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晓洁、王聿昊

　　海报制作：贾稀荃、许涵毅

暑期来临，徒步、溯溪与露营成为许多人消夏纳凉的热门选项。然而，当人们流连于网络平台上精心筛选的“打卡胜地”时，或许未曾察觉，一张完美的照片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之间，往往只隔着薄薄一层距离。

近年来，野外遇险的悲剧屡屡上演。2025年，深圳“望郎归”地区在短短80天内接连发生三起失联乃至遇难的事件；2026年元旦，五名人员擅自闯入秦岭“鳌太线”禁行区域，其中三人不幸丧生；六月，安徽淮南一名15岁少女在尚未开放的废弃矿坑边拍照时失足落水，命丧当场；同一月份，广东清远英德一处野外溪谷中，一名女子在戏水之际被湍急水流卷走，最终殒命。每一起惨剧过后，社会舆论总会掀起一轮反思，然而下一次意外却照旧接踵而至。为何那些事后看来危机四伏的地点，置身其中的人却毫无警觉？

事实上，危险始终如影随形，只是被滤镜悄然遮掩。社交平台上，人们更热衷于展示碧水青山、“隐秘角落”与“绝佳机位”，至于线路是否合法开放、需要何种装备、山洪暗流、失温坠崖等隐患，却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部分博主大肆渲染“勇敢者先享世界”的论调，却鲜少提及，那些迷人景致的背后，可能是通信中断、补给匮乏、救援无门的荒蛮地带。公众未必存心冒险，但极易被经过美化的信息所误导，将专业级别的探险误当作寻常观光。

这种选择性信息的泛滥，不仅误导了大众，更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五条明确指出，旅游者必须恪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这意味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擅自涉足未开放区域，政府、旅游经营者及游客自身均须各司其职，共同筑牢旅游安全的防线。然而，实际操作中，不少“野线路”和“野景点”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反而将其频频推上首页，使得法律禁令在流量逻辑面前形同虚设。以安徽淮南天目湖为例，该地原为采石场遗留的矿坑，尚处于生态修复阶段，从未对外开放。可即便在15岁女孩不慎滑入溺亡的事故发生后，仍有众多网友主动推荐前往，声称此处“水色最美最蓝，拍照效果绝佳”“是戏水的理想场所”。

风险的另一个来源，在于人们经验的错位。城市生活中，我们习惯了有护栏环绕的公园、有救生员值守的泳池、有广播预警的园区，这种根深蒂固的安全预期，被不自觉地投射到了野外环境之中。然而，山野之间没有规整的步道、稳定的通讯信号或随叫随到的救援力量；一条在晴日里清澄静谧的溪谷，也可能因上游的一场降雨而骤然化身夺命洪流。野外的灾祸，往往并非肇始于某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源于一次次“应该没事”的侥幸判断逐步累积。

更令人忧虑的是，有人将违规穿越粉饰为“挑战自我”，却将冒险的代价转嫁于社会。被称为国内死亡率最高徒步路线的“鳌太线”，自2018年起便全面禁止穿越，可违规闯入者始终络绎不绝。2026年元旦，某些招募贴甚至将此次非法穿越标榜为“新年挑战”。事故发生后，当地不得不动用直升机与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展开生死搜救。而在此前一年间，“鳌太线”已发生多起非法穿越导致的伤亡事件，每一次救援，都意味着大量公共资源为个人的一时冲动买单。这种“廉价冒险”的错觉背后，潜藏着“出事反正有人来救”的隐性心态，客观上助长了更频繁、更大胆的违规行为。

面对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法律与制度正在积极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后，须承担应由个人支付的相应费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的“自甘风险”原则，同样为野外活动中的个人责任划定了清晰界限。

重塑对自然的敬畏，绝非一纸禁令所能企及。平台方不能仅仅充当流量的搬运工，在推荐“出片机位”的同时，亦有责任将景区的开放状态、路线难度及潜在风险同步呈现给用户，对于涉及未开发区域的违规攻略，应当果断予以清理下架；监管部门既要拦阻违规脚步，更须依法追责无资质组织者、违规带队者，压实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更为根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亟待补上“野外风险认知”这一课——敬畏并非意味着远离山林，而是在出发前做好万全准备，面对风险之时懂得及时折返，对自身及同伴的生命负责。

大自然从不设“新手保护期”，也不会因一句“来都来了”而网开一面。真正的勇敢，绝非征服无人之境的鲁莽，而是看清危险之后转身离去的清醒。将平安归来置于打卡圆满之上，才是踏入山野之前最重要的一份准备。

在湖南湘江新区，一批游戏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姿态拥抱全球市场——从街机时代的情怀复刻，到策略手游的海外远征，再到热销日本的生存题材作品以及深耕TikTok与独立应用的小游戏矩阵，它们各自摸索出独特的出海航道。有的团队将中华国风、地方风貌乃至经典IP巧妙织入角色塑造、场景构建与机制设计中，有的则把重心放在玩法验证、本土化打磨与长期运营之上，试图以更务实的方式打开海外用户的视野。

作为湖南游戏行业的标杆，草花互动在取得美国经典漫画《Xenozoic Tales》的正版授权后，并未简单停留在对《恐龙快打》怀旧元素的临摹上，而是大胆为这一舶来IP披上东方美学的华服。在文化融合层面，《街机恐龙》与本土武侠动画《虹猫蓝兔七侠传》展开深度联动，将长虹剑、冰魄剑等标志性武器化为游戏中的神兵利器，并把侠肝义胆的精神内核注入限时副本；团队还推出了致敬李小龙的特别版本，精心还原中山装和黄色战袍等标志性造型，将中华武术的一招一式拆解为角色技能，让功夫文化真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游戏精髓。

地方风情同样被细腻地嵌入游戏世界的肌理。据《街机恐龙》项目负责人陈熙透露，团队将张家界标志性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完整搬进限时挑战副本，配合带有浓郁湖南腔调的角色语音，让本地玩家倍感亲切；苗族服饰主题的时装以及汉服风格的外观也相继登场，化为玩家可以自由搭配、对外展示的数字资产。陈熙强调，立项初期团队考量的核心从来不是题材的经典程度，而是用户画像与市场潜力是否匹配。为此，他们曾发放上万份问卷并在多平台测试素材点击率，最终锁定“情怀唤醒+文化增量”的产品策略。在他看来，文化植入绝不能沦为生硬的标签，“我们筛选元素的标尺有三把：辨识度要高、能自然转化为玩法、让年轻族群乐于接纳。与其强行灌输知识，不如让玩家在换装和闯关的乐趣中，潜移默化地感受东方美学的韵味。”

截至目前，《街机恐龙》已稳健运营一年半，累计注册用户突破2000万大关，月活跃用户稳居百万级。游戏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谷歌应用商店启动测试，以华人市场为首要切入点，后续计划登陆港澳台地区。陈熙表示：“我们先用IP情怀锁定核心受众，再逐步释放文化层面的内容。语言可以实现本地化，但汉服、张家界风光这些文化基因会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与此同时，草花互动自主研发的历史策略手游《帝国：权杖与文明》也已瞄准中东市场发力，团队携手华为终端云的中东非洲区域团队，在语言翻译、合规审查、支付体系及分发渠道等关键环节推进本地化适配，并将华夏文明特有的兵种、建筑和科技体系无缝融入对抗玩法之中。

相较于草花互动“文化先行+IP承载”的战略，游品科技和指色网络的出海路径呈现出另一种逻辑——它们更注重产品验证的严谨性、本地化的精细度以及运营节奏的把控。凭借《收纳物语》《进击的汉字》等产品的成功积累，游品科技在休闲小游戏的研发、买量投放和商业变现方面早已练就一身本领。2026年初，其出海力作《Cell Survivor》在全球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其中日本市场贡献了超过一半的流水。这一成绩的背后，是企业从创立之初便坚守的研发导向理念。创始人侯添乐坦言，小游戏赛道表面看似轻巧，实则比拼的是研发功力、节奏拿捏和持续打磨的能力。在出海实践中，团队并未机械照搬国内版本，而是依据海外市场的反馈精准捕捉玩法趋势，先在国内完成玩法机制、留存数据、数值平衡及商业化模型的全面验证，再推出与当地用户习惯契合度更高的定制版本，并不断微调养成系统、活动频次与变现策略。

指色网络则走出了一条“IAA小游戏+独立应用”双轮驱动的出海路线。这家本土企业旗下已有多款流水破亿的爆款产品，稳坐国内IAA小游戏赛道的头把交椅。据介绍，团队一方面将消除、解压、脑洞等品类的小游戏投放到TikTok平台快速起量，另一方面积极布局独立应用的海外发行，代表作《Car Jam》在过去一年间全球全渠道累计下载量已跨越2000万次门槛。发行事业部合伙人姚湘泉观察到，中国小游戏的创意迭代速度已经领跑全球。在文化元素的融入上，团队倾向于先用成熟玩法吸引用户，再徐徐将汉字、地标等本土印记植入产品中。“文化传播是场马拉松，急不得。只有先用玩法立住脚跟，用户才愿意静下心来感受你想要传递的文化温度。”

企业敢于扬帆远航，离不开湘江新区产业生态的强力托举。以中电软件园为例，这里汇聚了草花互动、游品科技、指色网络等一批企业，形成了从游戏研发、小游戏制作到海外发行覆盖全链条的产业闭环。新区更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展会参展、内容本地化生产、渠道资源对接等多个维度，为企业提供系统化的配套服务，为“出海”之路扫清障碍。而比硬件配套更具韧性的，是园区内部自然生长出的良性竞合氛围。企业之间摒弃内耗、互助共赢已成常态。姚湘泉回忆道，游品科技早年遭遇发展瓶颈时，指色网络曾主动分享运营经验和数据洞察；而当游品科技打造出爆款后，也慷慨地将商业化设计思路与同行探讨交流，形成了知识共享的良性循环。

更深层的支撑，则来自湘江新区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全球渠道的铺设。草花互动一位负责人透露，新区积极牵线搭桥，推动企业对接岳麓书院、非遗项目及文旅资源，并不定期举办海外对接会和行业展览，助力企业链接全球市场脉搏。如今，从海外玩家操控李小龙的经典造型闯关破敌，到全球用户在解谜世界里指尖轻触张家界的嶙峋峰林与苗族服饰的绚烂多彩，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正随着游戏产品的触角，悄然抵达越来越多的海外受众。有业内人士评价称，这种将文化融于玩法、让用户在沉浸式体验中自然感知的传播范式，规避了生硬输出的尴尬，能让全球玩家在互动与愉悦中，逐步读懂中国文化与湖湘特色的深层意蕴。

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虽已取得斐然成就，然而囿于体量庞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客观条件，仍存在诸多短板亟待补齐。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基础教育品质的期许持续攀升，时代演进与科技变革的双重浪潮，也为教育功能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契机。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要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奠基性作用，就必须汇聚全社会的共识与信心，精准聚焦评价机制革新、智能时代适应性等核心议题，着力提升民众满意度，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与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在评价制度改革层面，须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贯穿始终。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课业压力依然繁重，由此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不容小觑。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表明，2021年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2.6%；而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则显示，参与调查的3万余名青少年中，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这一比例高于成年人群体，且抑郁、孤独感及手机依赖程度随年级递增而加剧。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以“健康第一”为引领、以“五育并举”为抓手，掀起了一场深层次的育人生态变革。“十四五”期间，教育部推行“学生体质强健计划”，鼓励各地扩充体育课时、丰富课后体育服务及大课间活动，并将课间休息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当然，部分政策落地效果与公众预期仍有距离，但正视这种差距，恰恰体现了教育治理的成熟与进步。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指出：“从多地调研反馈看，公众最关切的议题集中在课业负担是否切实减轻、课后服务能否满足多样需求、心理辅导资源是否充足、特殊群体是否获得有效帮扶等，这些正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攻方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透露，2024至2026年间，教育部连续三年对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进行专项部署，围绕影响教育公平、损害学生健康、加重课业负担等六类问题制定负面清单，确保“健康第一”原则贯穿学生成长全程。

在考试评价改革方面，教育部正按照“教考衔接、考招联动、能升尽升、多元发展”的思路推动中考改革，一方面积极扩充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优化考试形式、完善招生机制、健全评价体系，着力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同时，作业负担监测机制被进一步强化，日常考试管理政策也在逐步落实。

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云星认为：“教育治理逻辑应从‘层级化’转向‘分类化’，构建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融合的综合素质评价框架，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公平、多元的成长通道。”他强调，围绕“健康第一”的共识，政府、学校、家庭应共同构筑基于互信的教育协作共同体。

面对智能时代的浪潮，基础教育的“因材施教”被赋予了全新内涵。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技能需求将增长60%，数字技能将增长35%，全球14%的劳动力面临职业转型风险；而至2050年，至少40%的现有岗位或因自动化而消失。人工智能能力与数字素养，正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基石，其加速迭代也必将深刻重塑人才素质结构，为基础教育带来革命性影响。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毅坦言：“智能时代，基础教育要培育学生哪些核心素养？这些素养需要通过怎样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来养成？哪些要素需要传承，哪些亟待创新？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多部门联合出台政策，为中小学普及和深化人工智能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亦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模式变革，将其融入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据半月谈记者基层调研观察，各地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的深度融合，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学段常态化铺开。

实践探索已初见成效：在北京第十三中学，班级“智能体”定期为学生开展学情诊断，精准归纳共性薄弱点与个性差异，为教师提供数据参考；在浙江温州，中小学人工智能课上，学生利用生成式技术打造出能说方言介绍本地文化的数字人；在河南，有小学教师让每位学生“领养”虚拟宠物，以完成作业作为“喂食”奖励，显著提升了学习热情。

然而，人工智能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诸多隐忧。当知识获取不再局限于教师传授、学习场景不再限于校园课堂，基础教育的“启智”功能是否会被削弱？如何理性审视和运用智能工具，避免陷入“技术惰性”？若人工智能资源出现数据偏差、内容谬误乃至价值导向问题，又当如何应对？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破题关键在于深刻理解“因材施教”这一核心。应对智能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须秉持“积极拥抱、以人为本、引导善用、趋利避害”的原则，以从容心态主动求变，为培育时代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夯实根基。王嘉毅进一步展望：“未来的教育将告别‘千人一面’，迈向‘一人一策’，教学开放性与灵活性将愈发凸显，学习者自主权扩大，个性化培养与多元评价将成为常态，大规模因材施教也终将从理想走向现实。”

多位专家强调：“我们的目标并非培养程序员，而是赋予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核心素养。”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成为撬动基础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支点，恰恰在于它为每个孩子获取素养提供了差异化路径。正如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小学校长姚晓英所言：“技术不过是引线，我们真正要点燃的，是孩子心中‘我想学、我能行’的内驱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