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顽固的体重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求美者把目光投向了药物减重路径。被誉为“躺瘦神器”的注射型减肥针，凭借便捷的使用方式和引人注目的瘦身效果，正迅速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案，悄然成为众多减重人群追逐的热门选择。然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暗藏隐忧——不少跳过医院专业评估、私自网购针剂自行注射的消费者，纷纷遭遇了恶心、呕吐等身体不适，严重者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情况。这些所谓的减肥针真是人人皆宜的“万能钥匙”吗？其潜在风险究竟有多大？停药之后体重是否会卷土重来？

事实上，目前国内已有多款减重注射针剂获批上市，但无一例外均属于处方药范畴。这类药物的核心成分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一种人体肠道天然分泌的肠促胰素，其主要功能在于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尽管市面上已有超过六款基于此机制的减重针剂获得国家批准，但它们针对的作用靶点、适宜人群及减重力度各有侧重，然而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副作用却普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良反应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本身的药理机制使然。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明确指出，所有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要求，必须经医生对个体身体指标进行专业评估后方可使用。违规购买、盲目注射的行为，本身便埋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的人群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所付出的代价远超预期收益。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绝对不可触碰此类药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强调，以下几类人群应坚决避免使用：其一，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者，以及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或其家族史的人群；其二，曾罹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士；其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目前缺乏该类药物的安全性数据，不宜贸然尝试；其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关于停药后体重反弹的疑问，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前流行的几款减肥针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打一次永久瘦”的理想并不存在，绝大多数使用者停药后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值得关注。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步恢复至用药前水平，同时此前因减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随之逆转。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分析指出，减肥针如同一个外接的调控装置，持续对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加影响。一旦药物撤除，饱腹感消失，饥饿感便重新浮现，从而促进进食量或摄食频率的增加，整体能量摄入随之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经历代谢适应过程，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反而减少。一边是摄食量上升，一边是能量消耗下降，最终形成能量正平衡，体重便不可避免地快速反弹。

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急速下降后同样未经专业指导便草率停药，随后又因反弹再度注射，陷入反复用药、反复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剧烈波动的模式对机体造成深远影响——脂肪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体脂率却反而上升，最终可能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甚至出现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等症状。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提醒，当体重达到理想标准后，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少剂量直至完全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是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调整都至关重要，这涵盖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睡眠质量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面。药物仅仅是减重强化阶段的辅助工具，其价值在于为建立健康生活习惯提供一个黄金窗口期。而停药后能否持续执行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恰恰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程度的关键因素。

归根结底，减重之路并无一劳永逸的捷径可循，最终仍需依托健康的饮食与运动习惯作为坚实基石。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久的饮食自觉，逐步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蔬菜的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同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能在追求理想体重的过程中收获持久且健康的成果。

中新网唐山7月29日电　题：唐山大地震50周年祭：7.28米纪念碑前的无尽追思

　　中新网记者　陈林　艾广德

　　7月28日，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低回的小号《思念曲》仿佛在空气中缓缓流淌。园中那棵曾亲历浩劫的泡桐树，枝叶半枯半荣，点缀其间的鲜花簇拥着一副副垂落的挽联，显得格外肃穆。

　　一座高达7.28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密密麻麻地镌刻着罹难同胞的名字，每一笔都记录着一个破碎的家庭。碑前方一汪水面，距碑身恰为19.76米，微风拂过，泛起层层涟漪。这两个精心设计的数字，将时间的指针牢牢钉在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那场7.8级大地震瞬间吞噬了超过24万条生命，另有16万余人身受重伤，被后世铭记为“20世纪人类最惨痛的灾难之一”。

　　正值盛夏酷暑，烈日当空。然而，灼人的热浪并未阻挡市民的脚步，一批又一批手持鲜花的人自发涌入园中。人群里，既有满头银发、步履稳健的老者，也有被搀扶前行或安坐轮椅的长辈；既有被父母怀抱的幼童，也有窝在婴儿车里咿呀学语的小儿。他们有的与家人亲友相伴，有的孤身而来，但每张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与沉思。

　　13面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工匠以金色隶书精心刻下247986个名字，笔锋刚劲有力。这些名字大部分完整无缺，但也有些尚未取名的婴孩，只能以“某某之子”或“某某之女”代称。自2012年管理方启动姓名补录与修正工作以来，已有3413个名字被补充刻入，594处错误得到校正。

　　碑墙之下，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寄托哀思：有人静默伫立，目光久久凝视；有人深深鞠躬，无声致意；有人低语呢喃，仿佛在与逝者对话；也有人难以自抑，放声恸哭。一些祭奠者将整束鲜花轻轻放置于墙脚，另一些则摘下小朵，小心翼翼穿过花丛，踮脚将花朵贴附在亲人的名字上方，用透明胶带固定。还有人戴着手套，轻柔地擦拭着刻有至亲姓名的碑面。

　　鲜花或成盆、或成束，却鲜有高大华丽的祭篮。人们只是将花安放在刻有亲人名字的墙根，既不喧哗，也未遮挡那些沉甸甸的姓名。

　　在纪念墙的一隅，镌刻着那些牺牲于唐山抗震救灾一线的烈士英名，此处同样鲜花环绕。一条挽联格外醒目，上写道：“悼念抗震烈士”，落款为“唐山市民敬献”。(完)

据中新网7月31日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于当日举行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言人蒋毅透露，“十五五”规划所确定的109个重点工程正加速落地推进。今年以来，已有一批标志性项目破土动工，诸如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以及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皆位列其中。与此同时，新藏铁路东西两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工程的前期筹备工作同样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力求尽快启动建设，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

盛夏时节，不少人都盘算着奔赴山野林地寻一处清凉，或是带着心爱的宠物返乡团聚。当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防蚊灭虫、预防肠胃毛病之际，一种潜伏更深、危害却更为凶险的传染源——黑热病（学术上称为内脏利什曼病），恰在此时迎来其传播的活跃周期，亟需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本文将从多个维度为您系统剖析这一疾病，助您和家人安然度过一个无忧的夏日假期。

所谓黑热病，本质上是一种由利什曼原虫引发的慢性寄生虫感染。该病原体侵入人体后，主要攻击肝脏与脾脏中的巨噬细胞，进而引发这两大器官的肿大及功能性损害。倘若未能及时接受规范治疗，致死率将处于极高水平。

就目前而言，黑热病在我国并非呈全国性蔓延态势，其高发地带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西北各省以及西南局部区域，具体涵盖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新疆和四川等地。正因如此，倘若暑期计划前往上述地域游玩、扎营或从事野外作业，必须格外重视自我防护，防止被传播该病的白蛉叮咬。

白蛉，堪称黑热病传播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这种体型微小的飞虫，身长不过2至5毫米，体呈灰黄色，周身覆满细毛，双翅休憩时张开呈V字状。其飞行能力有限，常以跳跃式短距离移动，行动悄无声息，极易被人忽略。它们习惯昼伏夜出，自黄昏至黎明前后最为活跃，频频侵袭人畜。白蛉偏好潮湿阴暗、富含腐殖质的栖息地，诸如洞穴、墙壁裂隙以及牲畜棚舍一带。

当白蛉吸食了携带利什曼原虫的病犬血液后，原虫便在其体内完成发育及增殖过程。随后，这些携带病原体的白蛉转向叮咬健康人群，在吸血的同时将原虫注入人体，从而造成感染，引发黑热病。

得益于数十年来持续的防治举措，我国黑热病疫情已从昔日的大范围肆虐转为低水平流行态势，然而隐患尚未根除，各地仍有零星病例持续上报。

目前国内的流行病学特征显示，黑热病可划分为人源性、犬源性及野生动物源性三大类别，各类别在传染源、传播途径以及地域分布上各有特点。近些年来，报告病例多以散发病例为主，部分区域偶有聚集性暴发，尤其是山区丘陵地带、乡村地区及犬源性流行核心区，始终是疾病防控的重中之重。

黑热病的发生具有显著季节性规律，其传播媒介白蛉通常于每年5月至9月间活跃，而6至7月则为活动顶峰，因此夏季面临的感染风险最为突出。不过，由于感染后潜伏期往往持续数周乃至数月，患者常到深秋或冬季，甚至次年才出现明显病症。农民群体、儿童以及赴疫区作业的野外工作者，均属高危易感人群。

一般而言，感染后需经历3至6个月的潜伏期，发病时表现为长期不规则发热、肝脾肿大以及贫血等症状。这些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与其他疾病相混淆。但凡出现上述征兆，且曾有过疫区旅居经历，务必对黑热病保持高度戒备。

要想有效规避黑热病，核心在于远离白蛉、切断传播链。具体措施包括：住宿时选用长效防虫蚊帐，睡前仔细查探帐内是否有白蛉藏匿；黄昏及夜间外出，尽量穿着浅色调的长袖衣裤和高筒袜，最大程度减少裸露肌肤；于暴露部位涂抹含避蚊胺成分的驱避剂；若带爱犬前往疫区探访或游玩，返程后半年内最好为其安排一次黑热病抗体筛查。

在诊断层面，医生通常依据流行病学接触史（是否曾赴疫区）和临床表现做出初步推断。最终确诊则依赖于实验室检测手段，例如骨髓穿刺镜检、rk39免疫层析试纸条快速检测或PCR分子检测等方法予以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