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成都7月31日电（记者 何美锟）盛夏酷暑，气温持续攀升，各类皮肤困扰也随之进入多发阶段。近来，一则有关“红霉素软膏堪称皮肤全能药”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掀起热议，众多用户纷纷晒出用它处理蚊虫咬伤、粉刺、唇部脱皮、婴幼儿尿布区域问题乃至淡化黑眼圈的“小诀窍”。针对这一现象，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医师黄时燕在受访时郑重提示，随意滥用该药膏不仅难以见效，还可能对皮肤造成伤害，甚至大幅增加耐药菌滋生的风险。

黄时燕表示，在门诊日常工作中，她常接触到曾自行使用红霉素软膏的病患，许多人都将其奉为解决各种皮肤困扰的“灵丹妙药”。然而，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上述网友所提及的诸多问题中，绝大多数与该药物的抗菌机制并无直接关联，难以实现理想疗效。

谈及黑眼圈这一热门话题，黄时燕进一步阐释：“其成因往往涉及遗传背景、睡眠质量欠佳、眼周微循环不畅、色素沉着以及眼周肌肤衰老等多重因素。”她透露，红霉素软膏内含凡士林成分，具有一定的保湿功能，对于干燥粗糙的肤质或许能带来片刻润泽改善，但对黑眼圈的根源性问题却无能为力。

作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一员，红霉素软膏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抗细菌感染。黄时燕强调，该药主要适用于诸如脓疱疮、轻度烫伤创面、浅表溃疡以及伴有细菌感染的寻常痤疮等特定疾患。

针对夏季常见的蚊虫叮咬与痤疮困扰，黄时燕给出了分门别类的用药指导。她解释，蚊虫叮咬初期表现为典型的过敏反应，皮肤往往呈现红肿瘙痒状态，此时并不适合启用红霉素软膏；唯有当患处因反复挠抓而出现破损并引发继发性感染时，及时使用方能发挥其效用。

在痤疮的治理上，同样不宜盲目“见痘即抹”。黄时燕特别强调：“只有当皮肤浮现显著感染症状，例如红肿加剧、丘疹、结节或囊肿形成时，红霉素软膏才能派上用场。而针对粉刺范畴内的白头或黑头，该药则收效甚微。”

另据观察，不少家庭常同时备有红霉素软膏与红霉素眼膏，且相互替代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对此，黄时燕发出严正警告：两者绝对不可混用，其关键差异在于药物浓度——眼膏浓度仅为0.5%，而软膏浓度则高达1%。她分析道：“若将浓度偏低的眼膏用于皮肤，则杀菌力度明显不足；反之，若将浓度较高的软膏涂抹于眼部，极易对娇嫩的眼周组织及眼球产生刺激反应。”

此外，黄时燕还补充说明，两者的生产规范亦有天壤之别：眼膏需符合“绝对无菌”的高标准，且药粒研磨更为细腻；而软膏的灭菌要求相对宽松，贸然混用无疑暗藏健康隐患。

身为抗生素类药物，红霉素软膏的运用必须恪守严格界限。黄时燕建议，此类抗生素药膏的使用周期通常应控制在五至七天以内。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就应立即停用。“若连续涂抹三五天后状况仍未好转，切忌硬扛或固守用药，应立即停药并前往医院寻求专业诊治。”她同时提醒，涂抹时务必采取“轻薄”手法，若层叠过厚，其凡士林底质的油性可能反而干扰皮肤屏障的正常功能。

“无节制地滥使抗生素软膏，最令人忧心的后果便是催生耐药菌株。”黄时燕直言，一旦耐药性形成，未来皮肤若再度遭遇同类细菌感染，该药物便将陷入失效困境。为此，她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可轮换使用不同抗菌药膏，以有效降低耐药发生概率。

广州7月25日电 (程景伟 李银珠)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近日现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引领听众踏上了一场追溯文明源流的深度之旅。

讲座甫一开场，葛剑雄便展示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何尊的照片。这件1963年出土的青铜重器，其底部镌刻的铭文里，“宅兹中国”四个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三千年前的这句铭文，为“中国”概念此后数千年的演变历程拉开了宏大序幕。

就“中国”概念的历史嬗变，葛剑雄率先从文字学的维度展开了细致阐述。他谈到，“中”字源出于商朝召集部众时所竖立的大旗，由此引申出中心、中央的含义；而“国”字则由城墙(囗)与手持兵器的守卫者(戈)组合而成，其本义是指有武装力量护佑的居民聚居之地。到了西周时期，“中国”一词专指周天子居住的都城，也就是天下万邦中最为显要的“中心之邦”；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各路诸侯纷纷突破旧有规制，竞相将自己的国都冠以“中国”之名；待到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则正式将整个统治疆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朝历代，纵使各有专属国号，却无一例外以“中国”作为通称。直至1912年，“中国”一词实现了从地理概念向现代国家名称的根本性飞跃。

葛剑雄着重指出，这一名称的承续使得中国历史迥异于其他文明古国——王朝可以兴替更迭，而“中国”之名却始终如一。正是这种国家名称的连续性与认同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塑造过程时，葛剑雄系统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概念层层递进的演变脉络。他指出，“中华”一词自西晋以后逐渐流行，意为“中原之华夏”，折射出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士人为了彰显自身正统地位而刻意建构的身份边界。然而，这一称谓不久便走向泛化。葛剑雄强调，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百越、三苗等族群，伴随人口迁徙的浪潮，相继汇入华夏的洪流之中。

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文化认同而非血缘承袭，“华夏”之门始终向认同其文化者敞开着。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催生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荣共生的旺盛生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葛剑雄剖析了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兴盛的天然根基。黄河流域凭借疏松的土壤与宜人的气候，在早期阶段成为文明的摇篮；随后，随着气候波动与农业开发的推进，长江流域在人口南迁的驱动下逐步崛起，进而形成了“双河文明”交相辉映的格局。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拥有黄河与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气候变迁中彼此呼应、动态互补，有力推动了人才、文化与技术的流转与升级，从而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完)

近日，在第十四届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与同济大学附属蓝十字脑科医院携手举办的神经医学国际高峰论坛上，一份关于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的前沿学术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中国未破裂颅内动脉瘤临床管理指南(2024版)》披露，35至75岁成人群体中，未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患病比例约为7%。此类动脉瘤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可能导致偏瘫、失语、昏迷乃至植物人状态，致残率和致死率均处于极高水平。正因如此，如何为复发病例量身定制既安全又持久的干预策略，始终是神经介入学界持续热议的核心命题，也是蓝生脑科旗下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着力攻克的重点攻关方向。

在论坛上，上海卒中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蓝十字脑科医院王贵平博士以《血流导向装置在复发性颅内动脉瘤治疗中的应用》为题作了学术演讲，聚焦二次治疗中的决策瓶颈与技术抉择，系统阐述了复发性及复杂性颅内动脉瘤血流导向治疗的要点与规范。王贵平指出，动脉瘤在接受血管内治疗后，部分患者仍面临瘤颈残留、弹簧圈压缩或瘤腔再度显影等复发现象。他比喻道，传统介入手段的核心逻辑是“填塞”，但复发风险相对较高；而二次干预好比修补一件已打过补丁的衣物，既要修复新的破损，又不能损及原有补丁，操作之难远非初次手术可比。

当前，针对复发性动脉瘤的主流治疗选项包括显微外科夹闭、再次弹簧圈栓塞、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及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等。相较于传统路径，血流导向装置通过重塑载瘤动脉的血流动力学、促进瘤内血栓形成及血管内皮重建，为复杂宽颈及复发性动脉瘤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思路。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填塞”到“重建”的理念跃升。通俗而言，血流导向装置植入后横跨于动脉瘤的开口处，宛如在脆弱的血管壁上加装了一层内衬。有了这层屏障，血流不再直接冲击瘤壁，瘤内血液逐渐停滞并凝结成血栓，最终促成瘤颈的生物性封闭，从源头上显著降低复发概率。

二次介入手术往往伴随着操作空间受限和影像干扰显著等棘手的挑战，因此必须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进行细致评估与分层决策。王贵平在报告中分享了两例复发性动脉瘤分层精准治疗的实战案例——一例采用单纯血流导向实现血管重建，另一例则结合栓塞与血流导向进行分层干预，生动展现了该技术的临床优势。第一例为破裂宽颈后交通动脉瘤，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出现复发，二次治疗选择单纯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成功完成血管解剖重建。第二例为左侧大脑中动脉巨大血栓性动脉瘤，同样在弹簧圈栓塞术后一年复发，采用“再次弹簧圈栓塞+血流导向装置植入”的联合方案，术后分支血流保持通畅。

这两例患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初次治疗均采用了弹簧圈栓塞手段，这也印证了复杂性颅内动脉瘤单纯依赖填塞疗法存在复发的可能。相比之下，血流导向装置促使动脉瘤自然闭塞，完成了从被动填充瘤腔到主动重建载瘤动脉的质变，为二次干预提供了更安全、更持久的解决之道。王贵平强调，在已经存在弹簧圈或支架的血管内再度植入血流导向装置，既要确保新装置充分贴壁，又不能破坏旧有器械，堪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术中可能遭遇三大难题：显微结构遮挡导致支架展开不全、导丝意外穿入“网眼”、新旧器械互相缠结，概括起来就是“看不清、走错路、理还乱”。针对这些痛点，他提出了标准化应对策略：对于原有器械干扰X线透视的情况，可将球囊后扩张作为常规的“双重保险”；若微导丝误入原支架网眼，则需跟进中间导管实时验证“正道”；至于新旧器械的缠结与锚定，务必精准定位、一步到位，尽量减少推拉调整的频率。

在报告交流环节，中外专家围绕复发性病例的治疗时机、适应证选择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血流导向装置的临床推广必须建立在精准病例评估、规范操作流程及长期随访管理的基础上。尤其对于曾接受弹簧圈栓塞的患者，更应依据个体化血管解剖特征制定分层干预方案，以确保疗效最大化。

医学技术的每一次迭代，终极指向始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王贵平博士的学术分享不仅是对前沿临床技术的深度探讨，也彰显了医院在脑血管病精准介入领域的扎实实力。展望未来，蓝生脑科旗下医院将继续深耕脑病诊疗技术的创新与升级，持续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可及、安全、普惠的医疗服务，让更广泛的脑病患者从中受益。

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熄灯之后，随手点开几条短视频，心里默念“再看一条就睡”，可转眼间时间悄然流逝，双眼酸涩、头脑昏沉，直到手机不经意滑落砸在脸上，才依依不舍地结束这场“夜间的较量”。短视频不仅重塑了我们的日常习惯，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大脑的运作方式。7月22日，恰逢“世界脑健康日”，这个关乎“头”等大事的话题，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审视——大脑究竟在承受怎样的变化？

“睡前抱着手机不放，大脑会日渐萎缩”“熬夜刷屏，脑子越用越小”——这些说法究竟是为博眼球而夸大的噱头，还是确有其事的健康预警？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雷鸣给出了他的解读：真正威胁大脑健康的元凶，并非手机本身，而是被这些屏幕偷走的睡眠，正悄然侵蚀着脑部机能。

长期熬夜沉迷于手机，会诱发程度严重的睡眠剥夺现象。白天，大脑处于高强度运转状态，亟需充足的休息时段来排除代谢产物、修复受损细胞，并强化记忆的存储。然而，当本该进入睡眠的深夜，我们却仍沉浸在短视频带来的兴奋感中，让大脑持续紧绷，被迫超负荷加班，丝毫未能获得喘息之机。短时间来看，或许只是头晕乏力、难以集中精神；但若长此以往，大脑长期处于过劳状态，确实可能提升脑组织出现病理性变化的风险。

那么，在这个“屏幕时间”早已融入日常生活肌理的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为大脑筑起一道保护屏障？神经外科专家、上海冬雷脑科医院院长宋冬雷教授提出了几项切实可行的策略：首先，可以关掉那些纷繁冗杂的消息通知，降低生活中注意力被打断的频率。社交媒体、短视频以及各类弹窗提醒，无时无刻不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这是神经系统最珍贵的资源。每一次任务的切换，都意味着大脑要经历一次“神经网络重组”，需要数十秒乃至数分钟来关闭旧有的神经通路、搭建新的连接，而频繁的切换则会让认知变得支离破碎。

其次，不妨为自己设定一个使用手机的时间界限，用“硬性规定”督促自己放下手中的设备。睡觉时，千万记得让手机远离床头，更不要将其放在枕边充电，尽量保持1.5米以上的距离，为大脑营造一个无干扰的休憩环境。同时，也可以用翻阅读物来替代滑动屏幕，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个循序渐进的书香计划，每天多捧起纸质书或报刊杂志，减少对手机的依赖。

此外，规律的运动同样不可或缺。锻炼能够有效激发大脑分泌一种被誉为“神奇营养液”的物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种自带修复效能的成分，如同大脑专属的超级肥料，能够加速受损脑细胞的复原与重新联结，不仅有助于平息脑内的炎症反应，还能显著改善睡眠质量，为大脑的健康运转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