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7月10日电（记者孙玲玲）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在线刊发了一项由中国科研团队主导的重要临床突破。该项名为ELEVATE的研究揭示，特定亚型肺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手术后，若采用国产创新靶向药物恩沙替尼进行辅助治疗，其复发或死亡概率可骤降八成，且对脑部转移的防护成效尤为显著。该研究由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二科王长利教授领衔，联合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协同完成。

在我国，肺癌长期高居恶性肿瘤发病与致死榜首。对于罹患早期肺癌并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而言，外科切除被视为通向治愈的核心路径。然而，即便实现肿瘤的彻底清除，仍有可观比例的病患会在术后数年遭遇复发，其中不乏令人棘手的脑部扩散情形。

在此类患者群体中，一个特殊亚群携带着“ALK融合基因”标志。尽管这一基因变异在肺癌病例中的占比仅为5%至7%，被归入“小众靶点”之列，但受此影响的患者往往发病年龄偏低，疾病进展却异常迅猛，术后出现转移的风险更让临床医师备感忧虑。如何在根治术后进一步压制复发隐患，尤其是筑牢中枢神经系统的“安全屏障”，长期以来被视为治疗体系中的重大攻关难点。

ELEVATE项目招募了274名成功接受肿瘤全切手术的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划归两大阵营：一组术后每日口服国产第二代ALK抑制剂恩沙替尼225毫克，另一组则接受安慰剂治疗，两组的用药周期均设定为24个月。试验采取严苛的双盲架构，无论医护人员还是受试者均对分组情况毫不知情，从而确保最终结论的客观性与严谨度。

数据表明，在中高危风险人群中，服用恩沙替尼的受试者于24个月内的无病生存率高达86.4%，相较之下，安慰剂组的这一数字仅为53.5%。换言之，该药物令患者的复发或死亡威胁锐减了80%。

更为亮眼的成果体现在脑部防护维度：用药组发生中枢神经系统复发的概率下降了78%，这无疑为患者术后的“头脑保卫战”增添了一件利器。

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的方案设计高度契合真实诊疗实践。受试者均是在完成既定辅助化疗程序后才进入随机分组阶段，这更贴近日常临床路径。此外，研究团队前瞻性地吸纳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更早期患者，由此为靶向治疗向早期人群延伸的探索铺设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作为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二科科主任岳东升表示，恩沙替尼身为国产原研药物，在确保卓越疗效的同时，亦具备良好的药物可及性，预期将惠及更为广泛的中国患者。据悉，此番已是本年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的第三篇源自中国肺癌领域的重磅学术成果。（完）

7月1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北京举办了一场以“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聚焦健康中国框架下的中医药促进举措。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兼治未病科主任刘洋就三伏天运动养生提出了专业见解。他明确指出，这一时节进行锻炼是可行的，但必须讲究科学方法，避免盲目行动。

刘洋阐述道，中医理论素有“动则生阳”之说，适量运动有助于气血流通与阳气升发。三伏时节，人体阳气外浮于体表，新陈代谢趋于旺盛，此时借力于自然气候，适度活动可助体内寒湿之气顺势排出，这正是“夏练三伏”的深层意蕴。然而，他同时提醒，暑热之气与心相应，若运动过量导致大汗淋漓，则可能损伤心阳，耗竭心阴，继而引发心慌、头晕、乏力乃至过度出汗等不适症状，此时应立即中止锻炼。基于此，刘洋提出了三伏天锻炼的核心原则：“避暑不避动，微汗不淋漓，选时择地练”。

为实现这一目标，刘洋给出了三条具体操作指引。首先，在时间选择上，应规避正午高温时段，优先考虑清晨六至八时或晚间六时之后，此时气温相对宜人，阳气亦趋于平和。其次，场地方面，宜挑选阴凉且通风之处，如公园凉亭、树荫之下，或具备良好空气流通的室内空间。最后，关于运动强度，则以身体微微出汗为最佳尺度，切忌追求大汗淋漓；一旦出现胸闷气短或出汗过多的征兆，务必即刻停下歇息，以防过度消耗。

7月29日澳门电 题：澳门何以成为解码景德镇申遗的“海上丝路密钥”？——独家对话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保护专家赵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时指出，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让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丝、茶、瓷”三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版图上实现了圆满拼合，更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中国手工业与早期全球化浪潮深度交融的历史长卷。在他看来，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串联中国内陆制造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关键贸易枢纽，正是展现景德镇遗产世界意义、解读中国瓷器环球传播脉络不可或缺的“海上丝路密码”。以下为访谈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为何将澳门视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海上丝路密码”？

赵强：澳门既是历史上景德镇瓷器迈向世界的流转驿站，更是今日理解、诠释其普世价值的关键文化场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应到烧制成型的全产业链条，核心回应的是“瓷器如何被制造”这一命题。然而，若要满足世界遗产的评判标准——证明其对于人类价值观互通以及全球“中国风”审美潮流塑造的深远影响，景德镇就必须向世人阐明：它的器物究竟如何跨越重洋，成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物质载体。

景德镇深处江西内陆，其庞大的产出能力若想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势必要依靠一个能够无缝衔接全球供应链的离岸中转节点。澳门既非瓷器产地，也非唯一的外销口岸——漳州月港与广州同样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恰恰是西方远洋航路与东亚近海航路交汇的枢纽之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将景德镇的内陆生产体系成功嫁接到欧洲、日本乃至美洲的广阔市场。倘若缺少澳门这一“接驳口”，景德镇瓷器的全球传播链条便将缺失最直观的流转证据。

中新社记者：在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澳门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赵强：自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之后，这里便逐步崛起为中国华南沿海举足轻重的国际贸易中转港。与明代隆庆年间开海后兴起的漳州月港民间海商体系、以及广州以官方管控为核心的传统外贸模式相较，澳门依托葡萄牙商人的长期扎根、外贸仓储设施以及成熟的远洋贸易网络，成功跃升为连接中国生产端与全球消费端的关键纽带，并开辟出三条辐射全球的远洋贸易主干通道，深刻重塑了中国瓷器外销的整体格局。

这三条航线具体为：其一，欧亚主通道——从澳门启程，途经印度果阿，终抵葡萄牙里斯本。景德镇瓷器自澳门装船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绕行好望角，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最终步入王室与贵族的珍奇柜及宫廷瓷器厅；其二，东亚枢纽线——澳门与日本长崎直航，顺应了彼时日本茶道界及上层社会对青花瓷的热切追捧，景德镇瓷器经由澳门大量转口至日本，直接激发了17世纪初有田窑等本土陶瓷产业的萌芽；其三，跨太平洋线——澳门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越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澳门凭借其华南沿海信息与物资集散中心的优势，深度融入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使景德镇瓷器远销至美洲新大陆。

在这张纵横交错的全球航线网络中，来自美洲与日本的白银经由多元海上贸易渠道持续涌入中国，而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借由澳门等海上贸易节点进入环球供应链，由此形成了白银与瓷器双向流转的全球交换格局。

中新社记者：从贸易体量观之，月港与广州同为明代举足轻重的对外港口，澳门在这一全球贸易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体现在何处？

赵强：澳门的独特价值核心在于“转换”二字。第一重是空间层面的转换——景德镇窑场烧制的器物，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汇入长江水系，再抵达东南沿海，由澳门接入印度洋贸易体系，从而由内陆手工业品蜕变为全球流通商品。

第二重是文化层面的转换——自16世纪50年代起，葡萄牙、日本、东南亚及欧洲各国商人汇聚澳门，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亦以此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基地，欧洲铜版画与宗教图像由此渗透到晚明的视觉环境之中。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出产的克拉克瓷，虽仍以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为根基，但其开光布局与边饰层次已明显融入了全球市场的审美逻辑。澳门虽未让中国瓷绘立即转向西方绘画语言，却为中西视觉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提供了开放包容的场域，为清三代外销瓷及广彩中“中西合璧”装饰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重是意义层面的转换——瓷器流入欧洲后成为贵族珍藏，抵达日本后推动有田窑对中国克拉克瓷器造型与纹饰体系的竞相模仿，进入美洲后又为当地社会重新定义并赋予其新的用途，甚至被改制为佩饰。器物在流通、典藏、仿制与再演绎的循环中，逐渐超越“中国出口货”的单一标签，升华为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澳门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哪些实证“物证”？

赵强：2010年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团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东侧展开系统发掘，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达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的陶瓷残片，其中涵盖了丰富的外销瓷与克拉克瓷品类。经科学检测与比对分析，此处出土的克拉克瓷多数为江西景德镇民窑产品，这为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关键中转港的地位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佐证。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带有象首形流部的克拉克瓷“军持”。这类兼具特殊宗教与文化属性的器物现身于圣保禄学院遗址，表明中国瓷器贸易网络不仅贯通了不同地域的市场，也跨越了宗教与族群的屏障，生动展现了16至17世纪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图景。

时至今日，圣保禄学院遗址的重要遗存——大三巴牌坊上，仍可见双手合十的圣母像浮雕，既传达着天主教祈祷与庇佑的寓意，也与澳门港口城市的航海文化遥相呼应，见证了海上贸易、宗教传播与中国物资流通在此交汇的厚重历史。

中新社记者：应当如何理解澳门作为“海上丝路密码”的当代意涵？

赵强：历史上的澳门，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助力景德镇瓷器循着海洋航线走向全球；而今日的澳门，则借助博物馆馆藏、学术探索与数字传播，让这些跨越海洋的文明记忆重新焕发光彩。

近年来，澳门城市大学克拉克瓷展区的设立、“千年瓷都·莲通天下”主题展览的举办，以及“海通镜鉴：16至19世纪中葡文化交流展”等一系列文化实践，正将数百年前的贸易航路转化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沟通纽带。

景德镇申遗的成功，开启了重新审视中国陶瓷文明全球传播历程的新篇章。从景德镇千年窑火孕育的创造伟力，到澳门海洋网络的传播与链接，“景德镇—澳门—世界”这一文明链条，让每一件瓷器背后的交流故事从历史档案、考古发掘和学术论著走向公众视野。“瓷都”象征着中国陶瓷文明持续创新的不竭活力，澳门则见证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交流体系的开放胸襟，二者的交汇共同注解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深邃哲理。

赵强，管理学博士(DBA)、艺术学博士，澳门特区政府科技发展基金资助博士后，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专家组成员，荣膺故宫“景仁榜”题名捐献者。现任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其传略已入编《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目前受聘为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吉林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广州大学客座研究员，任教于澳门城市大学与澳门理工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自2010年起，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鉴宝类节目中担任专家，并出任香港凤凰卫视《投资收藏》栏目市场评论人。已出版《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百科》等专业著作18部，近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SSCI、A&HCl、SCI及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一则医学病例日前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广泛关注：一位常年以生腌淡水鱼为食的陈先生，因胆道结石住院接受手术，医生竟在其结石表面发现一条长达7毫米的活体肝吸虫。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医学专家发出警示——南方地区备受追捧的生腌淡水鱼、醉虾醉蟹、凉拌螺肉等风味佳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即食源性寄生虫感染。若出现相关不适症状，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旅居和饮食经历，并及时接受寄生虫筛查。

肝吸虫，学名华支睾吸虫，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感染人数最多、危害最为隐匿的食源性寄生虫之一。其成虫形态纤细修长，呈淡黄褐色，外形酷似葵花籽，寄居在人体肝脏的各级胆管内，依靠胆管黏膜分泌物维持生存与繁殖。

人体不过是肝吸虫的“终末宿主”，其繁复的生命周期包含三个关键阶段：虫卵随感染者的粪便排出，进入河流或池塘后，先行侵入淡水螺体内完成初步发育；随后，成熟的尾蚴脱离螺体，穿入草鱼、鲤鱼、麦穗鱼及淡水虾等水产的肌肉和皮下组织，形成具有感染性的囊蚴——这是威胁人体的核心环节；当人生食或半生食携带囊蚴的淡水鱼虾后，囊蚴进入消化道，穿透肠壁，经由门静脉系统抵达肝脏胆管，大约一个月即可蜕变为成虫，并开始持续排卵。

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寄居长达10至30年，对肝胆系统造成持续、缓慢且隐蔽的损害。感染初期往往缺乏剧烈疼痛或急性症状，但经年累月之下，肝胆功能将被逐步侵蚀殆尽。

就新闻中的案例而言，患者体内的肝吸虫附着在胆道结石表面，这表明虫体和虫卵已成为结石形成的核心因素。这是一例典型的长期慢性重度感染：多年间频繁摄入生腌淡水鱼，大量囊蚴不断入侵体内，虫体、虫卵与炎症渗出物长期积聚，最终催生胆管结石，而寄生虫随结石共生，持续引发炎症损伤。

结合临床经验观察，暑期出行中，高风险饮食行为主要可归纳为三类。其一，特色生食：例如鱼生、生腌虾、生腌鱼、盐水浸泡的淡水鱼等。其二，半生不熟的烹饪方式：涮火锅时仅将鱼片涮烫数秒，清蒸淡水鱼火候欠缺，或烧烤淡水鱼虾时外层焦脆而内部仍生。其三，辅助食材风险：用生鱼榨汁，或制作生鱼粥时鱼肉仅经简单滚烫处理。

值得警惕的是，肝吸虫囊蚴生命力极为顽强，即便用高浓度白酒、食醋或芥末浸泡数小时，也无法将其杀灭。仅靠蘸料短时接触，完全达不到杀虫目的，充其量只能掩盖腥味，毫无防护功效。少量摄入囊蚴时，人体可能处于隐性感染状态，无明显不适，但虫体长期滞留在肝胆系统中，会悄然损伤胆管；若反复多次食用，虫体负荷将不断累积，数年后可能逐步发展为胆管增厚或结石形成。

那么，生食海鱼就绝对安全吗？事实并非如此。海鱼同样可能携带异尖线虫或受到细菌污染，生食亦可诱发急性胃肠道绞痛、呕吐等症状。因此，无论淡水鱼还是海鱼，生食均伴随着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

肝吸虫病的临床表现颇为复杂多样，其病程通常可分为几个阶段。在轻度或隐匿期，体内仅有少量虫体寄生，无特异性急性症状，可能出现持续性乏力、午后上腹隐胀、食欲减退、厌食油腻、偶发轻微恶心等表现，临床上极易被误诊为慢性胃炎或疲劳综合征。多数患者甚至毫无异样感，仅在体检时发现肝功能轻度异常。

急性期一般出现在感染后2至4周。若一次性摄入大量囊蚴，虫体发育对胆管的刺激将引发全身过敏反应与胆道炎症同时爆发，症状表现为持续性发热、右上腹持续性刺痛或胀痛、肝脏肿大伴压痛、皮肤和巩膜轻度黄染。抽血化验可见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升高，这是寄生虫感染的标志性指标。

进入慢性或晚期阶段，虫体在数十年间持续刺激胆管黏膜，最终诱发器质性病变：反复发作的胆管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壁增厚逐渐演变为胆汁性肝硬化，甚至发展为胆管癌。儿童若长期感染，将妨碍肝脏的消化代谢与营养吸收功能，导致身高体重发育迟缓，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轻微波及。

并非所有感染肝吸虫者都会呈现明显临床症状，但以下几类高危人群需格外提高警觉。短期高危人群主要指暑期前往两广、福建、湖南、江西等肝吸虫流行地区，食用了生腌或鱼生的游客，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长期高危人群则包括常年网购淡水生鲜、习惯性生食淡水水产的人士，以及南方水乡的本地居民。基础病高危人群涵盖患有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有过胆道手术（包括胆囊切除）经历者。不少人误以为切除胆囊就能杜绝肝吸虫病，实则肝吸虫主要寄生于肝内胆管，胆囊摘除并不能阻断其在胆道系统中的寄生。

肝吸虫囊蚴进入人体后，需历经约4周方能发育成熟并持续排卵，因此，在生食淡水鱼虾满4周后，是进行筛查的理想时间节点。若短期内出现发热、腹痛、黄疸等急性症状，则无需等待时间窗口，应立即前往急诊就医。凡有明确旅游生食经历者，无论有无症状，均建议在4周时进行筛查。

筛查手段主要有三种。首先是粪便集卵检查，建议连续3天留取粪便送检，因虫卵排放具有间歇性，单次检测容易漏诊。其次是血清抗体检测，即肝吸虫IgG抗体检测，仅适用于初筛，无法区分现症感染与既往感染，若呈阳性，还需辅以粪便集卵检查加以确诊。最后是腹部B超，可观察肝内胆管是否增宽、管壁是否增厚，或呈现特征性的“双轨征”（虫体刺激胆管壁增厚所致），部分患者还能发现胆管内泥沙样结石或微小虫体回声。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怀疑感染肝吸虫者切勿自行服用驱虫药。吡喹酮虽是临床一线驱虫特效药，但绝不能作为预防性药物擅自使用。该药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如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皮肤瘙痒过敏等，重度过敏者甚至会出现皮疹和喉头水肿。此外，孕期全阶段及哺乳期女性，以及严重肝肾功能衰竭、严重心律失常患者，均禁用此药。

对于确诊或高度疑似肝吸虫感染的患者，应由医生依据虫体负荷和肝胆损伤程度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通常为单剂或短程治疗，治愈率较高），并规范服药。需要明确的是，治疗肝吸虫不会产生终身免疫抗体，即便体内虫体被彻底清除，再次生食携带囊蚴的淡水鱼虾，依然会面临二次感染的威胁。

在某些情况下，肝吸虫感染可能引发急症，必须高度警惕。若在生食淡水鱼虾后，同时出现以下症状中的两种或以上，则高度提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持续寒战高热、全身皮肤和巩膜黄染、右上腹剧烈绞痛、恶心呕吐无法进食。此时应立即就医，延误治疗可能导致感染性休克、化脓性胆管炎等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

暑期南方之行，既要尽享美食，又需守住安全底线，务必牢记以下六条饮食“防虫”准则。第一，管住嘴：在肝吸虫流行区内，坚决不食用未经煮熟的淡水鱼虾。第二，生熟分开：若在民宿自行烹饪，应严格区分生食与熟食的处理流程；条件有限时，切过生鱼的刀具和砧板须彻底清洗消毒后方可接触熟食或水果。处理完水产品后，务必用肥皂和流水洗手，防止手上残留的囊蚴入口。第三，主动告知：返程后若出现乏力、腹痛、黄疸等症状，就医时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南方旅居史和饮食史。第四，同行共查：全家若共同食用了生腌或鱼生，无论大人儿童有无不适，建议返程后同步进行寄生虫筛查。儿童脏器娇嫩，感染后的损伤更加隐蔽。第五，注意时间窗：生食后2至4周可能出现急性期表现，1至2个月内若有不明原因的肝胆不适，均需及时回顾饮食经历。第六，定期随访：确诊肝吸虫感染并完成驱虫治疗者，治疗结束1个月后需复查粪便虫卵及肝脏B超，确认驱虫是否彻底、胆管损伤有无恢复。

除了肝吸虫，在南方湿热环境中，还有数种食源性寄生虫也常常借特色美食之机“偷袭”游客，同样不可小觑。肺吸虫主要藏身于淡水溪蟹和东北蝲蛄体内，囊蚴分布于蟹肉和蟹钳之中。典型临床表现为反复咳嗽、咳出铁锈色似烂桃样的血痰、持续性胸痛，极易被误诊为肺结核。虫体还可穿透人体组织游走，在皮下形成无痛性滑动结节，甚至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反复头痛、癫痫抽搐。需要强调的是，白酒浸泡无法杀灭肺吸虫囊蚴，必须经高温彻底烹熟方可食用。

广州管圆线虫则藏匿于福寿螺、田螺和非洲大蜗牛体内，典型症状为剧烈“电钻样”头痛、颈部僵硬、喷射性呕吐、持续发热，重症患者可出现意识模糊乃至昏迷。福寿螺是高危载体，切勿食用凉拌或爆炒未熟的螺肉。姜片虫附着于菱角、荸荠（马蹄）、莲藕等水生植物表面，典型表现包括慢性腹痛、反复腹泻、面部四肢浮肿、缺铁性贫血，儿童重度感染会导致消瘦和生长迟缓。水生植物最好削皮或煮熟后食用，切勿用牙齿啃咬外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