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近日举行的一场主题论坛上，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医师牛诤指出，公众往往将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威胁聚焦于女性群体，却忽视了男性同样面临此类病毒感染引发的健康风险。她呼吁监护人不应忽略家中男孩的健康防护问题。

据牛诤介绍，现有研究数据显示，几乎全部宫颈癌病例以及约九成肛门癌的发生都可能与HPV感染存在关联。大多数情况下，HPV感染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且能被人体免疫系统自然清除；然而，若感染持续存在，则可能诱发相关疾病。

牛诤认为，疾病预防的起点在于提升认知水平。按照我国现行指导规范，健康教育普及与HPV疫苗接种被视为防控HPV相关疾患的有效策略之一。

她进一步阐释，国内外权威指南都将9至14岁女孩列为HPV疫苗接种的首选目标人群。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初次性行为发生前完成接种能带来更理想的防护效果；另一方面，低龄阶段接种更容易激发机体产生较强的免疫应答，从而为青春期女性提供更为坚实的保护屏障。

在青少年成长阶段，涉及身体发育与健康的话题常常成为亲子交流中的敏感地带。由于部分家长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或沟通技巧，他们往往选择回避此类讨论。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由《嘉人Marie Claire》杂志主办、默沙东中国支持的一场名为“默默爱着你”的专题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与一次性向孩子“灌输答案”相比，更重要的是通过长期且连续的对话，引导他们逐步形成对身体与健康的科学认知。

牛诤强调，家长肩负着帮助孩子树立理性健康观念的责任。通过向孩子传授正确的生理常识，能够促使他们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可能出现的异常变化，并培育主动关注自身健康的意识。

媒体人张泉灵在论坛现场分享观点时建议，家长在与子女探讨此类话题时，不妨尝试以贴近日常、就事论事的语气切入，从而消解尴尬与紧张情绪。她表示，一旦父母率先卸下心理负担，以坦然开放的心态面对健康议题，孩子自然会更容易养成理性判断的习惯，并愿意主动表达自身困惑。

中新网广州7月22日电 (记者 许青青)广州海关22日披露，今年上半年，该关共监管出口荔枝1954吨，销往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荔枝出口规模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地处广州北部的从化区，荔枝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其中桂味、糯米糍等优质品种占比超过六成。得益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从化荔枝果肉晶莹剔透、清甜爽脆，以“晚熟、质优、味佳”三大特点闻名，在国内外市场上均享有良好口碑，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全面实施，从化荔枝产业正加速从传统种植向品牌化、国际化方向转型。出口已成为带动果农增收致富、助力外贸提质增效的关键驱动力。

近日，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司的一批约350千克“井岗红糯”荔枝，经广州海关所属从化海关关员查验合格后，以空运方式顺利出口至新加坡。该公司出口业务负责人刘锐波表示，过去荔枝出口东南亚主要依赖空运，虽耗时较短，但物流成本较高；如今，荔枝出口的物流周期进一步压缩，企业预约船期也更为稳定，通过海运发往东南亚的时效较以往缩短约3天，不仅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还有效保障了荔枝的品质与鲜度。

从化海关属地外勤科科长姜新介绍，在每年荔枝出口季启动前，海关均会提前深入注册果园开展调研，指导企业及时掌握最新检疫政策要求，规范荔枝溯源信息管理，并协助果农加强病虫害防控，确保出口荔枝符合各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卫生标准，助力从化荔枝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完)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税务合规提醒频现，平台商户如何从容应对？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披露的数据表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落地实施已满一年有余，在此期间，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企业切实履行了涉税信息的定期报送义务。随着平台上报数据的数量与质量持续攀升，平台内商户的税法遵从意识显著增强，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秩序也愈发规范有序。

此前，税务部门曾集中向社会曝光了一批网红网店的偷逃税典型案例。这些案件的查处，让越来越多的平台商家与网络主播深刻意识到，唯有依法经营、合规运营，方能行稳致远。据相关渠道了解，目前已有不少平台内经营者陆续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合规提示，内容主要指向其自行申报的涉税收入与平台方向税务系统报送的收入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出入。究竟何种情形会触发这类提示？报送数据缘何会不一致？收到提示后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许多初次收到此类信息的经营者而言，心中难免疑虑重重：“手机上收到的这条税务短信，会不会是诈骗信息？”“我每月赚得并不多，怎么也会被盯上？”这些反应在平台商户中颇为普遍。记者从税务主管部门获悉，为协助平台内经营者及时发现并化解潜在的涉税风险，税务机构依托平台企业定期呈报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递交的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交叉比对。一旦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出入，便会通过短信等渠道提醒相关经营者核实自身申报金额、及时修正差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税务提醒的正文通常仅涵盖纳税人名称、提醒缘由以及自行核实事项等基本要素，绝不含任何外部链接，更不会索要银行卡信息、要求转账或提供密码。接到此类提醒的经营者，可随时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直接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以辨明真伪。

按照现行规章，平台企业须按季度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收入信息及其他相关涉税数据。其中所涉“收入”，是指经营者经由该平台所取得的收入净额，这一口径既涵盖已开具发票的部分，也囊括未开票的交易金额，但不扣除经营者向平台支付的服务费、佣金等各类成本。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苑新丽对此解释称：“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必然需要补税，更不能直接等同于违法。纳税人应当积极配合主管税务机关，主动进行自查核实。”

苑新丽进一步剖析指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或增值税时，所填报的自行申报收入往往与平台报送的数据存在偏差。导致差异的成因较为多元，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典型情形：其一，部分经营者仅申报了已开票收入或通过对公账户入账的收入，却忽视了经由个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收取的未开票但实际已经实现的平台交易款项；更有甚者，在申报时将支付给平台的佣金、服务费等直接从中剔除，从而拉低了申报总额。其二，一些经营者同时活跃于多个平台，但在申报时仅仅归集了其中某一个或部分平台的收入，或在各平台之间采用了不一致的统计周期，由此造成数据口径上的错位。其三，若经营者未能完整留档各平台的交易流水及收款凭证，也可能因此导致申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经营者通过各类渠道取得的全部交易流水均属于应税收入范畴，而支付给平台的费用则属于经营成本。此类成本若已取得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方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规扣除，但绝不应在申报收入时先行从收入总额中直接减除。

苑新丽对此进一步说明：“平台报送收入与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之间的差额，并不必然意味着纳税人在主观上存在偷逃税款的意图。”她观察到，不少经营者习惯于依据开票金额进行申报，而对未开票收入缺乏应有的重视，或者在多平台经营时未能全面汇总各项收入，这类情况在实践中相当普遍。税务机关借助大数据比对手段推送提醒，恰恰是为了协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申报“盲区”。对于暴露出的申报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经营者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予以修正。

税务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合规提醒之后，应当采取以下步骤进行系统自查：首先，登录其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平台后台，完整导出各平台收入明细，涵盖交易流水、服务费支出、佣金收入、奖励金等全部收益形式，且必须同时覆盖已开票与未开票的部分。其次，逐一核对经营者本人或其企业名下的所有收款渠道，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以及其他第三方支付工具，确认实际到账金额与平台导出的收入记录是否吻合。

在完成数据比对之后，可根据自查结果分两种情形区别处理：倘若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则应依法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税款及滞纳金；若经自查认为申报并无差错，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同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以便税务机关复核确认。

苑新丽特别提醒，积极配合、主动纠错是规避法律风险的最佳路径。依据税收征管法及行政处罚相关法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的，依法可以从轻或免予行政处罚；反之，若拒不配合更正申报，主管税务机关将按规定将案件移交稽查部门处理，一旦查实，纳税人将面临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乃至信用惩戒等多重法律后果。此外，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时不应只局限于线上业务，倘若存在线下收入，同样应当一并纳入申报范围，做到线上线下全面覆盖。

同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前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属于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有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其实际应缴税额相对有限，部分经营者甚至无需缴税。因此，收到税务提醒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补税，其核心要义在于敦促纳税人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合规申报不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更是整个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根基所在。”苑新丽在采访中表示，平台涉税信息报送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税收透明度、促进线上线下税负公平。依法完整如实申报，不仅有助于经营者积累良好的纳税信用记录，更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因申报疏漏长期累积而最终演变为重大涉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