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的中医药专项工作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该局医政司司长孟庆彬透露，为持续增强基层中医药服务效能，更充分地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并助力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相关部委，正式启动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的中医药行动。根据《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的规划，到2030年，将重点在县级中医医院医疗能力、基层卫生机构的中医药服务水准、基层中医药人力资源配置、基层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运用，以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普及宣传这五大领域实现显著升级，从而让中医药事业的进步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众健康。

为确保该行动的顺利实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方案中已将该工程细化为七大具体行动，共涵盖二十五项核心任务。第一项行动聚焦于服务网络的优化与完善，具体包含四项任务：明确县级中医医院的功能定位，改进中医馆和中医阁的服务设施，强化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的中医科室建设，同时鼓励并规范社会力量在基层开办中医服务，通过多方协同，使群众能便捷地在居住地附近获取中医药服务。

第二项行动旨在推动服务能力的提质增效，涉及五大任务。具体措施包括：在县域内打造具有特色的中医优势专科，增强县级中医机构的急诊急救水平，提升基层中药药事服务质量，促进中医药深度融入基本公共卫生体系，并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础医疗和重点人群健康维护中的独特作用。这些举措将全方位提升中医药服务的品质，使群众在基层使用中医和中药时感到更加有效与安心。

第三项行动着眼于基层人才的扩容与培优，同样包含五项任务。方案提出，将扩大人才供给规模，实施分层分类的培养培训，优化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完善人才发展的激励政策，并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中医药资源向基层下沉。遵循基层中医药人才的成长规律，采取“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模式，旨在为基层打造一支能够长期留在当地、服务当地的中医药人才队伍。

第四项行动专注于适宜技术的深耕推广，包含三项任务。建立健全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升临床应用能力。通过扎实有效的推广工作，力求使8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熟练运用6类15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而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则普遍掌握4类6项以上。这将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满足群众在基层防治、康复及健康管理全链条上的中医药服务需求。

第五项行动涉及综合管理的创新与提升，包括三项任务。强化中医医疗质量管理，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与管理水平，并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的创建。通过严格的质量监管规范服务行为，借助数字技术释放服务潜力，以示范引领带动区域整体进步，进而树立更多基层中医药服务的优秀品牌。

第六项行动聚焦于健康科普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振兴，包含两项任务。提升基层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与健康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让中医药更深入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推动文化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既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又实现中医药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基层的双重提升。

随着南京上半年经济数据的揭晓，中国城市GDP十强的最新座次已然尘埃落定。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9.6万亿元，同比攀升4.7%，较去年同期新增了3.6万亿元的体量。在这盘经济大棋局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合计贡献了9734亿元的增量，这一数字占据了全国总增量的逾四分之一，彰显出头部城市的强劲引擎效应。

放眼这十座领跑者，上半年有九座城市的经济增速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和广州以5.8%的增幅并列榜首，武汉则以5.7%的微弱差距紧随其后，摘得探花之位。然而，表面亮丽的成绩单背后，各梯队内部的竞争暗涌不断，较量正悄然升级。

上海与北京凭借服务业的强力驱动，正稳步迈向“6万亿元”的门槛，头部城市的规模优势愈发显著。与此同时，重庆虽在增速上未能跑赢全国，却在经济总量上成功超越广州，重新夺回“第四城”的宝座。而苏州、成都、杭州与武汉之间的缠斗则更为胶着，彼此间仅有百亿元级的微小差距，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写全年的最终排名。

不过，比座次变动更值得玩味的是促成这些变化的深层驱动力。透过服务、工业、投资等细分领域的详实数据，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城市差异化增长背后的独特逻辑。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双子星，上海上半年交出了5.6%的增速答卷，高出全国水平0.9个百分点。有分析人士指出，若此增势得以延续，上海全年GDP冲刺6万亿元大关几无悬念。同期，北京的经济总量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超出全国均值0.7个百分点，在半程节点上已稳稳跑赢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

深入剖析，服务业无疑是这两座超大城市的核心引擎。上半年，上海和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2.2万亿元和2.3万亿元，将其他城市远远甩在身后，占各自GDP的比重高达79.4%和87.4%。即便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之上，两地的第三产业增速仍分别达到5.9%和6.1%，领跑GDP十强城市阵营。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采访时分析道，北京与上海作为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的龙头核心，近年来已逐步形成了“北京研发、河北转化”和“上海研发、周边转化”等高效的协同发展模式。这种精准定位使得两地在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

从宏观视角审视，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1.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59.5%。在经济十强城市中，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绝大多数城市也已跨越这一基准线，唯独苏州的服务业占比为54.8%，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细察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各地服务业的迅猛扩张，主要得益于一批高成长性的新兴服务行业。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增长极，上半年增加值分别实现了10.7%和11.9%的同比攀升。这一趋势在经济十强城市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以北京为例，上半年服务业拉动全市GDP增长5.3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5亿元，同比增长9.4%，单这一项便贡献了2.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作为十强中唯一的“准2万亿元”城市，其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高达6.3%，位居十城之首。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了12.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0.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也录得5.1%的涨幅。今年4月，我国首个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服务业进入了顶层统筹、系统发力的全新纪元。以南京为例，其已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75万亿元的目标，这意味着在2025年的基础上，未来五年需再新增4000多亿元。

同处3万亿元经济体量阵营的深圳、重庆和广州，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广深两地以5.8%的增速并肩领跑，而重庆仅录得4.2%的增幅，成为十强中唯一未能跑赢全国水平的城市。广深两地的强劲增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这一“压舱石”的有力支撑。

上半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这无疑是在高基数之上跑出的加速度。回顾过去两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分别达到9.7%（2024年）和5.4%（2025年），持续保持着稳健的上升势头。这背后，关键领域的强力拉升功不可没：制造业整体增长9.3%，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12.3%。在高技术产品方面，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分别实现了58.1%、43.9%和25.5%的惊人增长。

相比之下，广州则正借助工业的回暖实现快速“回血”。自2020年以来，这座“第一省会”的经济增速一度落后于全国或全省水平，工业被视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其中，作为核心支柱的汽车制造业产值曾一度下滑约20%，不仅令广州失去了“汽车第一城”的光环，也使其被挤下了“经济第四城”的地位。然而，今年一季度，广州经济增速强势领跑GDP十强城市，经济总量以65亿元的微弱优势反超重庆，重回第四位。步入上半年，广州再度斩获十强最高增速，并创下自2022年以来的同期增速新高。有观点直言，这是广州近五年来最有力的一次经济修复。

工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回暖，成为广州高增速的关键推手。上半年，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而去年同期的这两个数字仅为0.7%和-5.7%。反观重庆，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速（2.2%）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1%）均位列十强后段，但其摩托车整车产量却达到了572.77万辆，增幅高达49.7%。从经济总量来看，由于基数差异等因素，上半年重庆再度拉开了657亿元的领先优势，成功夺回“第四城”之位。不过，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剧，同样以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广州和重庆，围绕“经济第四城”的拉锯战依然悬念迭起。

视线再向后移，苏州、成都、杭州和武汉之间的贴身竞速同样令人瞩目。作为全国新一线城市的代表，这四城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异常迅猛，已然成为十强格局中最大的变数。今年上半年，苏州以1.4万亿元的GDP位居四城之首，成都和杭州分别为1.3万亿元和1.2万亿元，武汉则为1.1万亿元。两两之间的差距大致在千亿元量级，四城的全年经济总量也同处于2万亿元级别。

武汉的表现尤为亮眼。其5.7%的经济增速在十强中排名第三，并创下武汉近五年同期新高。同期，苏州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度跑出5.6%的增速，增势同样强劲。在曾刚看来，苏州和武汉之所以能实现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尤其是芯片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借助国产化替代进程的持续推进，这两座精准踩中风口的城市正迎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数据显示，上半年武汉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高居十强首位，即便在已公布数据的万亿元城市中也仅次于合肥，位列第二。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了90.8%，电子设备制造业对规上工业的贡献率竟达到100.4%，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更是首次超越了“车钢油烟”等传统产业。当地媒体对此评价道：武汉制造业的主角，已然换了新面孔。

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AI（人工智能）产业的引领效应持续凸显，带动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等需求旺盛，拉动电子信息业产值同比增长10.0%，已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眼下，硬科技已成为各地全力加码的赛道。比如，成都上半年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全力推进国星宇航、星际荣耀等商业航天项目建设，1至6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9.1%；同时推动四川航发、天马精密等重点制造业企业的技改升级，1至6月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1.2%。

再看杭州，上半年工业投资增长16.4%，制造业投资增长15.4%。在主要制造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长44.6%，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5.9%。当地专家分析指出，围绕人工智能的持续投资，已成为推动杭州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

盛夏7月，天津港内一派繁忙景象。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向西奔赴千里之外的欧洲腹地；而在港区的另一侧，一艘来自地中海航运的大型货轮正稳稳靠岸，船上货物经由多式联运网络迅速分流至京津冀各地。一出一进之间，陆海双向协同发力，构成了天津开放画卷的生动缩影。

2026年上半年，天津港集团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逾2%，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超过6%，双双刷新历史纪录。截至目前，天津港已开辟150余条集装箱航线，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保持着密切贸易往来。这些不断攀升的数字，不仅印证着港口的繁忙节奏，更反映出天津在全球资源配置与国际产业分工中日益增强的参与能力和竞争力。

港口，既是天津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也是其高水平开放的坚实根基。放眼全球，世界级港口的较量早已超越单纯的吞吐量比拼，转而聚焦于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组织能力以及供应链掌控力的综合竞争。近年来，天津港在智慧化与绿色化转型上持续发力，全球首个“智慧零碳”集装箱码头正式投产运营，海铁联运网络不断织密，中欧班列保持稳定开行，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枢纽功能持续跃升。与此同时，港口角色也在悄然转变——从单纯的物流节点，逐步进化为开放型发展平台。

如今，天津约七成货物吞吐量和超过半数口岸进出口货值均来自市外，服务腹地延伸至京津冀及“三北”地区，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战略支点。这意味着，港口带来的早已不止于货物的流转，更带动了资金、技术、产业与人才等高端要素在此加速汇聚。

如果说港口为天津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那么产业则决定了这座城市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开放从来不是简单地引入项目，而是在更高层次的开放中重塑产业竞争优势。近年来，天津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信创、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则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中重焕生机。

数据有力佐证了这一转型。2026年上半年，天津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05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2266亿元，增幅达9.2%，进出口及出口规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新三样”出口产品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融资租赁等特色产业亦有力助推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天津展现出规模稳中有进、结构持续优化、动能加速转换的外贸发展韧性与活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集疏运优势承接全球资源，依托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吸纳科技成果转化，逐步构筑起“港口+产业+创新”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开放与创新相互驱动，产业与城市共生共荣，正成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更高水平的开放，归根结底依赖制度层面的创新突破。当前，国际竞争日益体现为规则、制度与营商环境之间的较量。谁能营造更加开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生态，谁就能在全球资源争夺中占据先机。作为中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探索，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跨境金融、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屡开先河。截至目前，已有50余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批首创性改革举措持续落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政策协同发力，标志着天津正稳步迈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远不止审批提速与办事便捷，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过去，开放多依赖于区位禀赋；如今，开放越来越仰仗制度供给。昔日竞争聚焦于资源集聚的规模，今天则比拼资源整合与配置的效率。这一从“政策驱动型开放”向“制度保障型开放”的跃迁，正成为天津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支撑。

一座世界一流的开放城市，不仅需要世界级港口作硬支撑，更须具备链接全球、调配资源、创造增值的综合软实力。从港口吞吐量再攀高峰，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成型；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持续突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天津开放发展的内涵愈发丰富，开放能级持续攀升。

向海而生，因开放而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天津正加紧将港口禀赋、产业基础与制度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与竞争优势，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中彰显更大担当。一座更具国际竞争力、更富创新活力、更加深度开放的津门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７月３０日，一场聚焦职业教育科研与教研发展的盛会——２０２６年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在浙江金华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教育研究专家和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展开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会议期间，多位嘉宾就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科研教研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林宇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已获得显著提升，其发展轨迹呈现出历史性与格局性的深刻转变。然而，当前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步伐不断加快，加之学龄人口结构出现“排浪式”波动，这些因素都将给职业教育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林宇强调，必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且高效协同的科研工作，为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厘清方向、指明路径，方能在变局中找准定位。

针对“十五五”期间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的推进，林宇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一，要精准把握职教科（教）研的功能定位，以提升战略研究和咨询能力为抓手，充分发挥其在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和引导创新方面的关键作用；其二，要构建高效有序的科研组织架构，以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为引领，有组织地推动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合作与联合攻关；其三，要聚焦关键问题确定研究内容，围绕职业本科发展、产教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储备性的研究；其四，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研究范式，加强跨学科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国际比较研究，同时强化数字技术应用，为研究提供数据、模型和工具等多维支撑。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祝鸿平则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教研与科研的关系。他认为，对于高技能人才培养这一目标而言，有组织教研与有组织科研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教研扎根于课堂，直接服务于教学实践；科研则深耕于研究场所，通过学科发展和技术创新，间接反哺人才培养。为此，他建议将有组织教研视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同时推动有组织科研成为提升职教办学水平的“强大动力”，最终构建起教研与科研“双向奔赴”的协同生态。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职业技术教育学科面临的诸多挑战。他指出，国际国内教育学科评价的压力日益增大，学科体系的时代化转型已迫在眉睫，而科研创新能力及对重大需求的响应能力仍有待增强。为应对这些挑战，北师大提出了“六个行动”计划以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具体举措包括推进重大平台基地建设、创新学术期刊杂志平台建设，以及强化科研工作支持和保障体系等。

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存贵分享了学校在汽车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创新实践。他表示，随着国家汽车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AI技术已全面渗透至整车研发的各个环节。为此，学校开展了汽车垂类模型训练与智能体精调，成功将通用AI能力转化为汽车职教领域的专业能力，并实现其向产业落地应用的价值转化。同时，学校以垂类模型为桥梁，推动校企共育汽车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直接参与教学，将基于垂类模型辅助设计的真实案例融入教学项目，实现了教学与产业的紧密衔接。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惠朝阳则介绍了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探索。他提到，学校紧扣产业技术升级的痛点，秉持“产教联动、教研破局、技术攻坚、落地增效”的思路，依托牵头成立的新能源（光伏）装备制造等６个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及陕西省低空经济技术应用等３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建立新能源与装备研发、增材制造领域的院士工作站，学校致力于应用型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业动能。

会议期间，多位专家也作了专题报告，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岳宗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葛道凯、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名誉所长及终身教授石伟平、《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编委及天津大学讲席教授潘海生、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评价专家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专门委员会主任黄达人、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大使衔代表杨进，以及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委产教融合总经理雍德钰等，他们的发言为会议增添了更多的专业视角与实践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