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近日对外发布四起涉军维权司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从军用土地保护、军工企业破产重整、退役军人权益保障以及军人军属司法救助四个维度切入，集中展示了法院系统在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合法权益方面的最新司法实践。最高法表示，此举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为涉军维权工作提供明确裁判指引，同时进一步营造崇尚军人、支持国防的社会氛围。

此次发布的案例具有鲜明的导向意义。在首起案例中，某基层法院拥军法庭面对军用土地因历史遗留问题被查封的复杂局面，创新运用“听证+磋商”的柔性方式化解矛盾，协调军队、地方政府、企业及债权人等多方力量，最终促成保全措施的解除，既保证了部队重点军事设施建设的如期推进，又兼顾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通过土地置换方案实现了多方共赢。这一实践生动体现了司法在平衡国防建设与民事权益方面的智慧，也为处理类似纠纷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军工企业的重生路径同样引人关注。第二起案例中，一家拥有多项军工资质、长期承担部队装备保障任务的特种车辆企业，因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危机。法院在审理其破产重整申请时，充分考量了企业所具备的军品生产资质、客户资源及完整生产要素等独特优势，创新性地指导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继续自主经营，并通过府院联动引入共益债权破解融资难题。重整期间，该企业不仅顺利完成了上亿元的军品订单并通过军方验收，还在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后实现了“涅槃重生”，为军工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司法支撑。

退役军人权益保障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第三起案例中，退役军人刘某在入职某公司后，发现用人单位在计算其累计工作年限时，未按其2年1个月的服现役年限计入工龄，导致年休假天数核算出现偏差。法院审理认为，依据退役军人保障法及相关法规，服现役年限必须依法折算为工龄，并据此判决该公司补足刘某未休年休假工资2.9万余元。这一裁断不仅纠正了用人单位的错误做法，更以司法之力捍卫了退役军人应有的职业尊荣，向全社会传递出对军人奉献精神的深切敬意。

第四起案例则聚焦军人军属的急难愁盼问题。戍边军人张某亮之父亲因交通事故不幸离世，肇事方虽被判刑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使得失去顶梁柱的家庭陷入困境。执行法院在了解张某亮长期驻守条件艰苦的边防一线、其母年老多病、其兄亦需抚养两名子女的实际情况后，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足额发放救助金，并联动相关部门为军属落实补助款，最大限度缓解了军人家庭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让司法温度直抵军心，也体现了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深度融合。

展望未来，人民法院将持续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进涉军维权工作，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司法力量，用高质量的司法实践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南昌国际陆港于7月31日对外披露，截至当天，其铁海联运班列总开行量已跨越万列大关，达到10061列。这一枢纽不仅是江西的核心物流节点，更在中国中部地区的货运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近年来，该陆港通过持续加密并开拓国内外联运路线，着力打造“铁路衔接港口”的立体化多式联运网络。目前，从南昌通往宁波、厦门、福州、广州及深圳的铁海联运线路，已全部实现常态化运作，为区域货物出海提供了稳定高效的通道。

在通道布局方面，南昌国际陆港已构建起12条铁海联运线路和13条中欧（亚）班列线路，共计25条国际物流走廊，其货运脉络绵延至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覆盖面广泛的国际物流版图。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该陆港累计开行外贸班列10563列，到发重箱数量达69.58万标准箱，累计货值攀升至180.85亿美元，展现出强劲的集散与辐射能力。

为推动本地优势产业“走出去”，南昌国际陆港与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紧密协作，精准对接汽车制造、机电设备等领域的出口需求。今年前七个月，商品汽车出口量达8.21万台/套，同比增幅高达43.17%，成绩斐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江铃汽车贡献了其中8.06万台/套的出口量，全部经由该陆港铁路通道发运海外。此外，比亚迪、奇瑞、捷途、江淮等多个知名车企，也纷纷借助南昌国际陆港的平台优势，加速拓展国际市场版图。(完)

中新网香港七月十八日电（记者邱兆翔）一场名为“‘镜’鉴半世纪，文脉传香江：从阅读到思考”的专题文化讲座，十八日在香港揭幕。此次盛会由香港《镜报》担纲主办，香江智汇协办，并作为第三十六届香港书展的配套活动之一，特邀内地及香港传媒界、文化圈与学术领域的翘楚齐聚一堂，聚焦于人工智能重塑传媒格局与阅读习惯之际，如何维系深度阅读的实践与价值。

开幕仪式上，香港《镜报》执行社长徐新英回顾道，其先父徐四民先生怀揣赤子之心，于一九七七年创立《镜报》。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刊扎根香江、情系家国，悉心培育本地文化脉络，并持续弘扬狮子山下的奋斗精神。她指出，随着AI技术日新月异，传媒生态与阅读载体经历剧变。此次讲座旨在搭建一个高层次的对话平台，探索在科技浪潮中守护人文精髓的路径，引导大众于信息碎片纷飞之际维持独立思考，恪守主流价值，并践行媒体的社会担当。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宗彝则强调，《镜报》作为香港变迁的忠实记录者与见证者，沉淀了岁月的厚重、彰显了观照全局的舆论高度，亦展现出润泽人心的文化包容力。在AI时代，获取资讯的壁垒虽大幅降低，但深层次的思辨能力却愈显珍稀。他呼吁传媒与文化从业者，当以笔墨为明灯、以事实为准则，勇做新时代的书写者、社会的洞察者及正向价值的传播使者。

随后的圆桌讨论环节，诸位讲者以“从狮子山下到AI时代——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阅读与思考”为主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智慧交汇与观点激荡。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