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7月28日电 (记者 蔡敏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外科五区副主任蔡泽荣日前指出，尽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早期多无明显征兆，但它是少数能够有效预防和治愈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从息肉发展为肠癌，通常需历经五至十年，这一漫长过程为早筛早治创造了难得的干预契机。

那么，哪些人容易罹患结直肠癌？预防该病的关键举措究竟是什么？长期排便异常是否与肠癌存在关联？蔡泽荣直言：“不少人偶尔感到肠胃不适，却因饮食睡眠如常、无明显异常，加之家族中无患病史，便误以为肠癌遥不可及，这种认知实则潜藏巨大风险。”

他解释说，绝大多数结直肠癌源于肠道内原本无害的腺瘤性息肉。这些微小的赘生物在悄无声息间逐步演化，往往经历五至十年的漫长积累方成癌变。蔡泽荣形容道：“这一进程迟缓，犹如一根缓缓燃烧的引线，恰恰为医学干预留出了关键时间窗。”若能在息肉阶段借助肠镜及时摘除，则基本可杜绝癌变可能；反之，一旦错失良机，息肉可能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进而穿透肠黏膜屏障，演化为恶性肿瘤，届时治疗难度与预后将天差地别。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方案(2024年版)》，高危人群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年龄因素首当其冲：40岁被视为重要分界点，此后肠癌发病率呈陡峭上升态势。年过四旬却从未接受过肠镜检查的人，事实上已跨入“高危群体”之列。家族史同样不容忽视：若父母或亲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曾患肠癌或肠道腺瘤，其本人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二至三倍甚至更多。

此外，个人病史与生活方式亦构成关键要素。既往查出肠息肉者，表明其肠道环境易滋生赘生物，即便手术摘除，未来仍可能在别处复发；长期罹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者，肠黏膜在反复的炎症刺激与修复过程中，更易发生基因突变而走向癌变。而不良生活习惯更是肠癌的重要推手。

蔡泽荣将肠癌形象地称为“吃出来的病”和“懒出来的病”。饮食结构失衡——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摄入过量，而蔬果、全谷物及膳食纤维严重不足——是重要诱因。充足的膳食纤维如同肠道“清道夫”，能裹挟毒素并促进蠕动，加速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与此同时，久坐少动、缺乏锻炼、吸烟酗酒以及肥胖等因素，均与肠癌发病密切相关。相反，增加膳食纤维摄取、坚持运动、偏好鱼肉禽肉等白肉，并适度补充钙质与维生素D，则能显著降低患病概率。

在众多筛查手段中，肠镜检查被公认为预防结直肠癌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堪称名副其实的“金标准”。蔡泽荣介绍，肠镜是一根配备高清摄像头的柔性软管，医生可借此直接探入大肠，细致观察每一寸肠道黏膜。无论是平坦的黏膜表面还是隆起的息肉，都难以逃脱这台“火眼金睛”的洞察。

按照指南建议，对于无症状、无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应于40岁时进行结直肠癌风险评估，并在45岁前完成首次肠镜检查。而高危人群的筛查起始年龄则需再提前五至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便秘或腹泻本身并不会直接“憋”出肠癌。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是肠易激综合征等功能性胃肠紊乱的表现，与结直肠癌并无明确的直接因果关联。然而，排便习惯的显著改变却需格外警惕。蔡泽荣提醒：“若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如每日一次）在近几个月突然转为严重便秘，或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甚至出现大便变细如牙膏、便中带血等异常，这很可能提示肠道内已生长肿瘤，压迫或堵塞了肠管。”

来自乔治敦的报道（郭永团）——近日，第21批中国援圭亚那医疗队的妇科肿瘤多学科协作团队，借助手术前缜密的诊断评估以及手术过程中默契无间的配合，成功为一位49岁的患者完成了极具挑战性的肿瘤细胞减灭术，该患者罹患的是复杂盆腹腔肿瘤。

根据相关介绍，患者的CT影像显示盆腔与腹腔内出现巨大肿块，其肿瘤上缘已越过肠系膜下动脉水平，两侧延伸至季肋区，初步高度怀疑是右侧附件来源的巨大多房囊性病灶，倾向诊断为黏液性卵巢恶性肿瘤。

面对这一棘手的病例，医疗队的妇科多学科协作小组迅速组织了联合研讨会。放射科主任郭永团仔细解读影像资料，对肿瘤的涉及范围做出了精准判断，认定该肿瘤符合进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的适应指征；病理科主任彭森则从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入手分析，强调黏液性肿瘤对化疗反应不敏感，且极易引发肠梗阻，鉴于患者当前身体状况尚可，手术无疑是最优先也是最为理想的选择窗口。

作为多学科团队中妇科专业的牵头人，李妍雨医生在整合了病理科、放射科的专业意见，并结合妇科临床检查结果后指出：尽管患者体内的肿块体积庞大，且可能存在淋巴结肿大乃至转移的风险，但病灶边界仍旧比较清晰，Suidan评分小于3分，在完成充分的术前准备之后，完全可以施行外科手术干预。

手术当日，李妍雨医生与当地萨姆拉尔医生所带领的团队并肩作战，共同实施了这场肿瘤细胞减灭术。术中所见与多学科团队术前的评估高度一致——肿瘤波及范围十分广泛，并且与重要血管及脏器的关系极为密切。经过四个多小时精细入微的操作，医疗团队成功实现了肿瘤的满意减灭，整个手术过程平稳顺畅，达成了预期的治疗目标。

业内专家评论认为，这场由影像学、病理学及妇科多学科“联袂护航”的手术能够圆满收官，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在诊治疑难复杂肿瘤方面所具备的深厚综合实力。

“多学科协作绝非仅仅是一次会议讨论，它更代表了一整套严谨的决策流程闭环。”李妍雨医生在术后接受采访时坦言，“从影像阅片、病理定性，直至手术台前的每一个细微抉择，我们都在依靠团队集体的智慧来为患者生命安全筑起防线。能够借此途径为圭亚那的民众解除病痛折磨，并且为中圭两国间的医疗卫生合作贡献一份力量，这无疑是我们全体医疗队员的共同期许。”（完）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宠物美容本应是爱宠人士与毛孩子共度的愉悦时光，然而近期却有不少消费者因洗护卡“意外失效”而倍感困扰。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多位消费者在该宠物护理品牌旗下门店购买洗护免单卡后，遭遇了服务中断的窘境。店员在推销时承诺，此类卡片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但不少持卡人却在未满一年时发现，卡内剩余次数竟无法继续使用。品牌方对此回应称，洗护卡的使用需绑定会员身份，一旦会员资格到期，消费者须再缴纳199元年费，方可解锁剩余权益。然而，这一附加条件是否在消费者购买时被如实告知？若涉及退款，又该如何合理计算？这些问题引发广泛质疑。

北京的张先生每月都会带爱犬前往该连锁品牌门店进行常规洗护。去年10月，他在店内消费时，经店员热情推荐，购买了一张包含12次宠物美容服务的免单卡，售价1188元，并被告知可在一年内按每月一次的频率使用。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需求，张先生欣然下单。然而，今年6月当他再次预约时，却因会员年卡到期而被拒之门外。客服明确表示，若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必须先支付199元开通会员年卡。

无独有偶，谢女士也遭遇了类似困境。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花费1199元购入一张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的免单卡。然而到了7月，因会员资格过期，她卡内尚余的7次服务突然无法预约。谢女士透露，由于此前有过预付卡未及时用完的经历，她在购买前特地询问过卡片有效期。聊天记录显示，客服曾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一年365天，但并未提及还需绑定会员。事实上，谢女士购卡时，其会员年卡已使用近7个月，剩余有效期不足5个月。换言之，即便她正常使用，也可能面临服务中断的风险。

面对消费者的质疑，该品牌客服坚称推广时已充分说明规则。在一段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此卡因性价比高而广受欢迎，但部分用户购买后才发现使用限制。他强调，卡面上已用红色加粗字体标注“会员专属”四字，意在提示核心条件。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购买该免单卡需在品牌线上渠道操作，页面虽列出“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的说明，但即便非会员也可直接下单。多位遭遇问题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多是在线下门店由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甚至由店员代为操作，极易忽略这些隐性条款。在他们看来，是否续费会员是个人消费选择，但已付费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因会员到期而作废。

更令消费者不满的是，品牌方在处理退款时条件苛刻。谢女士举例称，按购买价折算，她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仅愿退还580余元，最终她被迫接受短时间延期方案。记者梳理发现，此类投诉并非孤例。在社交平台及黑猫投诉等渠道，大量用户反映类似问题，批评声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消费”、“预付费陷阱”等措辞。记者尝试联系该品牌进行官方回应，但截至发稿时未获答复。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指出，若格式条款不合理地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主张无效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巍进一步指出，依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预付卡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何种类型，均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缴会员费才能使用已购服务的规定。他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或储值卡时，务必妥善保存付款凭证、合同文本及沟通记录等关键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可通过协商、投诉、调解或诉讼等途径依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