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险事故频发 野外出游不能走}“野路子”
暑期来临,徒步、溯溪与露营成为许多人消夏纳凉的热门选项。然而,当人们流连于网络平台上精心筛选的“打卡胜地”时,或许未曾察觉,一张完美的照片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之间,往往只隔着薄薄一层距离。
近年来,野外遇险的悲剧屡屡上演。2025年,深圳“望郎归”地区在短短80天内接连发生三起失联乃至遇难的事件;2026年元旦,五名人员擅自闯入秦岭“鳌太线”禁行区域,其中三人不幸丧生;六月,安徽淮南一名15岁少女在尚未开放的废弃矿坑边拍照时失足落水,命丧当场;同一月份,广东清远英德一处野外溪谷中,一名女子在戏水之际被湍急水流卷走,最终殒命。每一起惨剧过后,社会舆论总会掀起一轮反思,然而下一次意外却照旧接踵而至。为何那些事后看来危机四伏的地点,置身其中的人却毫无警觉?
事实上,危险始终如影随形,只是被滤镜悄然遮掩。社交平台上,人们更热衷于展示碧水青山、“隐秘角落”与“绝佳机位”,至于线路是否合法开放、需要何种装备、山洪暗流、失温坠崖等隐患,却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部分博主大肆渲染“勇敢者先享世界”的论调,却鲜少提及,那些迷人景致的背后,可能是通信中断、补给匮乏、救援无门的荒蛮地带。公众未必存心冒险,但极易被经过美化的信息所误导,将专业级别的探险误当作寻常观光。
这种选择性信息的泛滥,不仅误导了大众,更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五条明确指出,旅游者必须恪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这意味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擅自涉足未开放区域,政府、旅游经营者及游客自身均须各司其职,共同筑牢旅游安全的防线。然而,实际操作中,不少“野线路”和“野景点”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反而将其频频推上首页,使得法律禁令在流量逻辑面前形同虚设。以安徽淮南天目湖为例,该地原为采石场遗留的矿坑,尚处于生态修复阶段,从未对外开放。可即便在15岁女孩不慎滑入溺亡的事故发生后,仍有众多网友主动推荐前往,声称此处“水色最美最蓝,拍照效果绝佳”“是戏水的理想场所”。
风险的另一个来源,在于人们经验的错位。城市生活中,我们习惯了有护栏环绕的公园、有救生员值守的泳池、有广播预警的园区,这种根深蒂固的安全预期,被不自觉地投射到了野外环境之中。然而,山野之间没有规整的步道、稳定的通讯信号或随叫随到的救援力量;一条在晴日里清澄静谧的溪谷,也可能因上游的一场降雨而骤然化身夺命洪流。野外的灾祸,往往并非肇始于某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源于一次次“应该没事”的侥幸判断逐步累积。
更令人忧虑的是,有人将违规穿越粉饰为“挑战自我”,却将冒险的代价转嫁于社会。被称为国内死亡率最高徒步路线的“鳌太线”,自2018年起便全面禁止穿越,可违规闯入者始终络绎不绝。2026年元旦,某些招募贴甚至将此次非法穿越标榜为“新年挑战”。事故发生后,当地不得不动用直升机与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展开生死搜救。而在此前一年间,“鳌太线”已发生多起非法穿越导致的伤亡事件,每一次救援,都意味着大量公共资源为个人的一时冲动买单。这种“廉价冒险”的错觉背后,潜藏着“出事反正有人来救”的隐性心态,客观上助长了更频繁、更大胆的违规行为。
面对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法律与制度正在积极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后,须承担应由个人支付的相应费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的“自甘风险”原则,同样为野外活动中的个人责任划定了清晰界限。
重塑对自然的敬畏,绝非一纸禁令所能企及。平台方不能仅仅充当流量的搬运工,在推荐“出片机位”的同时,亦有责任将景区的开放状态、路线难度及潜在风险同步呈现给用户,对于涉及未开发区域的违规攻略,应当果断予以清理下架;监管部门既要拦阻违规脚步,更须依法追责无资质组织者、违规带队者,压实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更为根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亟待补上“野外风险认知”这一课——敬畏并非意味着远离山林,而是在出发前做好万全准备,面对风险之时懂得及时折返,对自身及同伴的生命负责。
大自然从不设“新手保护期”,也不会因一句“来都来了”而网开一面。真正的勇敢,绝非征服无人之境的鲁莽,而是看清危险之后转身离去的清醒。将平安归来置于打卡圆满之上,才是踏入山野之前最重要的一份准备。
从一条“走廊(”到全球第一)创新集群
从一条贯通广深两地的城市轴线,到如今领跑全球的创新策源地,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正以令人惊叹的加速度,重塑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版图与能级高度。
脑机接口产业蓝图正式落地,首次勾勒出“广深引领策源、珠三角协同配套”的产业空间布局,远期目标直指2030年培育百家相关企业;量子科技领域亦迎来标志性时刻——百项典型应用场景集中亮相,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同日宣告成立。密集出台的政策组合拳背后,映射出的是这条科创走廊从纸面构想走向实体运作、从规划愿景长成创新生态的深刻蜕变。
回溯2017年,《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首次将一条绵延约180公里、沿广深轴线展开的创新要素集聚带写入发展蓝图,彼时的核心命题,在于打通广州、深圳、东莞三地的创新资源脉络,探索协同共进的可行路径。两年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这条走廊注入了更宏大的叙事——“广深”二字升维为“广深港澳”,港澳扎实的基础科研底蕴与国际化制度优势,自此系统性汇入走廊的创新版图。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节点,广深港、广珠澳“两廊”与河套、横琴“两点”正式纳入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天的科创走廊,早已超越物理意义上的连接通道,蜕变为贯通“原始创新—成果转化—规模化生产”全链条的创新有机体。从“一廊十核多节点”的初始布局,到“两廊两点”的战略升级;从“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问鼎全球首位,到“澳门—珠海”连续两年跻身全球百强——走廊的每一次迭代跃迁,都见证着大湾区创新能级的跨越式攀升。
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大湾区的未来,系于创新。沿着这条承载殷切期望的走廊,一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广东答卷,正在加速书写。
科技突破多点开花 源头创新动能澎湃
“过去每年都要从香港远赴美国、日本开展实验。如今东莞有了散裂中子源,实验室近在咫尺,样品随时可以改进,实验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研究员吴桢舵的一席话,道出了众多港澳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不久前,他带领团队依托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完成了用于折叠屏手机铰链的关键材料——先进非晶合金的研究。
吴桢舵的实践,是科创走廊上源头创新力量持续汇聚的生动注脚。从香港到东莞,从“远渡重洋做实验”到“实验室就在隔壁”,这条走廊正悄然重塑着大湾区科研人员的工作范式。
2017年,当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首次描摹出沿广深高速延伸的创新轴带时,松山湖科学城尚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彼时,走廊的使命更多聚焦于贯通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的产业创新资源,推动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短短数年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走廊“广深港澳”的全新内涵,以及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一场围绕“源头创新”的战略布局正沿着走廊纵深推进。
如今,走廊上的大科学装置已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成势”。在东莞松山湖,中国散裂中子源自2018年通过验收以来,已累计完成超过1500项用户实验课题,成为我国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研究的关键支撑。不远处,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正处于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预计今年11月完成工程竣工验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首席科学家魏志义阐释了其深远意义:“阿秒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1阿秒相当于一百亿亿分之一秒。借助这一工具,我们能为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打开一扇全新的观察窗口。”
放眼走廊纵深,更多“国之重器”星罗棋布——在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荣登《自然》杂志封面,标志着我国中微子研究迈入国际领先行列;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式投入使用,为脑机接口、神经疾病研究提供了关键平台;在广州,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研究设施与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正加速建设;在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建成并投入试运行。目前,大湾区已布局建设9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核心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这些“超级显微镜”“超级探针”,如同科创走廊上的“创新灯塔”,照亮了“从0到1”原始突破的前行之路。
如果说大科学装置是科学发现的“极目之眼”,那么星罗棋布的实验室体系,便是将这些发现转化为技术优势的“攻坚兵团”。沿着科创走廊,一个“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多层次平台矩阵已然成形。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高质量运行,与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0多家省实验室或分中心、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等共同构成大湾区实验室矩阵。广州实验室研发的Ⅰ类创新药昂拉地韦获批上市,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这款新药上市是全链条产业协同的成果,为全球流感防控提供了中国方案。”
走廊上的广东高校,亦在从源头创新的参与者加速迈向引领者。中山大学物理学院中子科学与技术团队主导研制的国内首台“高能直接几何非弹性中子散射飞行时间谱仪”,在中国散裂中子源成功投入试运行,填补了国内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
源头创新力量的持续积聚,正在产出令人瞩目的标志性成果——在前沿物理领域,南方科技大学团队首次发现常压下镍氧化物高温超导电性,为高温超导机理研究提供了全新突破口;在脑科学领域,广东首个脑机接口临床研究病房揭牌成立,脑机AI鼠标产品已展开初步应用;在生物医药领域,依沃西双抗新药开创全球肺癌治疗新路径,国产首台体外膜肺氧合系统(ECMO)填补了国内危重症救治装备领域空白。此外,多个产自大湾区的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一批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
从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科创走廊上的源头创新正在回答一个核心命题:科技创新的动力从何而来?答案写在这些昼夜运转的大科学装置里,写在这些协同攻关的实验室里,也写在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入选成果里。当源头活水充分涌流,产业与科技的互促双强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产业科技双向奔赴 湾区智造厚积成势
产业与科技的双向奔赴,正在科创走廊上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湾区打法”——源头创新多点发力、应用开发快速迭代、规模制造纵深支撑,最终形成面向全球市场的创新产品。从商业航天到人形机器人、从智能装备到传统制造,这是大湾区每天都在上演的鲜活实践。
“选择广东,是因为这里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是因为大湾区经济实力雄厚,是国际开放的前沿,非常适合发展商业航天。”中科宇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毅强说。广州黄埔落地总部及研发基地,南沙布局火箭总装线,从化建设动力试验中心,未来阳江发射场将建成投用——中科宇航多点布局,一条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到发射于一体的全链条闭环,将沿着科创走廊加速成形。
中科宇航的发展故事,折射出大湾区独特的制度优势与区域协同逻辑。“香港、澳门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广州科教资源富集,深圳成果转化通道成熟,珠三角九市制造体系完备。”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山说,这是大湾区不同于其他国际科创中心的最大特质。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跨境协同,已基本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体系。
差异化分工形成的全域创新生态,让科创走廊持续释放产业与科技互促双强的乘数效应。同时,广东坐拥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制造业家底厚实,应用场景极为丰富,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当新赛道上的前沿技术爆发,走廊便成为最好的转化承接地。
不久前,众擎URKL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开打。32支全球顶尖战队携带众擎全尺寸T800机甲“真刀真枪”对决,金属碰撞、算法博弈的科幻名场面轮番上演。“以赛促研、以赛促产,让赛事反哺技术,让技术驱动产业,持续推动整个机器人产业链加速奔腾。这条路还很长,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众擎机器人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赵同阳说。硬核赛事落地深圳,依托的正是科创走廊上日渐成熟的机器人产业生态。从香港高校的算法研究,到深圳的整机集成与场景落地,再到东莞的精密零部件配套,一条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已初具规模。
与新赛道跑出的“加速度”相映照,另一重价值正在传统产业带显现——用新技术唤醒旧动能,让“世界工厂”变身“智造工厂”。科创走廊西翼,佛山顺德的美的库卡智能制造科技园内,广东首条“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全自动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作。机器人之间协作高效、精准,平均30分钟就有一台机器人下线。依托庞大的制造需求,库卡不仅实现了本土化生产,更深植于本地产业链。针对航空、汽车、新能源、医疗及家电等五大行业的具体痛点,库卡开发了定制化解决方案,将自动化技术渗透进每一个生产环节——从简单的搬运到复杂的精密组装,智能化身影无处不在。
这种以应用促技术、以技术带产业的良性循环,让走廊内大量传统工厂成为高科技的践行者。曾经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车间,如今被赋予了智慧的“大脑”与灵活的“双手”,旧动能焕发出新生机。科创走廊东侧的制造重镇东莞,“世界工厂”正加速跃升为“AI工厂”。虎门服装设计城总经理蒋俊说,设计城65%的服装品牌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从创意到商品的转化成功率提升至少50%。
从商业航天的冲天烈焰,到人形机器人的格斗擂台;从“机器人生产机器人”的全自动产线,到服装设计师指尖的AI助手——科创走廊上,产业与科技的互促双强,已是随处可见的创新常态。技术向下扎根,智造向上生长。“大湾区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陈宇山说。而这条科创走廊的使命,正是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能找到产业归宿,让每一次产业升级都能获得技术支撑。当这个循环加速运转,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便已呼之欲出。
创新要素加速流动 制度融通激发活力
“科学创新需要灵光一闪,我在香港想到一个点子,立马能到河套这边的实验室试一下,这太重要了。”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究院(福田)院长陈福荣的这番话,道出了粤港澳科创协同最直观的感受——距离近了,想法才能跑得更快。
如果说科技突破是走廊的“高度”,产业互促是走廊的“厚度”,那么粤港澳协同便是走廊最不可替代的“深度”。在三地协同创新中,创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动,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也是最大的难点所在。解这道题,没有先例可循。全球四大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需要在保持制度差异基础上推进深度融合的区域。资金、人才、物资、数据,每一项要素的跨境流动,都意味着要跨越关税区、货币区、法律体系之间的边界。
“软联通”破壁,正是大湾区给出的答案。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一套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由科研人员携带从南沙客运港旅检通道出境,成为全国首例减免税科研设备跨境流动监管的案例。这得益于广州、深圳试点科研用物资跨境高效流动“白名单+正面清单”机制,48小时内即可完成跨境实验设备通关。“这一突破,不仅让两地科研力量得以高效联动,更让大家对跨区域合作充满信心。”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全海洋动力中央实验室副经理辛蕊说。
在科研资金上,广东在全国率先实现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过6.5亿元,让港澳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科技计划项目不再受资金“过河”之困。人才流动的“旋转门”也在加速打开。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全面落地,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全面实施,科研人员跨境通勤效率大幅提升,“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成为日常。“以前和香港合作,出入境、物流通关都面临不少挑战,现在流程简化了很多。”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CEO李阳的感受颇具代表性。目前,公司在香港设有仓库支撑进出口业务,与澳门大学的科技项目合作也在顺畅推进,“港澳吸引的全球人才,在税收、医疗等政策支持下,能更便捷地参与大湾区创新,这种开放力度让产业链协同更高效”。
要素流通的通道打开了,承载协同创新的平台也随之壮大。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深港科创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3.02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与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仅一河之隔。2025年12月,河套香港园区正式开园,西面跨河连接桥项目同步启动,标志着深港科创合作进入物理空间“无缝对接”的新阶段。《深圳经济特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条例》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以立法形式为科研人员、物资、资金、数据跨境流动提供法治保障。在珠江西岸,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样在加速破题。珠海推出全国首个“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升级机制,明确“澳门研发、横琴转化、金湾产业化”全链条协同路径,破解了跨境科研中长期存在的“有技术没场景、有专利没产线”难题。“通过‘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我们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把工作做大做强。”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凯说。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已突破8000户。
从河套到横琴,从前海到南沙,四大合作平台以各具特色的协同路径,共同构筑起科创走廊上制度开放的关键节点。更深层的协同,发生在规则层面。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衔接港澳接轨国际的科研体制,健全科研资金跨境拨付、科研数据跨境流动机制。这标志着粤港澳科创协同正从早期的“一事一议”个案突破,走向制度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的高效运作,正是制度协同的集中体现。8所粤港姐妹高校启动实施“1+1+1”联合资助计划,由广东省科技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基于‘1+1+1’联合资助计划,我们开展了许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负责人贺登博说,他研究不同座舱环境下的驾驶行为变化,香港方面则进行驾驶座舱环境建模和仿真研究,“产生了很好的交叉学科互补合作,之后再与广州本地车企进行产业转化,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学研用的良性闭环。”
制度创新的成效,最终由数据来检验。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两年入围全球百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第二位,科学论文发表量排名全球第三位。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日趋成熟的跨境科创协同生态——香港的基础研究能力、澳门的国际化窗口优势、深圳的应用转化速度、珠三角的制造体系深度,在科创走廊的串联下正从“物理堆叠”走向“化学融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正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让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自由流动。一个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正在这片热土上加速成型。
这种肠病被(称作“绿色癌症”,)后果一个比一个凶险
别再让痔疮“背黑锅”了!有一种肠道疾病,被称为“绿色癌症”,它的隐患远比想象中更为骇人。
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在门诊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不少患者长期便血,一直当作痔疮治疗,用尽各种药膏,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做了肠镜,才发现直肠早已大面积糜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曹倩教授每日接诊中反复上演的真实一幕。
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为何总被误认为痔疮?若长期拖延、不予理会,又会招致怎样的严重后果?今日,请曹倩教授为我们逐一揭晓。
它其实并非简单的“肠道发炎”,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身肠道。此病名为溃疡性结肠炎,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吃坏肚子”有着本质区别。溃疡性结肠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或真菌感染源,而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与免疫调节异常紧密相连。通俗地讲,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认错了对象”,猛烈攻击肠道黏膜,致使肠壁满目疮痍。溃疡性直肠炎,正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亚型,其病变主要集中在直肠区域。
曹倩教授指出,该病最典型的标志是反复发作的黏液脓血便——大便中混有类似鼻涕的黏液与血丝,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里急后重(总想如厕却排不干净),甚至有少数早期患者反而表现为便秘。
正因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它成为被误诊率最高的肠病之一。“许多患者一见到血便就自行断定为痔疮,涂抹药膏拖延许久才来做肠镜。结果发现,出血的根源并非痔疮,而是整个直肠黏膜弥漫性炎症所致。”曹倩教授不无感慨。
那么,溃疡性直肠炎是否比全结肠炎更轻微?曹倩教授明确纠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关键不在于病变部位,而在于炎症的剧烈程度。即便直肠炎病变范围相对有限,若炎症严重、血便频繁,也属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若听之任之,后果将一个比一个严峻。起初或许仅“轻微带血”“多跑几趟厕所”,许多人选择隐忍。但曹倩教授提醒,一旦延误规范治疗,后果远超预期——
其一,病情可能从轻度演变为重度。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时每日血便可能少于4次,重度时则可达6次甚至10次以上。症状一旦加重,贫血、乏力、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整个身体状态都将受到显著冲击。
其二,炎症范围会持续扩大。原本局限于直肠的炎症,可能逐渐向上蔓延,最终累及整个结肠。
其三,癌变风险随之升高。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细胞异常增生的概率便会上升,进而一步步走向肠癌的深渊。
其四,严重并发症可能突然爆发。例如大出血、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等。曹倩教授警示:“若炎症失控,发展到这一地步,或需手术介入,甚至切除整个结直肠。”
正因该病目前尚无法根治、可能相伴终身,且极为折磨人,有人将其称为“绿色的癌症”。然而,曹倩教授更愿这样定义:“它固然磨人,但绝非绝症。只要管理得当,患者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迎来了新选择。药物治疗是该病的核心手段。曹倩教授介绍,传统药物如氨基水杨酸制剂,是轻中度患者的“老牌武器”,但部分人需大剂量、多次服用,依从性不佳。效果欠佳时,过去往往只能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近年来,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等新型药物陆续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一款名为艾曲莫德的小分子口服药为例,其作用机制颇为独特。曹倩教授解释,肠道发炎的本质,是被激活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肠道黏膜,释放炎症因子,破坏肠壁。而艾曲莫德属于S1P受体调节剂,它并非中和已释放的炎症因子,而是直接将那些蓄意“破坏”的淋巴细胞“关押”在淋巴结内,阻断其外出路径,从源头上遏制炎症发生。简而言之,就是“不让这些细胞出来惹事”。
药物选择固然重要,用药时机同样关键。有些患者总想把新药或好药留到最后——担心过早使用一旦无效便“无路可退”。曹倩教授对此直言:“这是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下的治疗原则是在合适时机,及早选用合适的药物。若病情已然加重,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某种药物不合适,也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切勿将最好的‘武器’留到最后,届时它可能已不再是那件‘最佳利器’。”
曹倩教授曾接诊一位20多岁的年轻患者,其反复出现黏液脓血便,最终确诊为溃疡性直肠炎。确诊后,他先使用氨基水杨酸栓剂,控制效果不佳,随后加用同类口服剂型,每日需服用8片药物,但症状始终未达理想控制水平。有医生建议注射类药物治疗,但他对针剂心存抗拒,予以拒绝。
后来,他辗转至曹倩教授的门诊,寻求其他方案。恰逢医院有艾曲莫德可供使用,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无需打针,他便接受了这一方案。“大约用药两三天后,他便告诉我们,原先每日可见的血便、黏液便,竟明显好转了。”曹倩教授回忆道。
曹倩教授所在的邵逸夫医院,是国内最早关注并诊治炎症性肠病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参与艾曲莫德临床研究的中心。曹倩教授深耕炎症性肠病领域多年,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疑难罕见肠病。早在20多年前,国内此类药物极为匮乏之际,她便组建诊疗团队,启动了相关研究。
在饮食管理上,曹倩教授还给出了两条核心原则。除规范治疗外,生活方式管理,尤其是饮食,至关重要。“饮食环境是炎症性肠病发生及加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她指出,过去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如今却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饮食结构的变迁——高盐、高油、高脂及超加工食品摄入显著增加。
她建议患者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体化回避。凡是食用后自觉不适、有刺激感或过敏反应的食物,坚决停止摄入。第二,优选天然食物。添加剂过多的超加工食品、高盐高油高脂食物,均对肠胃不利。推荐少油少盐、以清蒸为主的新鲜天然食材。
{遇险事故频发野外出游不能走}“野路子”暑期来临,徒步、溯溪与露营成为许多人消夏纳凉的热门选项。然而,当人们流连于网络平台上精心筛选的“打卡胜地”时,或许未曾察觉,一张完美的照片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之间,往往只隔着薄薄一层距离。近年来,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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