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这份文件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纲要》）紧密对接、有机呼应，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为未来五年教育改革与发展勾勒出系统而清晰的目标任务。多位专家学者接受采访时，围绕该规划的核心要义展开深入剖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晓强认为，《规划》与《纲要》以及《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构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政策脉络。“以长跑作比，《纲要》确立了全程的终点与赛道，《三年行动计划》属于刚起跑时的发力，而《规划》则是关乎整体成绩的途中跑阶段。这一特殊定位，要求《规划》必须扎实筑基、全面推进，为最后的冲刺蓄足势能。”

这种战略上的接续与深化，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马晓强举例说，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纲要》提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了起步阶段的基础铺排，而《规划》则进一步将任务工程化、举措具体化。从目标设定、近期行动到具体执行，三份文件层层递进、彼此嵌套，体现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耐心。

“如今在校的大中小学生，到2035年将成长为年富力强的社会中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因此，当下的立德树人工作，实际上是在为未来而谋划、为明天而布局。”中国教科院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邓友超如是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原部长朱旭东指出，《规划》从四个维度系统部署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基础教育的提质扩容、高等教育的创新能力锻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建构，以及在全球教育赛道上的引领式发展。这四重维度，共同回应了公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深层期待。

——在基础教育方面，朱旭东分析认为，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高中阶段多样化办学，意在让更多孩子享有更高质量、更为公平的教育资源，切实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让“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质教育”成为现实。

——在高等教育层面，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解读称，《规划》明确引导高校由学科导向转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未来五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扩容逾10万人，同时还将支持建设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到福耀科技大学，这些新兴学府正在开辟多样化的人才培养路径。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规划》着力推动职业教育深度融入人工智能、数字化等新质生产力要素，精准对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求，一套适配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教育架构正在加速成形。

——在全球教育赛道引领方面，朱旭东表示，中国教育正经历从“追赶借鉴”到“引领创新”的转型。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疆域，中国已然跻身世界前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教育协作优势也在不断拓展。未来的关键，在于凝练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此外，《规划》还重点强化了教师队伍建设。朱旭东将其概括为“三重获得感”：专业层面的获得感，聚焦学历提升与培训体系的完善；职业层面的获得感，落脚于社会保障的落实与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个人发展层面的获得感，则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与职业幸福。“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真正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首次在教育五年规划中专设章节部署规划布局，其背后是人口结构、产业升级、科技演进三大变量的深层变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透露，基础教育各学段正经历“排浪式”入学高峰。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持续由乡村向县城、大城市及省会城市聚集，使教育资源调配面临复杂矛盾——农村生源持续缩减，而大城市超级学校的大班额现象依旧突出。

邓友超指出：“若继续沿袭以往惯性思维配置教育资源，难免出现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窘境。《规划》要求各地精准研判人口流向，科学布局校点，这一安排正当其时。”

在高等教育范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已在积极试点技术转移办公室和技术经理人机制，推动更多论文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正如李立国所言：“当科研成果真正对接市场需求时，资本自然会在市场机制引导下跟进。目前，我国在论文和专利数量上已不逊于美国，然而创投资金的投入差距依然显著——这正是《规划》首次提出‘政产学研用金’六要素协同联动的深层考量。”

中国教科院数字教育研究所所长曹培杰观察到，《规划》鲜明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标志着教育发展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并进的新阶段。“《规划》对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着墨颇多。人工智能无疑是战略前沿中的重中之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也是大国博弈的制高点。因此，无论是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还是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归根结底都是为回应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深刻机遇与挑战。”

每一项战略部署的背后，无不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殷切期待。李立国总结道：“这份施工图所勾勒的，不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面貌更新，更是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所需的人才基石与未来图景。”

（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 姚晓丹 王轩尧）

在相亲的初次见面中，你会凭借对方的外貌迅速做出判断，还是愿意多花时间深入了解、培养感情呢？近期，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与问卷网（wenjuan.com）联手开展了一项涉及1334名单身青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当首次相亲时对方颜值未达预期，81.2%的受访者倾向于继续接触，而55.7%的受访者认为，过度执着于高颜值可能会与真正的缘分失之交臂。

颜值，究竟会不会成为爱情的绊脚石？来自山东、现年31岁的汪可儿坦言，她从未因外貌而拒绝过任何相亲对象。“对我而言，比起颜值，初次见面能否聊得投机，才是决定是否继续交往的核心。”她认为，相亲的本质是为未来的共同生活寻找伴侣，“我并非不欣赏帅哥，只是觉得他们可能与我的人生轨迹相距甚远。我更想找到一个能携手应对现实风雨的人”。然而，在北京工作的27岁青年王一阳持不同观点，他将颜值视为相亲中的首要考量。“如果看到照片就觉得不合适，我绝不会进一步联系。”他回忆道，此前父母曾介绍一位朋友家的女孩，尽管两人不乏共同话题，但女方的外貌未能让他心动，“我便失去了继续了解的兴趣”。

当首次相亲时对方颜值未达预期，人们究竟会如何抉择？调查数据显示，在拥有相亲经历的1321名受访者中，81.2%的人表示仍会选择继续接触，而18.8%的人则将颜值视为不可妥协的底线，选择不再往来。

来自安徽的32岁李轩同样将颜值作为交往的前提条件。“至少对方要过我心中的‘及格线’，我才会决定见面。如果见面后发现照片与真人差距太大，我也不会继续投入。”他直言，“倘若看到对方长相，就不愿共度余生，那这种错过也只能顺其自然。”在他看来，真正让人错失良缘的因素，或许是交际圈过于狭窄。“如今单身青年众多，如果主动拓宽社交范围，或许能遇到更多合适的人选。”

王一阳的认知转变，源于身边一个实例。“我有个长相出众的朋友，她的男友个子不高，颜值普通，但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看到那些外表看似不般配的情侣携手同行，他开始反思，过度追求颜值可能让自己错过合适的对象。“如果能放下对外貌的执念，或许会遇见‘三观’相契、兴趣相投，相处起来格外舒服的人。”

那么，一味沉溺于高颜值，会不会让合适的缘分悄然溜走？数据表明，55.7%的受访者认为会如此，16.8%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另外27.5%的人则表示难以断言。

近半受访者认为，颜值会随岁月流逝而褪色，不应成为婚恋的核心标尺。在天津生活的27岁叶倾，随着年岁增长，选择多接触一些人以不错过可能的缘分，但她明确表示不会降低自己的标准。“如果颜值不达标，可能见一两次面就会作罢。”在她看来，若双方无法激发进一步了解的兴趣，“那段缘分便不算美好”。她此前曾遇过一位外形出众的相亲对象，“但他仗着自己有人追求，总觉得别人该为他提供情绪价值”，加之两人缺乏共同语言，最终未能走到一起。不过，叶倾也承认，与英俊之人相处能带来愉悦感，“尽管‘三观’等因素决定了婚后的状态，但对方的颜值至少要合自己眼缘，不能太过逊色”。

“高颜值确实更容易吸引他人。”王一阳曾在社交平台发布相亲帖并附上个人照片，收获了不少回应。“除了文字中显露的性格特质，我感觉大家还是更关注外貌。”但他认为，颜值在相亲中更像是“敲门砖”，若想步入婚姻殿堂，沟通技巧、家庭背景等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关于颜值在婚恋中的权重，调查揭示了多元观点：51.9%的受访者认为高颜值有助于迅速吸引对方、开启恋情；49.9%的人强调颜值会随时间改变，不应作为核心标准；47.1%的人觉得颜值虽非决定性因素，但也不宜过低。其他看法包括：与高颜值者相处心情更佳，值得重视（40.1%）；颜值无关紧要，性格与“三观”更能决定婚姻幸福（24.6%）；颜值或许是个“坑”，因为俊美者往往自恋（5.2%）等。

不久前，汪可儿与最后一位相亲对象步入婚姻殿堂。尽管对方在某些方面未完全满足她的期待，但相处中她看到了他的责任感与担当。“这些品质才是支撑婚姻的基石。”她总结道，“恋爱与结婚的评判标准迥然不同，颜值在婚姻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

此次调查中，受访者性别分布为男性44.5%、女性55.5%；地域上，一线城市占32.1%，二线城市占37.5%，三四线城市占21.7%，县城或城镇占7.0%，农村占1.7%；年龄层面，00后占28.9%，95后占28.3%，90后占26.2%，85后占16.6%。（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7月22日，世界脑健康日当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魏钦令向记者发出健康警示：倘若每日沉浸于短视频超过两小时，人脑或将遭受器质性伤害，其中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注意力水平的断崖式滑坡——中老年群体若长期重度依赖，则会加速认知功能老化，记忆力持续受损，甚至助推轻度痴呆向更严重阶段演变。魏钦令指出，时长适中、内容精炼的视频或可带来短暂放松、补充信息，但无法自控的沉浸式消费，将从神经结构、认知表现、记忆系统、情绪管理乃至睡眠节律等多元维度，持续侵蚀大脑健康，其中青少年与老年人群体所承受的风险尤为突出。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以及短视频对数字化生活的深度渗透，脑健康危机早已突破年龄界线，贯穿全生命周期：从失眠引发的脑损伤、认知能力滑坡，到青少年大脑发育受损、孤独症干预难题，再到脑卒中后的康复障碍，各类脑健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健康议题。

短视频缘何令人沉迷到难以自拔？魏钦令从神经科学角度给出解释：其根本在于精准嵌合了大脑的奖励机制。多巴胺系统的失衡是成瘾形成的核心枢纽。短视频以15至60秒的高频反转和永无止境的推送模式，塑造出一种典型的“可变奖励机制”，持续促使大脑大量释放多巴胺——其分泌速率可达阅读、运动等常规愉悦活动的三至五倍之多。长此以往，大脑多巴胺受体逐渐脱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便再也无法唤起愉悦感，进而形成“越刷越空虚，越空虚越要刷”的恶性循环。

过度刷视频所带来的最直观冲击，便是注意力的急剧退化。魏钦令形容道：“读书、听课、构思方案不到五分钟便走神，对低刺激、慢节奏的内容毫无耐受性，学习与工作的效率也随之不断下滑。”与此同时，情绪调控能力亦会受到波及，焦虑与抑郁的风险攀升。若还习惯在入睡前刷视频，更是对大脑造成双重打击——长期睡眠缺乏将加速脑组织萎缩，加重脑雾现象，并引发情绪失控。

然而，魏钦令亦提醒公众不必全盘否定短视频的价值。倘若每日使用时间能控制在30分钟以内，并对内容加以筛选，适度观看反而可为大脑带来正面刺激。例如，科普知识類短视频能够迅速补充常识储备；舒缓治愈型内容则有助于短暂降低压力水平；手工艺术类视频可轻度激发创造性思维；而亲友间的日常分享，亦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人际联结，缓解孤独情绪。

对处于大脑发育关键窗口期的10至16岁青少年，魏钦令尤为忧心。研究显示，青春期若长期沉溺短视频，两年后其言语记忆与空间注意力将明显受损。由于前额叶皮层仍在发育过程中，高频刺激将直接干扰自控能力与逻辑思维的正常成型，极易导致延迟满足能力缺失，使青少年难以静心投入长期学习任务。与此同时，睡眠与情绪的双重受损，亦将进一步波及学业表现与人格塑造。

为守护大脑健康，魏钦令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性指引。在时长管理方面，成年人每日娱乐性短视频总时长不宜超过60分钟，单次持续观看则不应超过15分钟；12至18岁的青少年每日上限为30分钟，且睡前1小时内应严禁刷屏；而12岁以下的儿童，则建议单次观看不超过10分钟，以免对尚在发育的大脑造成不可逆影响。

盛夏的清晨，湘江向北奔涌，星城长沙尚在酣眠。一阵手摇轮椅的轻响，划破医院走廊的静谧，惊醒了病房中未熄的夜灯。

短短数小时后，这辆轮椅悄然滑入汽车、跃上飞机、穿越云层，最终停驻于远方某座城市的学术会场。直到主持人念出“有请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时，全场目光瞬时汇聚——那位在轮椅上几乎以半个身体“站立”的人，正是王戟本人。

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他曾先后执掌两个专委会的主任与副主任之职；在某国防973项目中，他担当“技术首席专家”；在人民大会堂，他荣获“全国自强模范”表彰；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他是深受师生爱戴的“王老师”。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由衷赞叹：“他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一位机场工作人员记住他匆匆而过的身影：“他是人群中令人难忘的‘轮椅科学家’！”一位外科医生为他哽咽落泪：“从未见过承受如此重创之人，依旧坚守在工作一线……”

不满14岁考入国防科技大学，33岁晋升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43岁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王戟——少年得志，一路繁花似锦。

43岁那年，一场“九死一生”的急症骤然降临。他侥幸闯过生死关口，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大出血手术、皮瓣移植、血管重建，一关又一关地与病魔搏斗，51岁时又遭遇尿毒症的折磨……这，也是王戟——历经沧桑，却始终自强不息。

45岁坐上轮椅重返工作岗位，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10余项重大课题，为国防科研培育了120多名硕士博士，55岁荣获军事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依旧是王戟——十年磨一剑，为国铸就坚实盾牌。

王戟，这个名字诞生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当初，父母将一件古老兵器之名嵌入他的生命时，或许未曾预料到它会在他的人生中激起多么深远的回响——报考军校、投身军旅，执戟守卫社稷；深耕高可信软件研究，锻造信息化战争中的“安全利器”；面对命运的重击，始终坚韧不屈，身陷方寸轮椅，心中却藏着锋锐长戟。

“你叫王戟，决不能折戟沉沙呀！”2013年，失去双腿后，王戟这样告诫自己。此后，他以轮椅为战车、以代码为利剑，在高可信软件领域一路攻坚克难，用13年的冲锋证明：王戟，永不折戟！

永不折戟，源于使命的呼唤——2022年，西方一家顶级智库发布报告指出，智能化时代正迎来“软件定义战争”。软件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已成为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变量。而早在多年前，王戟便将目光锁定于此。2003年，他与导师共同发表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这一概念，为“软件定义战争”奠定了底层基石。

独辟蹊径，荒原筑路。自那时起，王戟带领团队一行行敲下“高可信”代码，为国之重器装上一道道“安全锁”。2015年，某重大项目正式立项，这是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亟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谁来牵头担任技术首席专家？王戟主动请缨：“让我当，我必定扛起来；若是不让我当，我也要加入课题组。”那时，距那场生死攸关的手术仅过去两年。身体尚未痊愈，他便摇着轮椅重返校园，率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团队，全力攻坚，忘我奋战。

这一战，便是整整6年。2021年，项目顺利结题。综合评价报告认定：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部分可比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而这一年，王戟再度病倒，曾经受重创的肾脏发生衰竭，从此每周需进行多次透析。

上大学前，王戟的高中老师曾评价他：“有理想、有志气，非常钦佩罗健夫那样的人物，渴望考入一所好大学，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罗健夫，新中国第一批航天微电子专家，为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在癌症晚期仍坚持科研攻关，直至倒在工作岗位上。半生已过，王戟如愿成为科学家，也在自己的使命征途上，化身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罗健夫”。

永不折戟，源于精神的淬炼——初入职场时，王戟在“银河楼”工作，那里诞生了我国“银河”亿次巨型计算机。他的导师陈火旺，作为“银河”软件团队的总负责人，成为他科研报国的引路人。重病归来后，王戟搬进了“天河楼”，那里孕育了摘得全球超算“六连冠”的“天河二号”。他的爱人黄春，身为“天河”编译团队的负责人，是他并肩作战的同路人。

从“银河”到“天河”的校园之路，要经过一面训词墙。墙上，习主席鲜明标定了这所军校的定位：“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一次次从训词墙前经过，步入“银河”“天河”，王戟仿佛行进在统帅关注的目光里，行走在“银河精神”的传承之中。

有些时间节点，注定将铭刻于生命与使命的双重年轮。王戟在医院度过危险期时，长沙的寒冬刚过，大地春意萌动。那个春天，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开启了人民军队的新征程。刚刚失去双腿的王戟感到，周围的人都在冲锋，“我必须得跟上队伍”！

王戟身体逐渐康复时，已是深秋时节。习主席视察国防科技大学，发出“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号召。悉心领悟统帅嘱托，王戟心中激荡着“一种迫切而光荣的使命感”：“要干的事情太多了，真是坐不住！”于是，尚在病房，他便开始翻阅论文、召开视频会议；重返岗位后，更是分秒必争：出差尽量当天往返，春节7天开了3次线上会议，暑假里每3天听一次项目汇报……

目睹王戟经年累月的冲锋身影，上中学的女儿打算写一部名为《台阶》的作品：“父亲立志造一座高台阶的新屋子……台阶不仅是台阶，还象征着父亲的自尊和理想。”22岁时，王戟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的成长过程比较顺利，没有亲身经历艰难和挫折的磨炼。我决心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磨炼意志，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绝不退缩。”22年后，面对巨大艰难挫折，他矢志高可信软件事业，为国家重大型号工程关键软件的可靠性安全性作出重要贡献，用“高可信的信仰”兑现了对党的承诺。

永不折戟，源于力量的汇聚——王戟遭受重大疾病时，母亲刘桂枝的两次表态，令听者无不动容。一次是在王戟抢救期间，学校领导向她通报病情。听说儿子截肢，老母亲心如刀绞、嘴唇咬得发紫，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给组织添麻烦了！”另一次是在王戟返岗后，同事看他拼命工作，便让刘桂枝劝劝他。刘桂枝摇了摇头说：“王戟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应该献给党，即使累倒了也是应该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刘桂枝并非不怜惜儿子，而是心中装着太多感恩。81岁的她至今难忘，王戟突发疾病的那个深夜，学校领导匆匆赶到医院，当面恳请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在王戟家的客厅里，有一张表格贴了13年，谁也舍不得摘下。那是王戟躺在重症监护室100多天里，学校师生自发前往照看的“轮班表”。纸张已泛黄卷边，但每一个名字都清晰可见。刘桂枝还珍藏着一张没有指定“单位抬头”的证明，那是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上面写着：王戟和妻子都是现役军人，工作繁忙无暇陪伴老母亲，请有关部门提供方便。刘桂枝始终没用过这张证明，可每次拿出来都觉得格外温暖。

“我的‘重生’，从来不是孤军奋战。”王戟曾对人坦言，“我没有那么强大，撑不住的黑夜，是无数人为我点亮了光。”

“戟”是一件寒光闪闪的冷兵器，但这些年，王戟的脸上却总是挂着温暖的笑容。这温暖，是无数力量的汇聚和传递，它赋予王戟踏平坎坷的勇气，也激发他感恩回报、冲锋不止的决心——“只要脑子还能思考，手还能动，我就不会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