，也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还频繁催促我更新内容。这些反馈让我欣喜万分，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博主，能够传递积极向上的能量，确实是件极具价值的事情。”她动情地分享道。

小青徜徉的青龙街，始建于明代，曾是南方丝绸之路永昌段上商旅云集的歇脚驿站。如今，老街的格局依旧完好，摊贩的叫卖声与居民的日常往来浑然一体，烟火气十足。小青沿街缓行，镜头所及之处，尽是边陲古巷中充满新奇感与创意活力的画面。

有趣的是，虽然都叫“木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我尤爱那碗口感酸甜、质地弹滑的木瓜水。”小青笑着介绍，越南常见的红心木瓜甜味较重，多用于生食、凉拌或入菜烹制；而摊主向她解释，“我们云南的木瓜水，其实是利用假酸浆的种子，经过反复搓洗后制成的一种独特饮品。”

与小青同行的冯氏苍，也是一位来自越南的自媒体博主。她在中国学习中文多年，目前是苏州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博士生。起初，她只记录自己的求学日常，后来逐渐转向分享她眼中的中国风貌。此次保山之行，她则将镜头对准了龙陵县龙江乡的田园景致与层叠山野。

龙江乡地处高黎贡山南麓，静卧于怒江与龙川江之间，过去长期依赖传统农业。近年来，当地依托梯田、茶园和温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咖啡馆、民宿等新兴业态陆续涌现。冯氏苍不仅拍摄了乡村的自然风光，还特意走进悬崖边的咖啡馆，品尝了一杯地道的本地咖啡。她向粉丝感叹，在这里，自己仿佛找到了“无比自由、极其疗愈”的心境。

在采访中，她结识了这家咖啡馆的“95后”店主鲁贞情。当了解到对方曾经放弃城市里的工作机会，在当地政策的有力扶持下，毅然返乡创业的故事后，冯氏苍深受触动。

“在苏州，我的同学们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而我身边的越南朋友，也大多选择涌向大城市，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常常身兼数职。”冯氏苍说，这次保山之旅，让她亲眼见证了中国乡村的恬静、悠然与自在。她认为，偶尔放慢脚步，并非意味着“躺平”，而是为了积蓄力量，让自己走得更稳、更远。(完)

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就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相关情况向媒体作了通报。据他介绍，新版目录实现了对各类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的全面覆盖，其中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体系中的1180个具体病种，中成药则对应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所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

龚向光进一步阐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与使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实质上构成了群众就医问药、医生处方开具时优先考虑药物的重要参照基准。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居民健康诉求的日益攀升，加之药品研发领域的快速进步，当前的临床用药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迁。为了更精准地契合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对现行目录实施适时而恰当的修订与更新，已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为确保临床用药选择得更加精准、恰当且优质，国家卫健委集结了涵盖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政策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近千名专家。专家团队基于对我国近年来疾病谱演变趋势、病种分布特征、国内外临床诊疗规范以及海量用药数据的深度剖析，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系统性更新工程。

在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国家卫健委精准把握基本药物的政策定位，紧密围绕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系，着重凸显临床首选地位、倡导中西药并重策略、适宜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等核心导向。与此同时，充分考量了临床实际应用反馈、药品标准的动态变化、创新药物的研发进展，以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价格合理性和供应保障能力等多维度因素，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的最新动态，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推进了目录的更新优化，最终形成了2026年版方案。该版本目录总计收录794种药品，具体来看，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部分涵盖476种，涉及791个剂型和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个剂型和888个规格。

关于目录的主要调整内容，龚向光也作了详细说明。在品种增减方面，新版目录共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有2种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品被移出，中成药则无品种遭到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用药表述被统一规范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明具体药品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优化方面，新增药品共增加剂型175个、新增规格260个。对于原目录中予以保留的药品，其中134种获得了剂型或规格的扩充，累计新增剂型161个、规格200个；另有部分原保留药品的75个剂型和100个规格被调整出目录，这主要归因于相关药品批准文号的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是已被其他更优品种所替代等因素。

在目录规范化建设层面，本次调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通用药物分类标准以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化，对部分分类归属和剂型规格的表述予以了系统规范；同时，基于药品注册信息的变动，有2个品种从化学药品类别转划至中成药类别，以确保目录结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正值暑运高峰，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转，旅客遗失财物、拿错行李的情况屡有发生。近期，各地铁路警方接连处理了多起类似警情，引发公众关注。

近日，一趟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D8536次列车上，乘警巡视时注意到，乘客董女士正神色焦急地与乘务员交谈。经询问得知，董女士不慎遗失手机，她怀疑手机可能遗落在车站。随后，乘警依据董女士的回忆，沿着她上车后的行走路径展开搜寻，最终在其座位缝隙中寻回了这部手机。

除了随身物品遗落之外，铁路警方也接报多起错拿行李的事件。日前，由库尔勒驶往阿克苏的T4377次列车抵达终点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翼而飞，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乘警迅速展开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一件与沙女士描述高度相似的行李箱。结合车厢内公共视频，乘警推断该行李箱很可能被同车厢旅客误拿，最终通过遗落箱中的物品联系上错拿行李的王先生，顺利将行李箱归还给沙女士。

在乘车途中，不少旅客习惯性地随手放置手机、背包等物品，转身便遗忘具体位置，从而引发财物遗失。那么，旅途中哪些区域最容易令人疏忽？又该如何有效防范物品丢失？让我们来聆听铁路民警的专业释疑。

民警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候车室和车厢内人员众多，旅客在安检、候车、换乘等环节需频繁搬运物品，注意力易被分散。尤其是安检口、候车区、列车行李架等反复取放物品的区域，稍一疏忽，便可能遗落东西。此外，大件与小件行李混放，下车时匆忙收拾，也极易造成遗漏。

民警指出，除客流集中等客观因素外，旅客对随身物品看管不严，也是财物遗失的关键原因。部分旅客在候车或乘车时，将手机、钱包、背包等置于座椅、充电台、窗台等处，起身去接水、上洗手间或走动后便忘记取走；还有人只顾搬运大件行李，忽略了座位、行李架和充电插座周围的小件物品，等到察觉时往往已离开现场。一些旅客下车时仓促，未能仔细辨认行李架上的箱包，从而引发错拿。

在暑运出行期间，旅客应如何有效规避财物遗失风险？除了自身细致看管物品外，铁路部门还提供了哪些便民举措，以助力旅客降低遗失可能？

民警建议，出行前，旅客应核对好车票信息和行程规划，尽量提前1小时抵达车站，为安检、候车、检票留足时间。夏季衣物口袋较浅，切勿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放入外侧口袋，以免滑落丢失。手机、证件、钱包等贵重物品宜单独存放于随身小包中，与大件行李分开，便于随时查看。使用公共充电设施时，应确保手机处于视线范围。同时，建议旅客为行李箱、背包贴上彩色贴纸或悬挂醒目标识，便于快速辨认，降低错拿风险。上车后尽量将行李集中摆放，牢记存放位置，下车前预留充足时间，确认物品齐全后再离车。

除了加强自身防范，旅客也可依据实际需要，选择铁路部门推出的“轻装行”服务，以提升出行便捷性，减少行李遗失隐患。“轻装行”服务可为到达旅客提供“站到门”或“门到站”的行李搬运支持。旅客可在到站前24小时至1小时预约“站到门”，工作人员将从乘车站台或站内指定行李服务柜（服务台）接取行李，承诺在取件后5小时内送达车站周边35公里内的指定地点；已购票的出发旅客，可在开车前48小时至4小时预约“门到站”，工作人员上门收取合规行李并运送至出发站，安检通过后，按旅客要求，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服务柜或在开车前10分钟送至站台。截至目前，该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

“轻装行”使用教程

近日，一则关于“天价退票费”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某购票平台耗资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航班机票，由于个人行程临时调整，他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提出退票申请，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收到432元的退款。这一事件经央视财经等权威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令人欣慰的是，7月28日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金额分别为12000余元和2000余元，合计超过14700元，加上之前退还的432元，整笔15217元的票款终于悉数到账。然而，面对全额退还的结果，林先生并未感到丝毫轻松。他坦言：“退钱与否，对我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我更希望我个人的这次维权成功，能激励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一同勇敢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才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真正初衷。”他期望消费者协会能够仿照处理机票超售问题的约谈机制，积极介入高额退票费这一乱象的调查中。

针对这一事件，多位法律界专家纷纷发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购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其告知义务，致使消费者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陷入重大误解，相关收费条款应被视为霸王条款，其格式合同中的此类规定理当判定为无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进一步解释，退票费在法律本质上是违约责任的一种体现，其金额必须与航空公司因退票所产生的实际损失相匹配。他强调：“航空公司并未采用合理方式向消费者明示退票费用的具体比例，甚至故意将其置于隐蔽之处，收取的费用明显超出了实际损失范畴，这不仅是显失公平，更是极不合理的。”此外，苏号朋教授还尖锐地指出，航班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构成一种闭环商业逻辑——旅客若选择退改签，航司便以高额手续费获利；旅客若不退改签，则航司又通过超售将无法乘机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他总结道：“航司一边借助超售，一边利用高额退票费，从两头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压缩，而自身则能从中双边获益。”

一张小小的机票，承载着无数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憧憬与期待，它不应成为一笔令人困惑的糊涂账。要彻底化解天价退票费带来的种种争议，必须牢牢坚守“规则透明、权益对等”的底线。唯有当“提前告知”不再以最小字号藏匿于冗长条款之中，当“公平合理”真正落地为切实可行的格式要求，消费者方能安心购票、放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出行作为服务消费链条的首要环节，其规则本身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声誉，更深刻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健康运行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