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郑州7月31日电 (刘鹏 杨震)7月31日，一列满载纺织品、白色家电等货物的X8003次中欧班列自郑州圃田站鸣笛启程，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中欧班列(郑州)开行总数就此突破2200列大关，同比增幅达25.9%，这支奔驰于中原大地的“钢铁驼队”正以愈发矫健的姿态，为内陆腹地对外开放注入澎湃动力。

依托郑州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区位禀赋，中欧班列(郑州)在班列频次加密、物流通道拓展及服务能级提升上持续发力，已编织起多层次班列体系与特色专列矩阵。目前，进出境商品涵盖53大类逾万种，服务境外企业超8000家，开行规模节节攀升，堪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名副其实的黄金物流动脉。

“从早年间的单一线路运行，到如今双向流通货物品类琳琅满目，中欧班列(郑州)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愿景，推动了班列由过境通道向产业供应链枢纽的华丽转身，带动区域产业集群加速成形、蓬勃发展。截至目前，累计开行总量已达18250列。”国铁集团郑州局物流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拉如是说。

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整车、工程机器人、精密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正逐步挑起出口大梁，中欧班列(郑州)货源结构由此实现质的跃升，完成了从“百货出海”到“高端智造”的深刻蜕变。

为破解跨境电商与精密货物运输的痛点难点，中欧班列(郑州)大胆探索“班列+口岸+产业+城市”一体化运营模式，持续织密国际通道网络，打通装卸、编组、通关及跨境运输衔接中的种种堵点，以稳定且成本低廉的国际物流通道为外贸主体扩容赋能，促成“货物出去、好物进来”的双向循环，让中原腹地由开放的“后卫”一跃成为“前锋”。

“为提升班列运行效率，圃田物流基地于7月新启用4000平方米箱修区与80000平方米堆场，单日最大装卸能力由此前的10列跃升至14列。”郑州铁路物流中心圃田营业部书记高宇介绍道。

展望未来，国铁集团郑州局将锚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目标，进一步优化中欧班列(郑州)运输组织水平，持续拓展开放通道、升级运输产品、升华服务品质，做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枢纽功能，让疾驰的“钢铁驼队”畅通亚欧经贸往来，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注入源源不竭的铁路动能。(完)

以恶意索赔为手段谋取不义之财的伎俩，远不止于知识产权范畴。有些人通过虚构伤情、炮制伪证等手法，针对餐饮企业和电商卖家实施敲诈勒索，将本应作为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合法途径，异化为非法牟利的渠道。

这起案件的破获，始于一家保险公司理赔审核人员对材料的细微疑点产生的警觉。一位李姓男子在上海宝山一家餐厅就餐时，声称口中被异物划伤出血。该餐厅投保了公众责任险，按规定递交相关材料即可获得赔付。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人竟在上海其他城区的多家餐馆都出现过如出一辙的理赔记录——如此巧合，岂非有诈？保险公司随即向警方报案，侦查人员在深入调查后发现了更多破绽。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钱晶指出：“理赔材料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内容，尤其是在就医记录一栏，多家医院都显示同一姓名医生，且理赔理由惊人地一致，基本上都是就餐时口腔被异物划伤出血后去医院就诊。”这些几乎如影随形的理赔事由和高度雷同的材料，揭开了李某自编自导的虚假理赔骗局的面纱。经查明，从2023年1月至2025年7月，李某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跨省市流窜作案，且专挑规模较大、网上口碑较好的餐厅下手。

钱晶进一步解释说：“李某有一颗龋齿，稍微用力咬合就会导致牙龈出血。他事先准备一些小石子或陶瓷碎片，将其藏于口腔中龋齿的位置，进餐时用力咬合上下牙，硬生生将龋齿弄出血来。随后他便吐出这些碎石子、碎瓷片，佯装是从食物中吃出的异物。”李某自带这些小道具，谎称吃到异物，以口腔受伤或肠胃不适为由向商家索要赔偿。他通常只要求商家负担就医检查的费用，这恰恰是他屡次得逞的重要原因。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亚平分析道：“李某往往会主动与商家沟通，声称自己需要去医院就诊，只要支付相应的检查费用即可，不需要额外的补助。一般商家基于顾客在店内就餐过程中受伤的心理，希望尽快了结消费纠纷，便同意了他的方案。”

规模较大的餐饮经营者普遍购买了公众责任险，一旦有顾客在就餐期间遭遇意外伤害，商家凭就医挂号凭证、检查单、发票和诊断报告等材料即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李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制，料定商家定会应允其索赔诉求。然而，他提供给商家的医疗单据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办案人员揭示了他的惯用伎俩：先到正规医院挂号，主动申请CT等检查项目并缴费，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做检查，只获取整套发票后，便将支付费用悉数退掉。

钱晶补充道：“他利用这些已支付的发票去向商家索赔，而检查结果则多是通过修图软件自行伪造的。得手后，他再将检查费用退回。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在几天内拿着同一家医院的检查单据，在多户商家重复上演索赔戏码。”

李某一边利用真实缴费凭证，一边用修图软件伪造检查结果，向商家索取赔偿，而这些费用最终由保险公司买单。经查，他先后骗取了全国14家餐饮商家的赔偿款，总额达3.7万余元。2026年4月28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如果说自备石子苦肉计式的索赔需付出一定“表演”成本，那么借助AI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材料则更为省事。有人只需动动手指，便能炮制出足以乱真的问题食品图像，进而对商家实施敲诈。

今年1月，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在例行检查中注意到，一名杨姓男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投诉了多家餐厅，理由均是就餐后患上急性肠胃炎。更令人起疑的是，他所提交的投诉材料竟高度雷同。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钱文表示：“投诉工单的格式、投诉人均相同，投诉内容也如出一辙，甚至连提交的图片材料都极为接近，唯一变化的只是日期。”

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警方侦查发现，2025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杨某在上海杨浦区、浦东新区等地的4家餐厅就餐或购买外卖后，利用AI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及电子发票等材料，向商家索赔。画面中那张明显未烹熟的牛肉图片，正是杨某利用AI生成的虚假证据之一。

钱文补充道：“他为了证明自己因食用食物导致肠胃不适、呕吐，甚至会在点外卖时拍摄一张肉品照片，随后发出指令，让AI将图中的牛肉P出血丝，意图指摘商家食品的生熟程度问题。”办案人员指出，杨某提供的就医记录看似逼真，但细细分辨后，这些单据在样式、排版等细节上与医院的正规文件存在明显出入。

钱文进一步解释：“他在网上搜找到他人上传的急性肠胃炎就诊单或诊断证明，然后借助人工智能发出指令，将就诊人姓名篡改为杨某，就诊日期改为他实际就餐的日子。”

为了迫使商家就范，杨某还会在网络平台撰写差评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对商家持续施压。所幸的是，由于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察觉异常，将线索移送警方，并提醒了相关商家，在被杨某敲诈的4家餐厅中，有2家并未支付赔偿金。经查，杨某最终敲诈得手2500元，法院判处其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办案检察官介绍，线下餐饮门店是牟利性职业索赔的重点发案地。与此同时，随着电商和外卖行业的蓬勃兴起，这种“隔空”交易模式也被不法分子盯上，逐渐演变为恶意索赔的高发领域。

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另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家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置服装，收货后宣称衣物藏有针头、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她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全是伪造的。

钱文指出：“她在不同品牌、不同时段购买了不同款式产品，但所谓的受伤照片居然一模一样——同一根手指的同一部位，连背景中她所穿裤子和环境都完全相同。”

办案人员透露，陈某会刻意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下手，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论的心理，索要高达10倍的赔偿。钱文解释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索赔，加剧了商家的压力，也因此她的索赔才能屡屡成功。她还会扬言自己是穿搭博主，将事情发布到网络上，让粉丝参与讨论，从而在网络媒体上扩大负面影响。”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陈某从4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她正对另外两个品牌方实施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检察官指出，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带来极大便利，却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或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即时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境地。钱文分析道：“从发货、快递到收货的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太多，若有人在此间伪造情况，商家根本无法立即验证，只能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

检察官提醒广大商家，务必提高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一旦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应及时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钱晶表示：“这类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餐饮商家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对这种诈骗手法并不了解，倾向以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处理偶发事件，反而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

检察官强调，与正常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建立在虚构事实基础上，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备维权的基本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必须恪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近日，《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正式对外公布，围绕“十五五”时期全民健身事业的高质量推进，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我国全民健身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计划》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构建起更加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水平与产品质量稳步提升。群众身边的基础健身设施将更加丰富、便捷，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将更加多元，公共服务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将显著增强。届时，各类体育组织将实现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运动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具体指标方面，《计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将提升至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将迈向40%左右的水平，国民体质将得到持续改善。

为实现上述目标，《计划》明确了十项重点任务，涵盖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赛事活动、优化组织服务网络、提升科学指导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弘扬健身文化、发挥多元综合价值以及强化安全管理等多个维度。

在场地设施建设方面，《计划》特别强调“小而美”的建设思路。未来几年，各地将充分挖掘城市闲置空间，打造更多贴近群众的便捷健身点，同时严格控制新的大型场馆项目。统计显示，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3.11平方米，而2030年的目标则较之增长近三成，体现出对群众健身需求的高度关注。

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指出，场地设施建设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破解“好不好”的难题。他强调，应当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之中，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具体实施上，《计划》鼓励各地结合常住人口的变化趋势，合理布局场地资源，优先向人口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同时，要充分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盘活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覆盖全龄段的健身场所。此外，球类、冰雪等运动项目人口增长迅速，相关场地供给也将同步增加；乒乓球台等小型设施将更多进入城市社区和公园绿地。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在服务精细化方面也做出了针对性安排。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创新老年运动健康模式，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健身项目与产品，并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社区多功能场所。针对儿童青少年，则加强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同时，新就业群体的健身需求也被纳入考量，未来将在工作场所和休息站点配置便捷健身设施，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婵表示，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精准适配、以人为本、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发展理念，旨在让公共体育服务更加均等、温暖、贴近民生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