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天津7月31日电（记者 周亚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30日举办的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上指出，“十五五”时期有望成为服务消费的黄金发展窗口。他预计，到该规划期末，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或攀升至约50%的水平。

王一鸣引用相关统计数据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攀升5.3%，较商品零售增速高出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然跃升为带动整体消费扩张的核心驱动力。

在他看来，当前加速服务消费扩张正面临三重利好契机。其一，国民消费架构升级带来转型机遇——随着人均GDP逼近1.4万美元，居民消费重心正逐步由实物商品向服务体验迁移；其二，人工智能技术为服务消费注入崭新活力，智慧教育、智能康养等创新模式持续释放市场潜力；其三，政策导向与机制变革提供有力支撑，新近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置于重点任务的首要位置。

针对天津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王一鸣提出多项建议：应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充分依托海港资源与会展平台等独特优势，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大力扶持新兴服务消费业态，鼓励消费模式与场景持续创新；同时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放大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的后续效应，着力培育入境消费市场。（完）

暑假期间，孩子的视力滑坡让许多家长忧心忡忡。科学干预究竟应当如何开展？近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权威机构，正式公布了6月“科学”流言榜，其中数个关于视力健康的误解被逐一澄清。例如，“晒眼皮可治愈近视”这一说法，究竟是否可信？

“晒眼”真的能抑制近视进展吗？医务人员指出，真正的近视防控核心在于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照下实现“动态远眺”。若每天坚持超过40分钟的连续户外运动，或累计达到每日两小时、每周14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长，便能显著降低近视发生率，同时有效延缓眼轴增长。

然而，“晒眼皮”的做法与上述科学手段截然不同。所谓“晒眼皮”，即闭目面向阳光，尽管眼皮合拢，但由于光线强度被大幅削弱，根本无法达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生物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眼状态下无法形成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因而完全无法发挥延缓近视的作用。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行为本身潜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医务人员强调，虽然处于闭眼状态，但阳光持续直射眼部时，红外光等波段仍可穿透眼睑皮肤渗透至眼内，长此以往将对眼部功能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

面对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家长切勿寄望于“晒眼皮”能让屈光度数归零。医务人员提醒，务必及时携孩子前往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选择科学且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例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或在医嘱下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方能有效遏制近视进一步加深。

假期中，儿童视力为何频频“告急”？电子屏幕使用失控、户外活动时间匮乏、读写姿势不端，已成为导致儿童近视加深以及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三大主因。伴随青少年近视高发态势，如何科学进行防控，已成为广大家长迫切关注的议题。

在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与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构成了目前最主要的矫正及干预方案。但务必提醒的是，任何方案的采纳都需以专业检查为前提，依据个体情况量身定制。

·离焦眼镜：延缓近视效果存在个体差异

离焦眼镜作为当前青少年近视防控领域的主力功能性镜片，其核心原理在于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独特的光学周边设计，有效减缓眼轴延伸速度。研究数据显示，此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的延缓效果约为三至六成，对眼轴延长的抑制作用约为两至五成，最终效果因镜片设计类型与个体差异而存在差别。其突出优势在于佩戴方便、非侵入性，且不受年龄限制。

·OK镜：对角膜条件要求严苛 并非人人适用

角膜塑形镜（OK镜）已被证实能够有效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之前，必须完成全面的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状况。此外，市面上大多数品牌的OK镜矫正范围通常限于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所有近视者均适合佩戴。

·低浓度阿托品：须在医生严密监测下使用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浓度分别为0.01%、0.02%、0.04%）是目前我国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专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研究证实，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在三至七成之间。此类药品务必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三个月复查眼轴长度、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等指标。严禁未经医生指导自行购买、长期使用或超适应症用药，以确保用药安全性与疗效的动态评估。

医务人员还指出，暑期前来咨询近视手术的青少年及家长人数众多。但从医学角度看，无论是角膜屈光手术还是眼内人工晶状体植入，本质均属于屈光矫正手段，并不能改变已被拉长的眼轴。对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鉴于其眼球仍处于发育阶段、屈光状态尚未定型，原则上不建议也不允许实施此类手术。

OK镜与离焦框架镜应如何选择？

医务人员介绍，角膜塑形镜（OK镜）的适用条件具有明确界限：多数品牌的获批矫正范围限于近视度数≤500度，同时对瞳孔直径、眼表健康状况等指标均有较高标准；一般推荐配戴年龄为8岁及以上，以确保佩戴配合度与日常卫生管理能力。

医务人员进一步强调，对于近视度数较低（例如低于100度）的儿童，佩戴OK镜在延缓眼轴增长方面的增益效果存在个体差异，因此一般不作为首选干预方案。而对于近视度数偏高、接近或超出品牌标称数值（如超过600度）的情况，相关风险将随之上升，验配时需格外审慎评估。

针对那些不适合佩戴OK镜的青少年，离焦框架镜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替代选择。此类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1000度、散光≤400度。但需留意的是，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往往弱于中低度近视人群。离焦功能性框架眼镜一般建议每日佩戴时间不少于7小时；若佩戴时长不足，防控效果将明显打折扣。离焦眼镜的验配亦需经专业评估，进行个性化决策，不宜盲目自行选购。

部分家长眼见孩子近视度数不断攀升，恨不得将各类防控手段悉数用上，甚而同时佩戴OK镜与离焦框架镜，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医务人员建议，从治疗机制来看，角膜塑形镜已能够实现良好的日间光学矫正，其光学原理与离焦镜片具有一致性，因而并无必要叠加使用。

护眼贴是否真具神奇疗效？

近期，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平台中大肆宣传其可预防和控制近视，个别商家还特别推出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儿童的专属产品。此类商品还热衷打“成分牌”，号称含有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及多种草本精华，更有甚者宣称可通过“8大穴位敷贴”调节双眼状态。

对此，医务人员郑重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与规律坚持，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并不可信。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外用叶黄素敷眼贴可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更不具备抵御蓝光损伤的作用。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或可带来短暂清凉体验，或因物理遮盖效应缓解部分视觉疲劳，其效果与热毛巾敷眼无异，却无法改变角膜曲率，更缺乏证据表明其能逆转眼轴增长。面对诸如此类夸大宣传，家长应保持理性，切勿轻信。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广州七月三十日电（记者蔡敏婕）——当视觉信号跃入眼帘，人的意识究竟如何将其转化为主观体验？灵长类动物又是否拥有区别于啮齿类动物的独特神经编码机制？这些长期萦绕在神经科学领域的谜题，如今有了新的解答线索。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于三十日对外披露，该院刘胜教授团队在单细胞水平上首次完整绘制了纺锤体神经元的多维画像，涵盖分子特征、形态结构、电生理属性与环路连接图谱，并由此揭示了该类独特神经元处理神经信息的底层逻辑。这项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细胞生物学》。

所谓“视而不见”，指的是物体虽清晰投射于视野，视网膜也已完成初步加工并将信号传送至大脑视皮层，但人的主观意识却对之毫无察觉。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为盲视现象——患者坚称眼前一片漆黑，但身体却能下意识地精准判断物体的方位、移动轨迹与速度。

事实上，完整视觉的形成，不仅依赖眼球对目标的捕捉与检测，更不能缺少视网膜的初步处理、视皮层的深层加工，以及最终被主观意识所感知这一关键步骤。其中任何环节出现偏差，都可能诱发诸如盲视、弱视等视觉障碍。

因此，深入探索灵长类所独有的神经信息处理通路，对于揭示意识产生之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胜指出，纺锤体神经元特异性地栖息于人类及其他具备复杂情绪与高级认知机能的物种的特定脑区。当此类神经元发生病理性变异时，往往伴随情感调控、社会认知和意识功能的紊乱——如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及额颞叶痴呆等多种神经精神疾病即属此类——这种改变甚至可能引发视觉信息处理异常，进而表现为类似“视而不见”的视觉忽视症状或注意捕获功能障碍。

研究团队运用先进的Patch-seq技术，系统采集了五百七十八个神经元的多模态数据，成功构建出灵长类前岛叶区域纺锤体神经元的综合特征图谱。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纺锤体神经元展现出一种罕见的树突起源型轴突结构，这一特殊形态重塑了电信号的传导规律。这些神经元极少参与局部微环路的精细运算，反而擅长整合来自多种感官的信息，依托低频、稀疏的放电模式实现跨脑区的长距离信号传递，从而支撑起灵长类快速直觉判断与情绪反应。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项研究颠覆了既有的认知框架——证实纺锤体神经元实际上包含两种在分子构成和形态特征上迥异的亚型，各自对应不同的远程投射通路。这一发现揭示了全新的神经计算范式，不仅为理解人脑高级认知机制开拓了新思路，也为类脑智能系统中长程通信模块的设计提供了珍贵的生物学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