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深圳7月21日电（记者索有为）被誉为中国内地开放水平最高的前沿阵地，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下称“前海合作区”）正逐步确立其作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迈向全球的重要枢纽地位。根据前海管理局7月21日公布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该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250.1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大幅攀升102.9%。

自2026年初以来，包括亚太区领先的私营电力企业香港中电集团、马来西亚云顶集团、瑞典恩华特集团在内的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纷纷选择在此抢滩布局。前海的外资产业生态也正由金融和商贸领域，不断向高端制造、专业服务等更广泛行业延展。

与此同时，存量外资的增资意愿也十分强烈。近期，位于前海的深圳汉莎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了2.6亿元的追加投资。作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产品线最完备的复合材料部件维修企业，该公司在2025年的航空器材进口总额高达6.8亿元。

数据进一步显示，上半年，前海外资企业通过利润再投资方式投入的资金达到93亿元，同比增长80.6%，这一数额占当期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37.2%。预计全年利润再投资的总额将突破110亿元，年增幅有望超过30%。

在政策层面，前海正在实施较通用负面清单更为开放的自贸区版负面清单，逐步放宽增值电信、细胞与基因治疗、外商独资医院等特殊领域的准入限制。截至目前，前海已累计引进17家外资细胞与基因治疗企业，并批准12家外资企业参与增值电信业务的扩大开放试点。

在资金流通过程中，中国商务部于今年明确提出支持前海蛇口片区对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进行优化升级。此外，前海还出台了两项外汇便利化试点政策，旨在简化资本项目结汇资金的使用流程，并改善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的退汇操作，从而显著提升外资资金周转效率。截至目前，前海的QFLP管理企业数量占深圳全市的八成以上，自贸区FT账户累计交易额也已突破1.4万亿元大关。

近日，《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正式对外公布，围绕“十五五”时期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推进，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计划》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水平与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群众身边的基础健身设施将更加丰富、便捷，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将更加多元，公共服务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将显著增强。届时，各类体育组织将实现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运动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具体指标方面，《计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将提升至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将迈向40%左右的水平，国民体质将得到持续改善。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明确了十项重点任务，涵盖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赛事活动、优化组织服务网络、提升科学指导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弘扬健身文化、发挥多元综合价值以及强化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

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计划》特别强调“小而美”的建设思路。未来几年，各地将充分挖掘城市闲置空间，打造更多贴近群众的便捷健身点，同时严格控制新的大型场馆项目。统计显示，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3.11平方米，而2030年的目标则较之增长近三成，体现出对群众健身需求的高度关注。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指出，场地设施建设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破解“好不好”的难题。他强调，应当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中，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具体实施上，《计划》鼓励各地结合常住人口的变化趋势，合理布局场地资源，优先向人口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同时，要充分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盘活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覆盖全龄段的健身场所。此外，球类、冰雪等运动项目人口增长迅速，相关场地供给也将同步增加；乒乓球台等小型设施将更多进入城市社区和公园绿地。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在服务精细化方面也做出了针对性安排。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创新老年运动健康模式，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健身项目与产品，并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场所。针对儿童青少年，则加强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新就业群体的健身需求也被纳入考量，未来将在工作场所和休息站点配置便捷健身设施，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婵表示，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发展理念，旨在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加均等、温暖、贴近民生实际。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

7月29日，一场聚焦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的对接交流活动在深圳光明区拉开帷幕，这也是“百家全重进湾区”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之一。当天，来自科研界和产业界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此次交流活动由广东院士联合会、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及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手筹办。与会各方就微生物安全与健康科学、生物制造的演进趋势与现实应用、合成生物学的最新突破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搭建科技研发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高效桥梁，推动创新成果精准落地。

开幕式上，广东院士联合会秘书长卢育辉以《“两会一行动”力促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为题，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该会在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实践路径。

在主题报告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暨广东院士联合会副会长吴清平，发表了题为《中国微生物安全与健康科学大数据库创建及其在绿色生物制造中的应用》的演讲。他着重阐述了微生物在人类健康维护及工业流程中的关键角色，并介绍了微生物菌种基因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及其广阔应用前景。

深圳先进院院长、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及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主任刘陈立，则通过《生物制造发展趋势与实践探索》的报告，系统梳理了生物制造百年来从萌芽到壮大的发展轨迹，并结合具体案例剖析了当前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随后的项目路演环节精彩纷呈，五个创新团队轮番亮相，集中展示了涵盖创新药物研发、生物分子智能设计、精准发酵技术、细胞免疫治疗以及未来食品育种等多个生物制造核心方向的最新成果。这些项目不仅体现了大湾区在该领域的锐意创新精神，也彰显了区域内深厚的科研积累与产业转化潜力。

在自由交流与对接时段，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企业代表与科研机构专家，围绕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链协同合作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而务实的沟通，进一步促进了跨区域、跨行业的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