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安理会于七月三十日就下一任秘书长职位的七名角逐者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投票，此举被视为遴选进程迈入关键节点。当日，这场意向性表决在安理会闭门磋商会议中悄然展开，各成员国代表以统一色系的选票参与投票，每张选票上均列有每位候选人的姓名，并附有“支持”、“反对”与“中立”三类选项供勾选。

投票落幕之际，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对外表示，首轮意向性投票进展顺畅，具体结果将由各候选人的提名国代为转达个人。尽管这些投票结果并未公之于众，但其内情始终吸引外界目光——候选人可借此衡量自身所获支持力度，进而抉择是否继续角逐；观察人士则能从中窥探遴选进程的走向与潜在变数。

现阶段，竞逐联合国秘书长职位的七位候选人阵容包括：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籍的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阿根廷籍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现任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哥斯达黎加籍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现任秘书长蕾贝卡·格林斯潘、乌干达籍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莫斯·奥拉拉·奥通努、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以及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

这次秘书长选拔恰逢联合国面临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外界普遍分析，依据地域轮替的传统惯例，拉美背景的候选人或许占据一定先机；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亦持续呼吁，期待联合国能够打破历史，迎来其首位女性掌舵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相关规定，秘书长的任命流程需先由安理会提出推荐人选，随后交由联合国大会进行正式批准。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进入八月之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炎热版图将进一步蔓延，从长江中下游一路延伸至东北，广袤区域将陷入持续高温的“桑拿”模式。白天酷热难当，即便到了夜晚，暑气依旧盘踞不去，令人辗转难眠，真正体会到“昼夜无凉”的煎熬。

面对炎炎夏日，不少人认为衣物穿得越少越能解暑，实则不然。皮肤的调温机制颇为精妙——当外界温度低于体表温度时，裸露四肢确实能加速散热；但一旦气温飙升至37℃上下，甚至更高，汗液蒸发便成为身体散热的唯一依靠，此时裸露的皮肤非但起不到降温作用，反而会贪婪地吸纳外界热气。换言之，穿衣越少，受热面积越大，体感反而愈发燥热。此外，肌肤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紫外线下，还会增加晒伤甚至皮肤病变的风险。建议在高温暴晒时段，不妨选择宽松透气的长袖长裤，既能防晒，又能避免皮肤直接受到炙烤。

大汗淋漓之际，猛灌白开水似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然而这个习惯却可能适得其反。暑热天气里，人体在大量排汗的过程中，不仅水分在流失，钠、钾等电解质也在悄然消耗，特别是钾元素。在此情况下，若单纯补充大量清水，只会进一步稀释体液，加剧电解质的失衡。当血清钾水平跌破3.5mmol/L的警戒线时，便可能诱发“低钾血症”，轻者表现为四肢乏力、腹胀不适，重者甚至会引发心脏骤停，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夏季补水应秉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以100至150毫升为宜，温水最佳。

酷暑难耐时，冲个冷水澡看似畅快淋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高温环境下，皮肤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用以散热；此时若骤然以冷水刺激，温差带来的剧烈反应会使血管迅速收缩、血压飙升、心跳紊乱，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沉重负担，甚至诱发意外。更关键的是，冷水澡并不能真正实现“物理降温”的效果——当冰水大面积触碰肌肤时，体表温度感受器会向大脑发出“外界温度骤降”的假性信号，促使身体收缩毛孔与血管，阻断内部热量的正常外散路径，结果反而让暑气闷在体内，久久无法散去。

有人天真地以为，只要足不出户便能避开中暑的风险，事实却并非如此。中暑的发生并不局限于户外烈日下的长时间暴晒，居家或密闭空间等闷热高湿环境，同样潜藏着致命威胁。当环境温度达到32℃以上、相对湿度超过60%时，人体散热功能将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概率显著提升。因此，高温天气居家时，务必确保室内空气流通，室温尽量维持在26℃左右，同时做好除湿降温工作。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以及孕产妇等特殊群体，更应警惕厨房、卫生间等狭小密闭空间的暑热积聚，切忌仅凭主观感觉判断风险高低。

中暑按严重程度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与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绝大多数患者在早期便会出现头晕目眩、视物模糊、头部胀痛、恶心欲呕、胸闷气短等征兆。热射病则属于高温急症中最为凶险的一类，一旦发生，致死率极高，其典型表现包括：核心体温急剧攀升，通常超过40℃，皮肤呈现干热泛红且无汗液分泌的状态；患者常伴有剧烈头痛、恶心、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肌肉痉挛或全身无力；更为严重的是，中枢神经系统也会受到波及，出现神志不清、谵妄、嗜睡乃至深度昏迷，偶见行为异常、幻觉或角弓反张等神经系统紊乱症状。

面对热射病这一生命杀手，时间即是生命。在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的同时，应迅速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之地，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为其降温，例如以风扇吹拂凉风、喷洒凉水，或用凉湿的床单包裹全身等，争取在专业救援抵达前，为患者赢得宝贵的生存窗口。

记者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一款在全球范围内同步研发并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物，今日在我国率先获准上市，标志着原创靶点药物在国际多中心研发进程中，实现了中国首报首发的重大里程碑。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透露，此次获批的“选择性食欲素2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基于全新靶点和机制的治疗药物，主要适用于16岁及以上青少年及成人患者的1型发作性睡病。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晓强表示，这款药物已同步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递交上市注册申请，而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予以批准上市，这代表我国在“全球新”药物领域，从靶点源头创新、国际多中心临床协同推进，直至注册上市全链条，实现了全球首报首发的历史性跨越。

据悉，该创新药作为罕见病治疗用药，已同步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它获得了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享有“双重加速通道”支持；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进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被授予先驱和孤儿药资格，并纳入快速审评流程；在欧盟，则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别再让痔疮“背黑锅”了！有一种肠道疾病，被称为“绿色癌症”，它的隐患远比想象中更为骇人。

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在门诊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不少患者长期便血，一直当作痔疮治疗，用尽各种药膏，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做了肠镜，才发现直肠早已大面积糜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曹倩教授每日接诊中反复上演的真实一幕。

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为何总被误认为痔疮？若长期拖延、不予理会，又会招致怎样的严重后果？今日，请曹倩教授为我们逐一揭晓。

它其实并非简单的“肠道发炎”，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身肠道。此病名为溃疡性结肠炎，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吃坏肚子”有着本质区别。溃疡性结肠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或真菌感染源，而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与免疫调节异常紧密相连。通俗地讲，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认错了对象”，猛烈攻击肠道黏膜，致使肠壁满目疮痍。溃疡性直肠炎，正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亚型，其病变主要集中在直肠区域。

曹倩教授指出，该病最典型的标志是反复发作的黏液脓血便——大便中混有类似鼻涕的黏液与血丝，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里急后重（总想如厕却排不干净），甚至有少数早期患者反而表现为便秘。

正因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它成为被误诊率最高的肠病之一。“许多患者一见到血便就自行断定为痔疮，涂抹药膏拖延许久才来做肠镜。结果发现，出血的根源并非痔疮，而是整个直肠黏膜弥漫性炎症所致。”曹倩教授不无感慨。

那么，溃疡性直肠炎是否比全结肠炎更轻微？曹倩教授明确纠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关键不在于病变部位，而在于炎症的剧烈程度。即便直肠炎病变范围相对有限，若炎症严重、血便频繁，也属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若听之任之，后果将一个比一个严峻。起初或许仅“轻微带血”“多跑几趟厕所”，许多人选择隐忍。但曹倩教授提醒，一旦延误规范治疗，后果远超预期——

其一，病情可能从轻度演变为重度。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时每日血便可能少于4次，重度时则可达6次甚至10次以上。症状一旦加重，贫血、乏力、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整个身体状态都将受到显著冲击。

其二，炎症范围会持续扩大。原本局限于直肠的炎症，可能逐渐向上蔓延，最终累及整个结肠。

其三，癌变风险随之升高。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细胞异常增生的概率便会上升，进而一步步走向肠癌的深渊。

其四，严重并发症可能突然爆发。例如大出血、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等。曹倩教授警示：“若炎症失控，发展到这一地步，或需手术介入，甚至切除整个结直肠。”

正因该病目前尚无法根治、可能相伴终身，且极为折磨人，有人将其称为“绿色的癌症”。然而，曹倩教授更愿这样定义：“它固然磨人，但绝非绝症。只要管理得当，患者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迎来了新选择。药物治疗是该病的核心手段。曹倩教授介绍，传统药物如氨基水杨酸制剂，是轻中度患者的“老牌武器”，但部分人需大剂量、多次服用，依从性不佳。效果欠佳时，过去往往只能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近年来，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等新型药物陆续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一款名为艾曲莫德的小分子口服药为例，其作用机制颇为独特。曹倩教授解释，肠道发炎的本质，是被激活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肠道黏膜，释放炎症因子，破坏肠壁。而艾曲莫德属于S1P受体调节剂，它并非中和已释放的炎症因子，而是直接将那些蓄意“破坏”的淋巴细胞“关押”在淋巴结内，阻断其外出路径，从源头上遏制炎症发生。简而言之，就是“不让这些细胞出来惹事”。

药物选择固然重要，用药时机同样关键。有些患者总想把新药或好药留到最后——担心过早使用一旦无效便“无路可退”。曹倩教授对此直言：“这是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下的治疗原则是在合适时机，及早选用合适的药物。若病情已然加重，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某种药物不合适，也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切勿将最好的‘武器’留到最后，届时它可能已不再是那件‘最佳利器’。”

曹倩教授曾接诊一位20多岁的年轻患者，其反复出现黏液脓血便，最终确诊为溃疡性直肠炎。确诊后，他先使用氨基水杨酸栓剂，控制效果不佳，随后加用同类口服剂型，每日需服用8片药物，但症状始终未达理想控制水平。有医生建议注射类药物治疗，但他对针剂心存抗拒，予以拒绝。

后来，他辗转至曹倩教授的门诊，寻求其他方案。恰逢医院有艾曲莫德可供使用，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无需打针，他便接受了这一方案。“大约用药两三天后，他便告诉我们，原先每日可见的血便、黏液便，竟明显好转了。”曹倩教授回忆道。

曹倩教授所在的邵逸夫医院，是国内最早关注并诊治炎症性肠病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参与艾曲莫德临床研究的中心。曹倩教授深耕炎症性肠病领域多年，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疑难罕见肠病。早在20多年前，国内此类药物极为匮乏之际，她便组建诊疗团队，启动了相关研究。

在饮食管理上，曹倩教授还给出了两条核心原则。除规范治疗外，生活方式管理，尤其是饮食，至关重要。“饮食环境是炎症性肠病发生及加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她指出，过去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如今却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饮食结构的变迁——高盐、高油、高脂及超加工食品摄入显著增加。

她建议患者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体化回避。凡是食用后自觉不适、有刺激感或过敏反应的食物，坚决停止摄入。第二，优选天然食物。添加剂过多的超加工食品、高盐高油高脂食物，均对肠胃不利。推荐少油少盐、以清蒸为主的新鲜天然食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