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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成为论文：重新定义（“科学成果”——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
数据成为论文：重新定义“科学成果”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科研成果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始终在演化。从口头传授到手稿传抄，从正式期刊的诞生到如今数字化的即时传播，每一次载体的变革都深刻重塑了科学发现的路径与科学合作的模式。
日前，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数据快报(英文)》正式创刊发布。该科技期刊定位为顶级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领域战略科学家于贵瑞担任主编。此外，2026年中国科学院还将创办一系列不同领域的数据期刊，它们将与《数据快报(英文)》共同组成数据期刊集群，为科学家提供快速分享数据成果的渠道，搭建起连接国内外的一流科学数据交流与传播桥梁。
《数据快报(英文)》的创刊，并非仅是期刊方阵的简单扩容。它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时代命题：当科学数据从科研“副产品”跃升为与论文同等重要的战略性成果，学术表达体系又该如何变革？围绕这一命题，记者与于贵瑞院士展开对话，请他深入阐释“论文或论著”与“数据论文或产品”并行发展的时代必然。如于贵瑞所言：“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论文是记录人类科学发现的重要载体，那么未来一个世纪，人类将必然用数据与论文共同书写科学史的新篇章。”
论文不再是唯一终点，科学成果需要多条腿走路
数百年来，科学家竞相追求发表论文，学术优先权、职称晋升、学科评价锚定于此。然而，当科学数据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发布、共享、引用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对科学成果定义权的重新定义？从“论文为王”到“数据并举”，这究竟是一次边界的延展，还是一次内核的重塑？
记者：您提出科研成果正从“论文唯一载体”走向“论文与数据并行”的新时代。对科研人员而言，最直接的一个焦虑是：如果数据也能作为独立成果发布，这是否意味着传统论文的地位将被稀释？两种成果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不是地位稀释，而是内涵扩容。论文传播的是“发现了什么”与“认知了什么”，它承载着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与理论建构；数据论文或数据产品则精准传播的是科学观测的确切结果、可供挖掘新知的“原始材料”，以及系统整编的科技信息。两者承担不同使命：论文提供认知结论，数据提供可复用的证据链。并行发展意味着科学成果从“结论发布”延伸到“证据发布”，让知识生产的全链条都能被看见、被检验、被复用。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终于同时获得了学术承认。
记者：现代科学数百年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模式——“提出问题—实验观测—分析论证—发表论文或专著”。在这个链条中，数据长期处于“幕后”。现在要把数据从幕后推向台前，最大的观念障碍是什么？
于贵瑞：最大的观念障碍，恰恰在于这个经典模式太成功了。数百年来，无数学者的思想光辉通过论文体系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道路，这使得人们下意识地将“成果”等同于“论文”。但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幅图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科学数据与科学论文双重爆炸式增长，还原论、整体论、系统论、实践论等多元科学思维走向大融合，自然科学已从“象牙塔”走向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前沿。在这种变革中，继续将数据视为论文的附属品，无异于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
记者：“数据论文”这个概念，让很多一线科研人员既兴奋又困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发布数据论文能否像传统论文一样，获得切实的学术认可？在职称评审、项目申请中，它能成为“硬通货”吗？
于贵瑞：这正是我们推动新型数据出版生态系统的核心关切之一。科学数据长期以来被视为“初级产品”或“副产品”，正是因为它缺乏独立的成果身份和规范的引用评价通道。Data Express期刊群的创建，目标之一就是让数据成果如同重磅学术论文一样，通过国家级平台获得应有的学术显示度与国际传播力。当数据论文拥有了规范的标识注册、标准引用和影响力评价体系，它在学术评价中的“硬通货”属性自然会建立起来。这不是某个机构的一纸文件能解决的事，而是需要基础设施、评价标准、学术共同体共识三者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在铺设的就是这条轨道。
数据用不起来，再多的投入也是沉没成本
任何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都不是凭空发生的。从国家战略资源的全球竞争，到人工智能对“算料”的饥渴需求，再到开放科学对“可重现性”的严苛要求，三股力量正在从不同方向挤压传统的成果表达体系。问题在于：这些驱动力究竟是口号，还是已经让科研人员感受到切肤之痛的现实压力？
记者：您谈到国家层面需要高水平的数据成果发布平台。现实是，我国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网络产出的海量数据，大部分仍处于“存得下来，但发不出去；发得出去，但影响力不够”的困境。这个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于贵瑞：三者皆有，但核心是缺一套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出版与传播基础设施。缺平台，意味着高质量数据没有匹配其价值的展示窗口；缺标准，意味着数据成果的规范描述、质量控制和同行评议尚未形成公认范式；缺意愿则是前两者的必然结果——当科学家的数据贡献无法被有效记录、引用和回报时，共享动力自然会衰减。这恰恰是我们启动Data Express的关键动因：为国家级战略数据资源提供与之匹配的出版渠道，让数据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学术回报，形成“生产—出版—复用—再创造”的良性循环。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个更深层的概念——我们不仅需要数据出版平台，更需要对“数据”本身正本清源。在推进这项工作时，重新厘清“数据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
于贵瑞：因为如果不厘清这一点，讨论就容易滑入“数据就是计算机里的0和1”这种技术化、窄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科学语境中，“Data”一词源于拉丁语“datum”，意为“被给予的事物”。其核心含义是“为参考、分析或决策而收集起来的事实、信息或统计资料”。它可以呈现为数字、文字、度量值、观测结果乃至对事物的描述——简而言之，数据是我们用来分析研究，并从中获取新认知的原始材料。当这些经过科学设计、严谨采集与系统整编的“原始材料”本身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被发布、共享、引用和评价时，我们谈论的就不是一个技术升级问题，而是一个崭新的学术交流纪元的到来。正本清源，是为了让学界意识到：数据出版不是“多了一种出版物”，而是科学成果内涵与外延的一次重新定义。
记者：“AI-Ready数据”是当下热门词，但一线科研人员更想知道一个实在的问题：我的数据如果不做成“可机读”的形式，会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价值？这种压力是真实的，还是被夸大了？
于贵瑞：这是真实且正在加速的压力。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也是高质量数据资源的竞争。再先进的大模型，若无大规模、高标准、可计算的数据作为“燃料”，也无法产生可靠的科学发现。“AI for Science”的核心路径是“高维数据+物理模型+神经网络”深度融合，实现从传统模拟预测到智能生成创造的飞跃。传统论文中的数据描述，机器难以直接读取和计算，如同让一个高速引擎去烧未经提炼的原矿。数据论文的使命，恰恰是把科学数据高效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机器理解与训练的“AI-Ready”资源，让它成为“机器可读的科学知识载体”。如果你的数据无法被机器高效获取和理解，在AI驱动的科学发现流程中，它很可能会被绕过、被忽略。这不是未来威胁，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筛选机制。
建平台易，建生态难，关键在于让数据“活”起来
建设一个数据出版平台相对容易，构建一个让数据真正流动、复用、增值的全球知识生态，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Data Express提出了三个核心定位和“四个一体化”的蓝图，从刊群矩阵到技术平台，从专家网络到学术共同体。但理想丰满，落地几何？科研人员更关心的是：这个生态系统最终能给我的研究带来什么实际的便利和回报？
记者：Data Express的愿景中，有三个核心定位：国家重大数据成果的首发平台、驱动开放科学运转的关键枢纽、国际学术交流与数据外交的重要窗口。这三个定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三个定位是递进且互补的。首发与汇聚平台解决的是“数据有处可发”的问题，这是基础；驱动开放科学运转解决的是“数据发了有用”的问题，这是核心——我们致力于推动科学数据从“保存”走向“共享”，再从“共享”迈向“复用”，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国际交流窗口解决的是“数据有全球影响力”的问题，这是目标——坚持国内与国际稿源并重，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是科学数据资源大国，更将坚定不移地迈向科学数据出版强国。三者缺一不可。只做首发而不激活复用，就是静态仓库；只谈共享而没有国际话语权，就难以吸引全球优质稿源和合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记者：过去，论文发表后，数据不可得、代码不可见、模型不可验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可重现性危机”。Data Express明确要构建“数据—软件—模型—论文一体化”的新型立体化传播体系，那么，如何从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一体化不是“拼盘式”的简单捆绑？
于贵瑞：关键在于平台一体化的技术贯通。我们依托数字出版引擎、科学数据银行、国家科技资源标识等基础设施，把数据存储、标识注册、开放出版、国际传播与学术评价的技术全流程打通。这意味着，一篇数据论文的发表，不是孤立地上传一个文件，而是连带其背后的数据产品、分析软件标识、算法模型链接，共同构成一个可追溯、可验证的完整支撑链条。这不是事后拼凑，而是从提交流程的一开始就被作为整体单元来处理和评议。评审者可以同步审视数据质量、方法逻辑和结论之间的自洽性，这在制度层面就为“可重现性”提供了保障。这是确保科学严谨性、缩短创新周期的关键制度设计。
记者：当前，很多科学家对数据共享仍心存顾虑——怕被抢发、怕被滥用、怕投入巨大心血的数据库被“搭便车”。Data Express在保护数据生产者利益和激励开放共享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于贵瑞：这个顾虑非常真实。我们的设计逻辑是“以确权促共享”。首先，数据论文的发表本身就确立了学术优先权——你的数据集通过同行评议正式出版，带有时间戳和数字对象标识符，这就是你作为数据创造者的学术身份证。其次，我们致力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使用者必须规范引用，引用将被追踪记录，记录将转化为可量化的学术影响力。当数据贡献能被看见、被计量、被回报时，共享就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种能带来持续学术回报的战略行为。
我们期待实现的愿景是：让每一份凝结着智慧与心血的高价值科学数据，都能被发现、被共享、被引用、被传承，让数据论文与产品成为连接科学家、连接学科、连接世界的新语言和新纽带。这既是应对范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为开放科学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工程创新，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产品与中国智慧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崔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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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三部门部署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北京7月14日电（记者吴丹）报道，近日，教育部联合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共同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系列演出与教育实践，进一步推动艺术教育在校园内的普及与发展。
根据通知要求，本年度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广泛动员专业艺术院团与高等学府，为青年学子呈献涵盖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含歌舞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等多元化的优秀舞台精品。同时，活动亦积极吸纳充满创新精神及跨界融合特色的新型艺术表现形式，着重强化演出的育人功能、文化底蕴与美学水准。
通知显示，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计划共计呈现74场精彩演出，其中由专业艺术院团担纲的场次为25场，而高校自发组织的演出则达49场。除舞台表演外，活动还精心设计了艺术讲堂、作品深度解析、艺术沙龙及互动体验课程等配套环节，旨在引导学生深入领会艺术创作的内在逻辑与表达技巧，点燃其对艺术的兴趣与热忱，从而在丰富审美体验的同时，提升自身的艺术实践能力。
使用说明
{过敏不是免疫力差，“敏宝”家长需}要避开这些养育误区
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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