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北京迎来一场备受关注的发布活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携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推出《卫生健康蓝皮书：中国卫生健康发展报告（2025～2026）》。这份报告紧扣“健康中国”宏伟蓝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诉求，全面盘点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现实难题与潜在挑战，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策略，旨在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理论根基与实践智慧。

近年来，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跨越式进步。居民健康指标不断攀升，2024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跃升至79岁，在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中稳居前列；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挺进，“三医”协同联动机制日臻完善；基本医保覆盖范围持续巩固，参保率稳稳维持在95%上下；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在研创新药品种多达4000余款，占据全球份额的35%之巨；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体系、养老保障及生育支持网络加速织密，29个省份已成功建立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从卫生健康指标体系的实际验证来看，2013年至2023年间，总指标由48.8攀升至87.0，尤为亮眼的是，“卫生健康环境”与“卫生健康水平”两大维度年均增速均突破7%。在城市层面的评估中，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凭借卓越的综合表现领跑全国，而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则展现出显著的区域优势。

蓝皮书在医疗篇中，着重提出完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提速研究型医院建设等关键路径，并强调通过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与数字化治理赋能，驱动“三医”协同迈向新高度。医保篇则聚焦于基本医保制度的改革深化，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提速增效。医药篇围绕药品监管体系升级、创新药审评审批流程优化、仿制药质量保障，以及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机遇展开深入探讨。生育友好篇倡导以女性健康为核心，强化青少年生育力保护，完善辅助生殖政策支撑，并着力预防遗传性罕见病引发的出生缺陷，同时推广生育力保存技术的临床应用。案例篇则汇集了“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合作的实践成果，以及贵州、广西河池、香港、澳门等地在健康治理领域的宝贵经验，为各区域推进相关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智慧农业技术的快速迭代，原本被视为“小众”的涉农专业，正在悄然升温。面对这一趋势，农业高校如何让这些学子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焦点。为此，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近期开展了一项覆盖2001名受访者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61.9%的人期望农业高校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例如开设“农业人工智能+”等跨学科专业；另有53.8%的受访者则呼吁强化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等数字化技能的培育体系。

当被问及如何更深入地了解涉农专业时，高达68.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亲身参与农业相关的实践或实习项目；52.1%的人倾向于前往农业院校实地探访；51.5%的人则偏爱通过科普短视频或纪录片获取认知。除此之外，还有47.4%的受访者提议与在读学生或业内从业者进行面对面交流，37.0%的人愿意选择线上公开课或专题讲座，而21.2%的人则更习惯阅读相关书籍或文章。90后王雯作为一名农学专业毕业生，坦言自己的大学时光充实而有趣。“除了农学本身，我们还要接触化学和生物学，实习时不仅会下田割麦，还会走进工厂感受生产环节。”她回忆道，研究生阶段的经历更为鲜活——她主攻农产品加工方向，曾在一项关于挂面工艺优化的课题中，通过实验室模拟烘干流程，反复调节温度等参数，以实现节能提效。而另一个拉面课题则让她每周与拉面师傅互动，进行感官评定，“测试完了，大家就一起把师傅做的拉面吃掉，特别开心。”王雯乐于分享这些点滴，希望更多人看到农学背后的乐趣与价值。

来自广州的生态农场经营者郭锐，从小便对农业怀有深厚情感。“小时候就爱在田埂间奔跑，种些花草，养点小动物。中学时期就立下了学农的志向，后来也如愿考入农业院校。”在他看来，许多孩子对农学缺乏真正的了解，家长不妨在童年阶段多带孩子亲近土地，观看科普纪录片，或许会在无形中播下兴趣的种子。

然而，郭锐也指出现有农科教育的一些短板：“不少农学院校的实操环节明显不足，学生很少真正走进田间地头。有些实验仅限于实验室内的种植试验，与现实农业生产仍有较大距离。”他呼吁院校增加实践机会，让学生切身体悟现代农业的现状与挑战。对此，王雯同样感同身受。她表示：“我们当时大四才开始实习，很多人对市场动态并不熟悉，职业规划也缺乏方向。如果能更早与对口企业建立合作，给予学生提前锻炼的机会，相信大家的未来选择会更加清晰。”

针对“如何让涉农学生真正学有所用”这一议题，此次调查揭示了公众的多元化期待。61.9%的受访者支持推进学科交叉，探索如“农业人工智能+”等融合型专业；56.1%的人希望结合地方特色产业，推动产教深度协同；53.8%的人强调应加强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等数字化技能培训；49.6%的人则呼吁健全涉农人才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衡量；47.6%的人认为高校应紧跟产业前沿，增设新兴专业方向；41.2%的人建议强化职业价值观引导，激励学生深入乡村、投身农业；还有36.6%的人期望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支持学生涉足智慧农业、种业创新等前沿领域。

对于当前农学院校的改革步伐，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给予积极评价。她指出，近年来，许多院校正主动应对时代变化，比如头部农科高校已成立新学院，将人工智能嵌入各学科之中，产业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她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像新开了一家餐厅，一些地方院校可能还在厨师、服务员和供应链环节上磨合，但不少头部院校的‘菜单’和‘食材’早已焕然一新。”

此次受访者中，来自一线城市的占30.7%，二线城市占36.5%，三四线城市占23.1%，县城或城镇占7.2%，农村地区占2.5%。（闻阅对本文亦有贡献，王雯为化名）

7月16日，一场聚焦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的重要启动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该平台将聚合粤港澳三地专家资源，搭建跨区域协作的社会服务创新体系，以“场地+政策+资金”的多维联动方式，实现资源互通与效能叠加，为湾区民生服务注入全新活力。

随着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港澳地区在社会服务领域积累的先进模式和公益治理经验，正为广州带来极具价值的借鉴意义。三地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合作与社会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蕴藏着广阔的发展潜力。然而，由于粤港澳三地社会服务标准尚未统一、跨境项目缺乏标准化试点载体、民生领域的科研转化通道相对薄弱，这些现实瓶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湾区社会服务品质的整体跃升及跨境协同的纵深推进。

广州市民政局市管一级调研员李又文在活动现场表示，从近期试点情况看，实验室已着手承接港澳成熟公益项目，并针对本土需求开展落地适配测试，内容涵盖困境儿童心理关爱、长者乐龄康养等多个民生领域，旨在将港澳先进服务经验转化为符合广州本土民情的实践方案。

与此同时，作为湾区服务标准协同研究的重要阵地，该实验室正积极联动高校科研力量及港澳行业联盟，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养老服务、社区基层治理等重点议题，系统比对粤港澳三地在服务制度层面的差异，致力于研发可在广州全域推广、并为湾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的服务指引，以打破跨城服务的制度壁垒，同时培育一支契合大湾区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民生服务人才队伍。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马洁红指出，南沙凭借政策叠加、区位优势和产业集聚的独特条件，已然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的“桥头堡”。她透露，下一步南沙将进一步放大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聚焦“一老一小”等核心民生领域，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境社会服务创新模式，以南沙本土实践作为整个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的示范样板，让港澳居民在南沙享受到均等化、高质量的民生服务保障。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合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徐珊则表示，未来将以实验室为协作枢纽，持续串联大湾区各地市民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构建项目共研、数据互通、人才联训的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协作网络，推动广州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发展的先行示范城市。

活动当天，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副主席、心连心学院院长谭赣兰结合香港多年跨境服务实践经验，系统回顾了香港社福机构对接内地民生需求的发展脉络，并深入剖析港澳社工在内地落地服务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及破解思路，为两地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指引。

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社会服务专业联盟副主席黎永开则以《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展望》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梳理了湾区社会服务合作从浅层交流迈向深度实务联动的演进历程，总结了现有合作模式的优势所在，并明确指出粤港澳三地将围绕平台建设、人才培育、区域合作与成果转化四大方向协同发力，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协同发展、高质量项目落地实施以及规则衔接与经验沉淀。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