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网络信息宣称“教师岗位将全面实现硕士化，本科学历者难以踏入教职门槛”，甚至提出“教师群体需提前应对职业转型风险”等说法。针对这些流传的言论，记者从“全国教育辟谣”平台获悉，经与教育部相关职能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为失实内容，现予以明确澄清。

根据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政策导向在于提升教师培养层次，具体举措包括：为幼儿园及小学阶段重点培育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师资力量，同时逐步推进中学教师队伍以研究生学历为主体的培养目标。然而，部分信息将“重点培育”和“逐步推进”误读为即刻适用于全体教师、具有强制性的统一要求，这显然是片面的理解。相关正式政策文件从未设定“全面硕士化”或“本科毕业生禁止进入教师行业”的硬性规定。

此外，关于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实施本硕衔接培养的举措，这仅是部属高校在师范教育领域的一项自主改革试点，其范围仅限于这些院校本身，并不扩展至其他师范类高校。

为此，提醒广大师范专业学生及在职教师，应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www.moe.gov.cn）等权威途径获取最新政策资讯，避免轻信或传播不实网络信息，确保对政策动向有准确认知。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退票费”风波，近日终于画上句号——那位因退票仅得432元而愤懑不已的消费者，已于7月28日全额拿回了票款。涉事企业携程亦对外宣告，自2026年7月31日起，将全面升级风险预警体系。与此同时，法律界人士呼吁，航空公司与销售平台应携手打造更为公允的交易规范，切实捍卫消费者的知情、平等交易及索赔权益。

7月30日傍晚，携程对外发布了一则详尽的说明，系统梳理了事件脉络。回溯至2026年7月4日，一位用户预订了当月16日北京飞往纽约的国航CA981航班，订单总价高达15159元。依照航司的退票条款，平台已将该规则公开展示，并以醒目的感叹号加以强调，告知仅能退还部分税费。7月13日，用户在携程App上自助发起了退票申请，系统依据航司既定规则完成了自动化处理。至7月14日至17日，退票与退款流程全部尘埃落定后，用户方才致电客服，抱怨退票扣费过重，恳请平台介入以挽回损失。客服随即联系国航，尝试申请退款追回或改签，然而因客票早已完成退票退款流程，相关诉求未能如愿。7月27日，经多方深入沟通，事件真相浮出水面——用户此前的退票行为背后，隐藏着未向客服提及的私人突发因素，这一情形恰巧落入“携程六重服务保障”的庇护范畴。平台随即启动该保障机制，并于7月28日完成特殊处理，向用户补偿了退票损失共计14727元。

携程强调，此次全额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的松动，亦非对个案的破例青睐，而是严格依据“六重服务保障”条款执行的规范化个案处理。经7月28日的进一步核实，林先生所遭遇的突发出行变故，完全符合特殊退订保障的适用条件。据悉，这一保障体系涵盖一站式售后、旅行预警、重大灾害体验保障金、特殊原因退订、应急援助及先行赔付等六大维度。

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的信息提示短板，携程承诺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机制：当订单可退金额不足票款两成之际，系统将自动弹出专属警示窗，以醒目方式告知用户扣费比例畸高、可退金额微薄，并二次征询退票意愿，以防用户因信息盲区而蒙受损失。该功能定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落地。

回顾事件源头，据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在购票平台购入一张北京至纽约的机票，却在航班起飞前三天因行程有变申请退票，最终仅拿回432元，扣费比率高达97%。林先生回忆，操作界面虽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起初误以为这意味着只需承担400余元的手续费。他认为，平台的界面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机票信息赫然陈列于App显眼之处，而退票提示却以细碎小字草草带过，毫无明晰告知之效。更令他费解的是，页面下方推荐的同航线可退改机票，票价仅相差400元左右，如此悬殊的退改规则差异，实在有失公允。

在与平台交涉时，客服曾表示退改规则由航司单方制定，扣款亦非平台收取。事件经媒体发酵后引发轩然大波，林先生最终于7月28日收到全额退款。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对此评论道，平台以小字号标注退票规则，未尽到显著提示义务，已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加之提前三天退票却遭扣费超九成，这远超航司的实际损失，该格式条款涉嫌无效，消费者完全有理由向携程及国航同时追责。即便国航确有此政策，携程作为销售平台及买卖合同相对方，亦有义务完整、醒目地告知消费者，若未履行职责，则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付建进一步阐释，自愿退票费的法律本质乃是违约金，理应以航司的实际损失为合理上限。此案中，消费者提前三日退票，航司有充裕时间再度售卖该座位，而扣费比例竟超过97%，显然超出实际损失范畴，属于不合理地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中国法学会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则强调，要让消费者安心消费、无后顾之忧，航司与平台必须秉持诚信守法之道，制定公正透明的交易规则，全方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及求偿权。本报道综合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七月的云南东川，雨季时节，小江两岸漫山遍野的新银合欢树郁郁葱葱，如同一条绵延的绿色丝带；河谷中的田畴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五彩斑斓的作物铺陈其间，而小江水流平缓，静静地汇入金沙江的怀抱。

这般景象下，年近六旬的李自强老人，一位世代居住在小江岸边的当地居民，面对外来游客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东川为什么享有“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名号，常常感到难以说得清道得明。

东川区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的最北端，紧邻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畔，小江自境内蜿蜒而过，是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这里的铜矿开采历史绵延两千余载，自东汉时期起便源源不断地为历代王朝供应铸币之材，因此赢得了“天南铜都”的美誉。

这座城因铜而兴，也因铜而衰。李自强回忆道，从他幼年记事起，外来者涌入矿山成为矿工，本地人则为矿工们耕作粮食，整个城市的一切——政府机关、学校、医院——都围绕着“铜”这一核心运转。年轻时，他曾在东川的一家工厂供职，负责生产冶炼铜所需的化工原料。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东川的铜矿资源日渐枯竭，矿山相继停产关闭。李自强形容当时的情景犹如“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一切运转戛然而止——劳动者失去生计，商铺餐馆纷纷歇业，他自己也未能幸免，沦为下岗职工中的一员。

长期以来，伐薪烧炭、炼铜取利的生产方式让东川的生态环境承受了沉重创伤，加之该地区坐落于地质大断裂带之上，小江虽在东川境内流程仅有90余公里，但两岸曾经密布多达107条泥石流冲沟。1985年，东川的森林覆盖率仅剩13.3%，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七成，每平方公里年输沙量竟高达1.2万吨。

“从前一到雨季，小江两岸的泥石流咆哮而下，那阵势就像‘座座山头走蛟龙，条条沟口吹喇叭’，洪水裹挟着泥沙瞬间吞噬了大片庄稼。”李自强感慨万分，正因为如此，东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冠以“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之称号。

面对泥石流带来的无穷灾害，东川人民在数十年间展开了一场持久的综合治理攻坚战。他们首创了“稳拦排改”的泥石流治理体系，对泥石流沟道实施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双管齐下的协同治理——稳固山体结构、拦截泥沙下泄、疏导洪水通道、改造荒芜滩涂，这套方案后来被推广至全国各地的泥石流排导工程建设之中。

与此同时，针对海拔1600米以下造林难度极大的区域，东川自主研发了“漏斗底鱼鳞坑整地技术”，有效解决了树木成活率低下的难题。当地还以壮士断腕般的决心推进矿山整改行动，关闭并注销了67个矿业权，封堵矿洞约159座，建成绿色矿山6座；完成了金沙江流域昆明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小江流域高山峡谷区（东川片）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面积达65.06公顷，涉及36座历史遗留矿山。

今日的东川，面貌已焕然一新。年均泥石流爆发次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28次骤降至不足1次，森林覆盖率攀升至29.22%，每年输入金沙江的泥沙量锐减75%，东川已牢牢构筑起长江上游的一道坚固生态防线。

在稳固山河的同时，东川也在积极破解“资源枯竭”的发展困局。2004年，云南省在东川设立了再就业特区，各类企业接踵而至。李自强曾积极参与特区建设并实现了再就业，他感慨道：“如今连以前无人问津的铜矿废渣都成了宝贝，被一家海绵城市建材公司加工成透水砖，销往全国各地。”

昔日的泥石流荒滩，如今则华丽转身为充满希望的“沃土良田”。东川通过沿江面山治理、植树造林、泥石流防治、水土流失治理以及国土综合整治，累计垦造良田超过4万亩，惠及群众5万余人。先后建成了28个百亩以上的连片特色水果基地，亚洲规模第二的正大蛋鸡养殖项目以及农夫山泉重点产业项目均已投产并在发展中展现效益。

“泥石流地貌”本身也得到了创造性开发利用。2004年，东川勇敢迈出第一步，在泥石流沙滩上举办汽车拉力赛，随后这一赛事逐年升级为国际性赛事。该赛事与东川气势恢宏的红土地景观、第四纪冰川遗迹轿子雪山交相辉映，共同构筑起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的坚实支柱。2025年，东川累计接待游客488.7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6.61亿元。

为了彻底褪去“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这一称谓背后的灰暗底色，东川将继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屏障，书写属于自己的绿色蝶变新篇章。

炎炎夏日，蝉鸣声声，城市街头巷尾弥漫着浓郁的夏日气息。对于许多在校大学生而言，走出大学校园、踏入社会打工赚钱，已然成为他们度过悠长假期、丰富自身经历的重要方式。根据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所开展的一项面向1333名青年的专项调研结果，今年暑假期间，高达82.2%的受访大学生或是已经投身于暑期工作，或是正在酝酿相关计划。在众多暑期工种中，线下实体店铺类岗位（占比34.9%）与家教辅导类工作（占比29.1%）最为抢手。值得注意的是，62.2%的受访大学生选择打工的首要动因在于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来自上海、目前正就读大学的00后学子高子逸，已是拥有超过一年教龄的“资深”家庭教师。主修数学专业的他，长期以来一直为一名高中生提供数学与英语的辅导。备课研习、课堂讲授、以及与学员及其家长的沟通互动，共同构筑了他过去一年多以来每个周末的固定生活节奏。对他而言，这份家教的角色远非单纯谋生的手段，它更是一种让周末时光变得丰盈而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已有打工经历或有此打算的受访大学生比例达到了82.2%，相较于两年前同类调查所录得的72.7%，这一数字实现了近10个百分点的显著跃升。进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在大三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攀升至87.0%；而在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大学生中，实际参与暑期打工的比例也高达85.3%。

与高子逸的选择截然不同，来自湖北的大二学生淡紫悦，选择了一份更具市井烟火气息的工作——在一家快餐连锁门店担任服务员。在正式上岗之前，她一度天真地以为这份工作不过是站在收银台前轻松操作几下而已，然而真正投入其中后，她才深刻体会到其中的艰辛远超最初的想象。“几乎什么杂活都得干，空闲时在前台负责点餐，忙碌起来则要冲进后厨炸鸡块、打包外卖、清理餐桌，常常一个人要扛下所有环节。”淡紫悦回忆道，最令人应接不暇的时刻，是整个晚高峰时段店内仅有她和另外一名同事在岗，两人不仅要应对络绎不绝的堂食顾客的催促，还要同步处理纷至沓来的外卖订单，同时必须目不转睛地关注油锅中翻滚的食材。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对她而言无疑构成了一个不小的考验。

与此同时，在山西晋中，年仅20岁的杨鑫天则在自己就读的大学校园内觅得一份工作——学校体育馆前台。表面上看，她的职责并不复杂：负责登记羽毛球场与乒乓球场的租借人员信息，并收取相应费用。然而，生性内向、不善言辞的杨鑫天，却需要鼓起勇气直面每一位前来租借场地的同学，耐心细致地讲解价格、完成信息登记，甚至在闭馆时刻，还要克服内心的怯懦，礼貌而坚定地提醒那些超时逗留者离场。她坦言：“对于我这种不太擅长社交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确实极大地锻炼了我的沟通与应变能力。”

调查结果同样显示，在正在打工或计划打工的受访大学生群体中，选择投身线下实体门店（如奶茶店、餐厅、超市等）工作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4.9%；紧随其后的是家教辅导类岗位（如上门家教、培训机构助教、课后托管等），占比为29.1%。除此之外，其他热门选择还包括：内容创作类工作（涉及短视频剪辑、直播带货、自媒体运营等）占13.9%；AI数据服务类（包括AI训练数据采集、AI提示词编写等）占8.3%；体力劳动类工种（如快递分拣、外卖配送等）占6.8%；线上零工类（涉及数据标注、问卷调查、在线客服等）占5.8%。

高子逸曾在学校超市有过一段勤工俭学的收银员经历。他自豪地表示，自己已经大约有整整一年时间未曾向父母索要过生活费，日常所有开销皆源自个人劳动所得，“能够更早地体会到经济独立带来的那份快乐，真的很让人有成就感。”然而，他亦坦诚地补充道，家教工作所赋予他的，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金钱回报，更是一种宝贵的“被需要感”：目睹学生的成绩在点滴中稳步提升，那种源自内心的满足与欣慰，远比工资单上跳动的数字更能给人以慰藉。

对于淡紫悦而言，打工的动因则显得更为具体且目标明确——“为了攒钱去杭州旅行”。为此，她精心规划了一份高达2600元的旅行预算。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她在餐饮店高强度工作了整整两个月，最终换来了三天无拘无束的杭州之旅。西湖边的微风、灵隐寺悠扬的钟声……那些她通过辛勤汗水换来的旖旎风景，永久地定格成了那个夏天最生动鲜活的记忆。对她来说，这笔钱并不仅仅是一张旅行的“支票”，它更意味着她迈向经济独立时那份坚实而笃定的底气。

而杨鑫天最初决定打工，则是源于想要攒钱购买一台相机的朴素心愿。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暑假她还与朋友一同前往玻璃厂体验打工生活。她的工作听起来似乎异常简单——为杯子贴标签。但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其辛苦程度远远超乎她的预料。“一天下来要贴超过6000张标签，刚开始时杯子堆叠得非常高，只能全程站着操作；等到数量渐渐减少，才能找个纸箱坐下来继续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学生选择从事暑期工作呢？在两年前的同类调查中，首要动因是“赚钱”（占比61.6%）。然而今年，“积累工作经验”（占比62.2%）已跃升至首要位置，紧随其后的方是“赚钱”（占比61.8%）。此外，其他相关动因还包括：渴望体验不同类型的工作状态（占48.5%）；打发假期时间，避免在家无所事事（占45.1%）；结交新朋友，拓展社交人脉圈（占37.8%）；验证自身专业与职业的适配度，探索未来兴趣方向（占27.8%）；以及单纯想体验“自己挣钱”的独特感觉（占16.3%）等。

在玻璃厂工作一周后，杨鑫天共计收获了570元薪水，这笔钱被她全部存入了专门为购买相机而设立的储蓄账户中。近些年来，她通过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以及校外的各种打工实践，先后体验过快递分拣员、外卖分拣员等多种不同的工作角色，也由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校园环境与社会用工标准之间的显著差异：校内的勤工俭学岗位对学生的包容性更高，管理制度也相对宽松；而社会上的工厂则实行标准化流水线作业，管控异常严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与氛围，让她提前感知到了真实社会运行的用工规则。她也逐渐深刻领悟到，劳动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体现为账面上冷冰冰的数字，而更在于自己亲身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克服的每一个内心恐惧，以及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每一分宝贵成长。

本次受访大学生群体构成如下：准大学生占11.2%，大一或大二学生占24.3%，大三学生占27.8%，大四或准毕业生占24.2%，硕士研究生占9.5%，博士研究生占3.0%。从专业背景来看，文史经管类学生占32.4%，理工农医类学生占56.3%，艺术体育类学生占7.6%，其他专业类别占3.7%。就生源地而言，来自一线城市的占31.2%，二线城市占39.8%，三四线城市占21.2%，县城或城镇占5.9%，农村地区占1.9%。（除淡紫悦外，文中其余受访者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