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人们往往偏爱高糖高脂的饮食，再加上不少女性习惯于久坐不动，这些生活习惯极易扰乱机体代谢平衡，进而干扰内分泌系统的正常运行，无形中提升了子宫内膜发生病变的风险。然而，很多女性却将经期紊乱、异常出血等身体发出的警报简单地归咎于普通生理现象，未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这些潜藏的健康隐患信号，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并学会科学辨别。

与广为人知的宫颈癌相比，子宫内膜癌的早期症状更具隐匿性，其最具典型性的警示信号——异常子宫出血，往往容易被忽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副研究员王益勤指出，子宫内膜癌是发生于子宫内膜的恶性肿瘤，其发病机制与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失衡密切相关。当体内仅有雌激素作用而缺乏孕激素的拮抗时，子宫内膜便会持续增生，逐渐演变为增生性病变，甚至发展为癌前病变或子宫内膜癌。

医学界普遍将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视为子宫内膜癌的高危“三联征”。夏季过多摄入甜食、油炸食品以及冰镇冷饮，加之长期宅家缺乏运动，均可能加剧代谢紊乱，从而显著提高患病风险。此外，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具有相关肿瘤家族史，或长期单独使用雌激素的女性，亦属于该病的高危人群，尤需加强防范。

值得注意的是，夏季女性内分泌波动剧烈，子宫内膜病变的发病趋势正日益年轻化。定期接受妇科筛查能够在早期发现癌前增生，并配合个体化的诊疗方案，从而实现既要治病又要保留生育功能的双赢目标。尽管传统上该病多发于50至60岁的绝经女性，但近年来30至45岁育龄期女性的病例数量不断攀升。即便身体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也无法排除潜在隐患，因此每年坚持规范的妇科检查，仍是预防子宫内膜病变最为有效的手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妇产疾病研究所所长王建六建议，对于子宫内膜癌高危人群而言，超声检查若提示子宫内膜不均匀增厚或出现异常血流信号，应进一步在门诊接受子宫内膜微组织及细胞学检查。该检查手段微创、操作简便，在门诊即可轻松完成。临床上，依据发病机制的不同，子宫内膜癌被分为激素依赖型（Ⅰ型）和非激素依赖型（Ⅱ型），针对具体分型，诊疗策略也应做到因人而异、精准施策。

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0日，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迈出恢复双边关系的步伐。这一消息由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及西班牙埃菲社等多家媒体披露，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转机。

声明明确指出，双方达成一致的第一步便是重启领事合作，这一举措旨在维护两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确保领事服务与安全保障得以顺利开展。同时，声明强调，两国将秉持国际法框架，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借助坦诚对话稳步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

智利总统卡斯特对委内瑞拉方面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并指出：“我们正朝着智利与委内瑞拉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他还强调，这标志着两国开启了一段崭新历程，有望在应对大陆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智利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马肯纳透露，早在3月11日，双方便启动了会谈，但相关工作始终在低调中进行，直至7月30日下午协议最终敲定并向外界公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外交部确认，此次决定旨在推动全面外交正常化的渐进式进程，预计未来将在贸易往来、安全协作及移民治理等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目前，两国政府已责成各自外交团队，为协议后续落实积极筹备。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七月二十日，宁夏银川传来消息，近百名来自香港的青年学子在香港青少年全人发展协会的组织下，日前专程赶赴固原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红色文化研习之旅。展馆厅堂之内，这批香港学子驻足细观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献档案，近距离端详历经烽火岁月洗礼的长征实物遗存，通过充满现场感的沉浸式观摩体验，拓宽了对国家历史脉络的认知维度，心底亦涌起诸多感悟与共鸣。

借助纪念馆内井然有序的图像展板和讲解员的细致导览，来访的香港青年对当年红军跋涉万里、历经艰险的漫长征程有了更为透彻的认知。一位参与此次研学活动的香港青年代表坦言，当真正站在这座纪念馆中，亲眼目睹革命先辈们在困苦时期使用过的简陋生活器具，再倾听那些饱含血泪与勇气的行军往事，方才切实感悟到红军将士那种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与信念追求。他亦表示，返港之后将积极把此行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传递给身边更多同龄人。

香港青少年全人发展协会主席谭丽时向记者表示，本次协会特意组织学子造访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目的正是要突破传统课堂与书本知识的束缚，借助实地参观的形式启发青年一代的独立思索，以切身体验触动心灵深处，进而引导香港青少年树立端正的国家观与历史观。

谭丽时进一步指出，未来协会将持续推出形式多元的内地红色研学及国情考察交流项目，企望通过一次次真切的实地走访，逐步拉近香港年轻一代与祖国悠久历史之间的情感纽带，不断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与家国归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