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嚏——阿嚏——”每当季节交替之际，办公室、地铁车厢乃至家庭饭桌上，总会有人被接连不断的喷嚏和止不住的鼻涕所困扰。然而，这种不适究竟是气温骤变引发的着凉，还是过敏性鼻炎悄然发作？许多人对此一头雾水，往往因误判而延误诊治，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

“感冒与过敏性鼻炎在症状上高度重合，极易令人混淆。”在近日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发起的“2026年自我健康管理系列访谈——过敏性鼻炎防治”专题活动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文利平表示，这两者本质上的差异体现在致病根源和伴随表现上：过敏性鼻炎乃机体接触过敏原后诱发的免疫反应，典型特征为鼻痒、眼痒，病程绵延，可随季节或特定时段反复出现；而感冒则源于病毒或细菌感染，除鼻涕和喷嚏外，往往伴有发热、头痛等全身性不适，病程相对短暂，通常一两周内即可自行痊愈。

根据“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于2025年底公布的公众关注度调查，基于微博平台超过千亿人次的浏览与互动数据，“过敏”已攀升至公众关注热度的第七名。围绕这一话题，网友热议的高频关联词汇涵盖感冒、食物、鼻炎、治疗、咳嗽、流涕、食物过敏、海鲜等，而“怎样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别把花粉过敏当成感冒”等议题更是屡屡冲上热搜榜单。

面对这一普遍存在的健康难题，普通人该如何理性应对？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发起人孔灵芝建议，应对过敏，首要任务是明确自身的过敏原，尽早接受过敏原检测和诊断，并同时落实“外部防护”与“内部调理”双管齐下的策略。

“外防”的核心在于远离过敏原。室外方面，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应尽量减少外出，或佩戴好口罩与防护眼镜；居家方面，要定期清扫居所，尤其注重床上用品和地毯的清洁，以抑制尘螨繁殖；保持空气流通和室内干燥，有效阻断霉菌滋生；盐水冲洗鼻腔不失为一种安全便捷的辅助手段；对食物过敏者须严格规避致敏食材，对动物皮屑敏感者则应减少与宠物的接触；此外，避免使用诱发过敏的化妆品同样不可忽视。

“内防”则聚焦于提升自身免疫力。免疫系统功能失衡或过度敏感，正是过敏性鼻炎发病的根基所在。通过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等方式强化体质，能在很大程度上助力过敏性鼻炎的预防与缓解。

在药物干预层面，科学用药能够显著减轻症状并改善生活品质。目前临床上常用药物包括鼻用糖皮质激素和第二代抗组胺药。对此，文利平特别提醒：鼻用激素需持续使用数日至一周才能达到理想疗效；若能在花粉季到来前一周提前用药，预防效果更佳；症状缓解后切忌立即停药，应按推荐剂量再维持约一周；对于中重度患者，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接受规范治疗方案。

7月2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的中医药专项工作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该局医政司司长孟庆彬透露，为持续增强基层中医药服务效能，更充分地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并助力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相关部委，正式启动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的中医药行动。根据《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的规划，到2030年，将重点在县级中医医院医疗能力、基层卫生机构的中医药服务水准、基层中医药人力资源配置、基层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运用，以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普及宣传这五大领域实现显著升级，从而让中医药事业的进步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众健康。

为确保该行动的顺利实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方案中已将该工程细化为七大具体行动，共涵盖二十五项核心任务。第一项行动聚焦于服务网络的优化与完善，具体包含四项任务：明确县级中医医院的功能定位，改进中医馆和中医阁的服务设施，强化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的中医科室建设，同时鼓励并规范社会力量在基层开办中医服务，通过多方协同，使群众能便捷地在居住地附近获取中医药服务。

第二项行动旨在推动服务能力的提质增效，涉及五大任务。具体措施包括：在县域内打造具有特色的中医优势专科，增强县级中医机构的急诊急救水平，提升基层中药药事服务质量，促进中医药深度融入基本公共卫生体系，并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础医疗和重点人群健康维护中的独特作用。这些举措将全方位提升中医药服务的品质，使群众在基层使用中医和中药时感到更加有效与安心。

第三项行动着眼于基层人才的扩容与培优，同样包含五项任务。方案提出，将扩大人才供给规模，实施分层分类的培养培训，优化人才使用与管理机制，完善人才发展的激励政策，并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中医药资源向基层下沉。遵循基层中医药人才的成长规律，采取“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模式，旨在为基层打造一支能够长期留在当地、服务当地的中医药人才队伍。

第四项行动专注于适宜技术的深耕推广，包含三项任务。建立健全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升临床应用能力。通过扎实有效的推广工作，力求使8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熟练运用6类15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而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则普遍掌握4类6项以上。这将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满足群众在基层防治、康复及健康管理全链条上的中医药服务需求。

第五项行动涉及综合管理的创新与提升，包括三项任务。强化中医医疗质量管理，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与管理水平，并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的创建。通过严格的质量监管规范服务行为，借助数字技术释放服务潜力，以示范引领带动区域整体进步，进而树立更多基层中医药服务的优秀品牌。

第六项行动聚焦于健康科普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振兴，包含两项任务。提升基层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与健康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让中医药更深入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推动文化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既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又实现中医药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在基层的双重提升。

　　“明暗交错、字里行间，黑白分明的视觉世界，其实隐含着不少科学密码。”七月九日，一场以“光与对比度的视觉奥秘”为主题的特别展览在北京科学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的目光。

　　事实上，过于强烈的视网膜对比信号，或许正是眼轴增长乃至近视进展的“助推器”。近年来，借助巧妙的光学设计来调控这类信号，已成为近视防控研究中的热门方向之一。

　　此次展览别出心裁，将“对比度”这个看似晦涩的光学概念，转化为一系列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这里，观众不仅能看到，更能亲手触摸、切身感受，在游戏与探索中不知不觉收获眼健康及近视管理的关键知识。主办方特别强调，展览绝非一味推崇“降低一切对比”，而是希望传递一种更为理性的理念——自然且多层次的视觉环境、充足的户外时光、合理的近距离用眼习惯，再加上科学的矫正与干预，才是守护孩子们明亮双眸的坚实基石。

　　整个展区被巧妙划分为四大主题板块：追溯光影历史的光学博物馆、贴近日常的生活体验馆、展望未来的清晰共创区，以及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视觉森林。尼康光学中国市场总监陈昕在介绍时提到，生活体验馆尤其值得一试，里面精心模拟了宇宙、森林和室内三个迥异的场景，让人能身临其境地感知不同光线与背景条件下，对比度如何悄然改变我们的观感。

　　展览期间，现场还配备了专门的讲解人员，带领观众细细剖析日常生活中的对比度现象，并传授科学用眼的实用技巧。每逢周末，免费的眼健康筛查服务也将在展区内提供，让家长能第一时间了解孩子的视力变化，做到心中有数。

　　陈昕进一步表示，未来他们将持续加大与政府相关部门及科普场馆的协作力度，积极推广“家校社协同护眼”的理念，力求让爱眼护眼的公益科普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成为每个人自然而然的习惯。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