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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条“走廊（”到全球第一）创新集群
从一条贯通广深两地的城市轴线，到如今领跑全球的创新策源地，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正以令人惊叹的加速度，重塑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版图与能级高度。
脑机接口产业蓝图正式落地，首次勾勒出“广深引领策源、珠三角协同配套”的产业空间布局，远期目标直指2030年培育百家相关企业；量子科技领域亦迎来标志性时刻——百项典型应用场景集中亮相，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同日宣告成立。密集出台的政策组合拳背后，映射出的是这条科创走廊从纸面构想走向实体运作、从规划愿景长成创新生态的深刻蜕变。
回溯2017年，《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首次将一条绵延约180公里、沿广深轴线展开的创新要素集聚带写入发展蓝图，彼时的核心命题，在于打通广州、深圳、东莞三地的创新资源脉络，探索协同共进的可行路径。两年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这条走廊注入了更宏大的叙事——“广深”二字升维为“广深港澳”，港澳扎实的基础科研底蕴与国际化制度优势，自此系统性汇入走廊的创新版图。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广深港、广珠澳“两廊”与河套、横琴“两点”正式纳入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天的科创走廊，早已超越物理意义上的连接通道，蜕变为贯通“原始创新—成果转化—规模化生产”全链条的创新有机体。从“一廊十核多节点”的初始布局，到“两廊两点”的战略升级；从“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问鼎全球首位，到“澳门—珠海”连续两年跻身全球百强——走廊的每一次迭代跃迁，都见证着大湾区创新能级的跨越式攀升。
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大湾区的未来，系于创新。沿着这条承载殷切期望的走廊，一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广东答卷，正在加速书写。
科技突破多点开花 源头创新动能澎湃
“过去每年都要从香港远赴美国、日本开展实验。如今东莞有了散裂中子源，实验室近在咫尺，样品随时可以改进，实验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研究员吴桢舵的一席话，道出了众多港澳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不久前，他带领团队依托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完成了用于折叠屏手机铰链的关键材料——先进非晶合金的研究。
吴桢舵的实践，是科创走廊上源头创新力量持续汇聚的生动注脚。从香港到东莞，从“远渡重洋做实验”到“实验室就在隔壁”，这条走廊正悄然重塑着大湾区科研人员的工作范式。
2017年，当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首次描摹出沿广深高速延伸的创新轴带时，松山湖科学城尚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彼时，走廊的使命更多聚焦于贯通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的产业创新资源，推动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短短数年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走廊“广深港澳”的全新内涵，以及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一场围绕“源头创新”的战略布局正沿着走廊纵深推进。
如今，走廊上的大科学装置已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成势”。在东莞松山湖，中国散裂中子源自2018年通过验收以来，已累计完成超过1500项用户实验课题，成为我国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研究的关键支撑。不远处，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正处于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竣工验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首席科学家魏志义阐释了其深远意义：“阿秒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1阿秒相当于一百亿亿分之一秒。借助这一工具，我们能为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打开一扇全新的观察窗口。”
放眼走廊纵深，更多“国之重器”星罗棋布——在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荣登《自然》杂志封面，标志着我国中微子研究迈入国际领先行列；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式投入使用，为脑机接口、神经疾病研究提供了关键平台；在广州，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研究设施与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正加速建设；在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建成并投入试运行。目前，大湾区已布局建设9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核心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这些“超级显微镜”“超级探针”，如同科创走廊上的“创新灯塔”，照亮了“从0到1”原始突破的前行之路。
如果说大科学装置是科学发现的“极目之眼”，那么星罗棋布的实验室体系，便是将这些发现转化为技术优势的“攻坚兵团”。沿着科创走廊，一个“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多层次平台矩阵已然成形。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高质量运行，与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0多家省实验室或分中心、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等共同构成大湾区实验室矩阵。广州实验室研发的Ⅰ类创新药昂拉地韦获批上市，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这款新药上市是全链条产业协同的成果，为全球流感防控提供了中国方案。”
走廊上的广东高校，亦在从源头创新的参与者加速迈向引领者。中山大学物理学院中子科学与技术团队主导研制的国内首台“高能直接几何非弹性中子散射飞行时间谱仪”，在中国散裂中子源成功投入试运行，填补了国内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
源头创新力量的持续积聚，正在产出令人瞩目的标志性成果——在前沿物理领域，南方科技大学团队首次发现常压下镍氧化物高温超导电性，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了全新突破口；在脑科学领域，广东首个脑机接口临床研究病房揭牌成立，脑机AI鼠标产品已展开初步应用；在生物医药领域，依沃西双抗新药开创全球肺癌治疗新路径，国产首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ECMO）填补了国内危重症救治装备领域空白。此外，多个产自大湾区的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一批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
从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科创走廊上的源头创新正在回答一个核心命题：科技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答案写在这些昼夜运转的大科学装置里，写在这些协同攻关的实验室里，也写在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入选成果里。当源头活水充分涌流，产业与科技的互促双强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产业科技双向奔赴 湾区智造厚积成势
产业与科技的双向奔赴，正在科创走廊上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湾区打法”——源头创新多点发力、应用开发快速迭代、规模制造纵深支撑，最终形成面向全球市场的创新产品。从商业航天到人形机器人、从智能装备到传统制造，这是大湾区每天都在上演的鲜活实践。
“选择广东，是因为这里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是因为大湾区经济实力雄厚，是国际开放的前沿，非常适合发展商业航天。”中科宇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毅强说。广州黄埔落地总部及研发基地，南沙布局火箭总装线，从化建设动力试验中心，未来阳江发射场将建成投用——中科宇航多点布局，一条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到发射于一体的全链条闭环，将沿着科创走廊加速成形。
中科宇航的发展故事，折射出大湾区独特的制度优势与区域协同逻辑。“香港、澳门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广州科教资源富集，深圳成果转化通道成熟，珠三角九市制造体系完备。”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山说，这是大湾区不同于其他国际科创中心的最大特质。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跨境协同，已基本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体系。
差异化分工形成的全域创新生态，让科创走廊持续释放产业与科技互促双强的乘数效应。同时，广东坐拥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家底厚实，应用场景极为丰富，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当新赛道上的前沿技术爆发，走廊便成为最好的转化承接地。
不久前，众擎URKL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开打。32支全球顶尖战队携带众擎全尺寸T800机甲“真刀真枪”对决，金属碰撞、算法博弈的科幻名场面轮番上演。“以赛促研、以赛促产，让赛事反哺技术，让技术驱动产业，持续推动整个机器人产业链加速奔腾。这条路还很长，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众擎机器人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赵同阳说。硬核赛事落地深圳，依托的正是科创走廊上日渐成熟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从香港高校的算法研究，到深圳的整机集成与场景落地，再到东莞的精密零部件配套，一条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已初具规模。
与新赛道跑出的“加速度”相映照，另一重价值正在传统产业带显现——用新技术唤醒旧动能，让“世界工厂”变身“智造工厂”。科创走廊西翼，佛山顺德的美的库卡智能制造科技园内，广东首条“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全自动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作。机器人之间协作高效、精准，平均30分钟就有一台机器人下线。依托庞大的制造需求，库卡不仅实现了本土化生产，更深植于本地产业链。针对航空、汽车、新能源、医疗及家电等五大行业的具体痛点，库卡开发了定制化解决方案，将自动化技术渗透进每一个生产环节——从简单的搬运到复杂的精密组装，智能化身影无处不在。
这种以应用促技术、以技术带产业的良性循环，让走廊内大量传统工厂成为高科技的践行者。曾经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车间，如今被赋予了智慧的“大脑”与灵活的“双手”，旧动能焕发出新生机。科创走廊东侧的制造重镇东莞，“世界工厂”正加速跃升为“AI工厂”。虎门服装设计城总经理蒋俊说，设计城65%的服装品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从创意到商品的转化成功率提升至少50%。
从商业航天的冲天烈焰，到人形机器人的格斗擂台；从“机器人生产机器人”的全自动产线，到服装设计师指尖的AI助手——科创走廊上，产业与科技的互促双强，已是随处可见的创新常态。技术向下扎根，智造向上生长。“大湾区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陈宇山说。而这条科创走廊的使命，正是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能找到产业归宿，让每一次产业升级都能获得技术支撑。当这个循环加速运转，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便已呼之欲出。
创新要素加速流动 制度融通激发活力
“科学创新需要灵光一闪，我在香港想到一个点子，立马能到河套这边的实验室试一下，这太重要了。”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院长陈福荣的这番话，道出了粤港澳科创协同最直观的感受——距离近了，想法才能跑得更快。
如果说科技突破是走廊的“高度”，产业互促是走廊的“厚度”，那么粤港澳协同便是走廊最不可替代的“深度”。在三地协同创新中，创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也是最大的难点所在。解这道题，没有先例可循。全球四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需要在保持制度差异基础上推进深度融合的区域。资金、人才、物资、数据，每一项要素的跨境流动，都意味着要跨越关税区、货币区、法律体系之间的边界。
“软联通”破壁，正是大湾区给出的答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一套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由科研人员携带从南沙客运港旅检通道出境，成为全国首例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的案例。这得益于广州、深圳试点科研用物资跨境高效流动“白名单+正面清单”机制，48小时内即可完成跨境实验设备通关。“这一突破，不仅让两地科研力量得以高效联动，更让大家对跨区域合作充满信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全海洋动力中央实验室副经理辛蕊说。
在科研资金上，广东在全国率先实现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让港澳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科技计划项目不再受资金“过河”之困。人才流动的“旋转门”也在加速打开。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全面落地，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全面实施，科研人员跨境通勤效率大幅提升，“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成为日常。“以前和香港合作，出入境、物流通关都面临不少挑战，现在流程简化了很多。”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CEO李阳的感受颇具代表性。目前，公司在香港设有仓库支撑进出口业务，与澳门大学的科技项目合作也在顺畅推进，“港澳吸引的全球人才，在税收、医疗等政策支持下，能更便捷地参与大湾区创新，这种开放力度让产业链协同更高效”。
要素流通的通道打开了，承载协同创新的平台也随之壮大。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港科创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3.02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与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仅一河之隔。2025年12月，河套香港园区正式开园，西面跨河连接桥项目同步启动，标志着深港科创合作进入物理空间“无缝对接”的新阶段。《深圳经济特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以立法形式为科研人员、物资、资金、数据跨境流动提供法治保障。在珠江西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样在加速破题。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通过‘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我们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把工作做大做强。”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说。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
从河套到横琴，从前海到南沙，四大合作平台以各具特色的协同路径，共同构筑起科创走廊上制度开放的关键节点。更深层的协同，发生在规则层面。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衔接港澳接轨国际的科研体制，健全科研资金跨境拨付、科研数据跨境流动机制。这标志着粤港澳科创协同正从早期的“一事一议”个案突破，走向制度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的高效运作，正是制度协同的集中体现。8所粤港姐妹高校启动实施“1+1+1”联合资助计划，由广东省科技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基于‘1+1+1’联合资助计划，我们开展了许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负责人贺登博说，他研究不同座舱环境下的驾驶行为变化，香港方面则进行驾驶座舱环境建模和仿真研究，“产生了很好的交叉学科互补合作，之后再与广州本地车企进行产业转化，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学研用的良性闭环。”
制度创新的成效，最终由数据来检验。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两年入围全球百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二位，科学论文发表量排名全球第三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日趋成熟的跨境科创协同生态——香港的基础研究能力、澳门的国际化窗口优势、深圳的应用转化速度、珠三角的制造体系深度，在科创走廊的串联下正从“物理堆叠”走向“化学融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正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让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自由流动。一个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正在这片热土上加速成型。
功能特点
中新健康｜T细胞《淋巴瘤为何更凶险？诊断又》难在哪里？专家详解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
使用说明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上半年载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新高
港铁公司于七月二十三日对外披露，旗下运营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在半年度业绩报告中迎来亮眼数据——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旅客运送达一千六百余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攀升逾一成，这一成绩刷新了自二零一八年九月线路启用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期间，日均客流量稳定在九万二千人次之上，而四月四日当天更录得近十五万人次的峰值，一举打破历史单日载客纪录。
当前，旅客自香港西九龙站启程，可直抵内地多达一百一十三个目的地。为契合出行需求，该站自七月一日起已加密多趟短途列车服务，其中往返深圳福田与香港西九龙的车次每天最多增至一百一十二班。此外，针对暑期跨境旅游热潮，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三日间的五个周末，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额外增开十三对列车，专门服务于香港西九龙与深圳福田之间的往返乘客。
更新日志
从一条“走廊（”到全球第一）创新集群从一条贯通广深两地的城市轴线，到如今领跑全球的创新策源地，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正以令人惊叹的加速度，重塑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版图与能级高度。脑机接口产业蓝图正式落地，首次勾勒出“广深引领策源、珠三角协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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