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

在医学领域，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随访监测长期面临一个棘手困境：传统上，医生依赖CT影像学检查来追踪病情，但这种被动等待的方式，意味着肿瘤只有生长到肉眼可辨的大小，才会在影像中暴露踪迹。这种延迟往往让不少患者错失了在复发初期进行根治性治疗的黄金时间。然而，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正迎来深刻变革。

记者7月30日了解到，由中国医学专家领军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近日揭示了一项重大突破：针对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利用ctDNA甲基化技术进行动态追踪，能够在复发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捕捉到危险的生物学信号。所谓ctDNA，即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凋亡或破裂后释放入血液的遗传物质碎片，其序列中蕴含着肿瘤特有的突变指纹。

这项中国团队的创新性成果显示，通过及时且规范的干预，能够使复发后获得根治性治疗机会的患者比率从过去的23.6%显著跃升至48.1%。这一数据不仅令人振奋，更预示着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策略即将迎来根本性转型。

北京时间7月30日，这项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综合治疗科彭俊杰教授与病理科丁春明教授联合牵头的国内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FIND临床试验，其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癌症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临床数据显示，对于接受根治性手术的I至III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术后两年是复发和转移的高危时段，而肝脏与肺部则是最易受到侵袭的部位——这两处转移占总远处转移病例的60%至75%。一旦复发发生，医生能否及时施行手术切除、消融等根治性局部治疗手段，便成为决定患者长期生存几率的关键因素。

“现行临床常规使用的CT随访策略存在显著短板——只有当肿瘤增殖到一定体积才能在影像中显现，而当病灶最终被发现时，许多患者已经与局部根治的最佳时机失之交臂，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姑息性治疗，其疗效和患者的生存预期都受到严重影响。”彭俊杰教授在受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临床痛点。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彭俊杰教授和丁春明教授带领团队在2023年至2026年间，招募了584名术后结直肠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分配至ctDNA监测随访组或常规CT随访对照组。彭俊杰教授阐述道，这一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通过持续的生物标志物监测，能够在转移灶仍然局限于寡转移阶段、尚适合局部根治性处理之时，及时锁定病灶，从而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二次根治机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举办了一场以“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为核心议题的专题发布会，多位权威中医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夏季防病保健的实用智慧展开深入分享。这场信息量丰富的活动，旨在帮助公众从容应对一年中最炎热潮湿的“三伏”时节的挑战。

据悉，今年的三伏天自7月15日启幕，整整延续至8月23日收官，长达40天，恰好是一年中阳气鼎盛、暑气蒸腾、湿气弥漫的巅峰阶段。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副司长董云龙指出，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根植于《黄帝内经》，经过两千多年的代代传承与不断实践，早已凝聚成一套以“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为三大支柱的完整理论框架。

面对入伏后普遍困扰民众的食欲减退、消化紊乱及胸闷气短等症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兼治未病科主任刘洋给出了深入浅出的解析。她表示，这类不适多半是暑湿侵袭脾胃所致，而调理的关键便在于“清补而不滋腻”的饮食哲学。刘洋建议，与其每餐进食过饱，不如化整为零地采用少食多餐的策略，同时确保鱼肉、鸡肉、豆腐等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在日常食材选择上，她力荐山药、莲子、芡实、冬瓜、薏仁等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良品，并特别提到薏仁绿豆粥是夏日解暑祛湿的佳选。此外，适当地摄入苦味食材如苦瓜、莲子心，以及酸味食材如乌梅、山楂，能够有效唤醒脾胃、刺激食欲，例如将乌梅与山楂煎煮成饮品代茶饮用，便能收获开胃之效，而糖尿病患者只需略去冰糖即可。刘洋特别提醒，大汗淋漓之后应小口慢饮温水或淡盐水以补充体液，而切忌贪图一时凉快，猛灌冰镇饮料，以免无形中耗损脾阳之气。

在空调使用这一现代夏日避暑的必备环节上，刘洋也给出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她警示说，空调所释放的冷风在中医看来无异于“风寒之邪”，若不慎直吹，极易诱发头痛、肩颈酸痛乃至面瘫等困扰。为此，她建议将室温恒定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且室内外温差最好维持在5至8摄氏度以内。同时，切忌让冷风直接对准头颈、背部、腹部及膝盖等敏感部位；自户外归来时，务必将汗水擦干后再进入空调房；若需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中，每隔三四个小时应开窗通风10至15分钟；夜间就寝时，最好将空调调至定时或干脆关闭。若已不慎受寒导致肩颈僵硬，刘洋建议饮一碗温热的生姜红糖水以驱散风寒，糖尿病患者则可改用热毛巾敷于大椎穴，同样有助于寒气的排出。

谈及“夏练三伏”的民间传统，刘洋强调，三伏天的运动核心应遵循“避暑不避动，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的原则。她推荐将锻炼时间安排在清晨六至八点或傍晚六点之后，地点宜选阴凉通风之处，以身体微微出汗为最佳状态，而八段锦则是她首推的养生运动。发布会现场，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还亲自示范了“摇头摆尾去心火”与“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两式经典动作，并建议每个动作重复五到十次，整套练习约十分钟，以微微出汗便戛然而止，切莫追求大汗淋漓。

三伏天新陈代谢旺盛，是否正是减重的黄金窗口？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杨志敏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她认为此时确实是减重和顺势祛除体内湿浊的好时机，但关键绝不在于盲目节食或以大量排汗来“硬扛”。杨志敏建议，饮食上应减少油腻、甜腻食物以及生冷饮品的摄入，转而多食用薏米、赤小豆、冬瓜等健脾祛湿的食材，还可用薏米赤小豆煮水代茶频饮。运动方面，同样以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可以选择快走，年长者则更适合八段锦或太极拳，每次持续三十至四十分钟。此外，通过艾灸足三里、中脘穴、关元穴，或用温水泡脚至微汗，也能有效辅助湿气排出。杨志敏特别强调，健康的体重是“调养”出来的，绝非靠“饿”或“汗”硬生生逼出来的。

被誉为“冬病夏治”典范的三伏贴亦是发布会上的热点话题。杨志敏介绍，三伏贴对于那些“冬季症状加重、夏季相对缓解”的疾病尤为适宜，例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频繁感冒，以及寒性关节疼痛、虚寒性胃肠疾病等，其病根往往在于阳气亏虚、寒邪潜藏体内。然而，她也郑重提醒，急性感染期患者、皮肤敏感或患有皮肤病者、孕妇、两岁以下婴幼儿以及阴虚火旺体质的人群，均不适合进行贴敷。是否适合三伏贴，必须经由专业中医师进行详尽的体质辨识后方可确定。贴敷时机上，每伏的第一天效果尤佳，即便错过了初伏，也可在中伏或末伏时进行补救。三伏贴通常以三年为一个完整疗程，唯有坚持连续贴敷三年以上，才能更好地巩固疗效，让陈年顽疾在冬季少发甚至不发。

针对儿童这一夏日易感群体，杨志敏特别指出，三伏天里孩子容易长痱子或因贪凉而腹泻。预防痱子的关键在于保持皮肤的“透”与“清”，即为孩子穿着宽松透气的纯棉衣物，出汗后及时擦干并更换衣物，洗澡时可用温水兑入金银花或艾叶煮出的水。若已长出痱子，可用放凉的马齿苋水湿敷缓解。谈及儿童腹泻，杨志敏强调，儿童“脾常不足”，养护重点在于守护阳气、稳固脾胃，应避免大量饮用冰镇饮料、食用冰西瓜和冰激凌。若孩子脾胃条件尚可，可少量适当地品尝凉食，但冷饮最好在室温下稍作回温后再饮用。一旦发生腹泻，可以煮焦米粥（即将大米炒至焦黄后熬粥）来辅助止泻，情况严重时则必须及时就医。

银行卡上的资金悄然流失，待到察觉时，方才恍然——原来自己在某个时刻，莫名“被投保”了一份根本无所知晓的保险产品。近来，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反映，在充电桩扫码充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甚至浏览短视频和网购的过程中，稀里糊涂地便“落入”了保险的圈套，而申请退款更是举步维艰。记者经深入调查发现，这背后潜藏着一条从弹窗广告延伸至自动扣款的“投保陷阱”链条。那么，这类陷阱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普通消费者又当如何有效规避？网络平台及保险公司在其中应负何种责任？

家住浙江省金华市的王先生，此前便亲历了银行卡莫名被扣款的烦心事。首月仅被收取了数元费用，他并未放在心上，可次月竟被扣除了七十多元。经多方查询，他才恍然得知，自己居然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某保险公司办理了一款保险产品。王先生困惑地表示：“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这份保险究竟保的是什么。我十分不解，或许是孩子玩手机时误点了弹出的广告，又或者是在玩小游戏、小程序时无意间触碰了。”王先生的遭遇绝非孤例，在短视频平台和众多社交网站上，诸多网友同样纷纷吐露自己遭遇了类似的“坑”。家在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向记者透露，不久前，他在某充电站为电动汽车充电时，用手机扫描充电桩上的二维码，率先映入眼帘的并非充电桩的小程序界面，而是一个看似寻常、毫无广告痕迹的页面，要求填写银行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索朗误以为这是充电所必需的身份验证步骤，未加细想便输入了相关信息。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竟意外收到银行发来的扣款通知，方知自己被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索朗先生回忆道：“当时我以为那是充电桩核验身份的操作，便输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资料。因为当时急于充电，就直接填了，也没多想。当时并未发生扣款，可昨晚却突然被划走一笔钱，我这才发现那是一份保险。”他补充说，那个弹窗页面与平时常见的广告截然不同，因为一般广告都会有关闭按钮和倒计时提示，而该弹窗既未明示广告属性，也未清楚告知是在办理保险业务，更别提详细的保险条款说明及保单信息了。索朗感叹：“我压根儿没意识到那是在购买保险，它的迷惑性极强，输入界面也没有任何显眼的保险购买提示。”

针对此类“弹窗投保”乱象，记者调查归纳出三大诱导手法。其一，首月低价策略，即首月以极低价格甚至免费体验为诱饵，后续月份则通过自动扣款悄然恢复原价，且未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其二，平台默认搭售，在购物或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平台擅自勾选并附带保险服务。其三，各类生活场景中充斥的弹窗链接，在停车缴费、扫码充电等环节，突然弹出伪装的广告窗口，诱导用户填写信息并完成投保。

专家指出，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弹窗广告若要合规，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并确保用户能一键关闭。若未标注广告或关闭困难，均属违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分析称：“以‘首月低价’为例，若未显著提示后续高额保费和自动续费条款，便构成价格误导，有违价格法相关规定。而‘默认搭售’则直接触犯了电商法关于禁止默认同意搭售的强制性条款。任何默认勾选、模糊话术或隐藏关键信息及关闭按钮的做法，都不能视作消费者的有效同意。”

公开报道显示，上述诱导投保的“套路”多发生在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扫码界面、快递柜扫码页面、共享充电宝的扫码或支付流程中。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停车场使用某品牌充电桩充电后，手机不仅弹出了外卖平台的广告，关闭后竟又提示生成了“电池检测报告”，点击查看时，页面随即引导购买一份标价一元的“电池长效守护”保障服务。表面上是增值服务，实则包含电池检测报告、充电防护等，并附带一项电池保障保险。记者层层深入点击，直至《电池长效守护服务协议》最底部的“其他说明”中的信息授权与使用条款，才发现一行小字：“当用户订购电池长效守护产品，即视为其同意由服务平台代为投保相关财产保险。”

专家强调，经营者常通过模糊信息、自动扣费等手段，使消费者在不知情中误购保险。关键的保险条款和扣费信息未能以显著方式提醒，这种做法无疑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已明令禁止以强制搭售、默认勾选等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然而，弹窗投保常以“赠险”“免费体验”为噱头，后续悄然转为收费项目。消费者在浑然不觉中完成了整套操作，致使合同订立并非基于双方真实意愿，这已违反法律，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申请撤销。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此类保险合同明显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愿，平台或保险公司也未履行法定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因而，消费者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或依法申请撤销。”

记者调查还发现，消费者发现扣费后，部分平台仅退还当期保费，前期已扣除的费用通常拒不退回。由于消费者往往未留存相关证据，维权时常常陷入“举证难”的困境。对此，陈音江建议，应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至平台和经营者一方，要求其在操作流程中明确授权、充分告知并确保消费者知情权。若经营者无法提供充分证据，便应承担相应违规责任。他强调：“事先必须明确授权、明确告知，并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否则就要承担后果。”此外，网络平台对保险广告及跳转链接负有不可推卸的审核义务，须从源头上遏制此类违规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