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七月三十日电（记者张一辰）长安大学三十日对外披露，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当日以长篇论文形式，发布了该校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郭俊锋教授领衔，联合中、英、美三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所完成的突破性成果，题为《寒武纪早期最早具体管的头足动物》。

据科研人员介绍，现代头足类动物——诸如鹦鹉螺、鱿鱼与章鱼等——堪称软体动物门中智慧超群的独特分支。体管的诞生，标志着头足动物从原始软体生物谱系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此前，学术界公认最早的头足类代表，是发现于距今约四点九亿年前寒武纪晚期的寒武短棒角石。然而，这一珍贵的化石资料，与分子钟推算所揭示的“头足动物早在寒武纪早期即已分化”这一理论，之间横亘着一条显著的演化鸿沟。

在此背景下，长安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于陕南镇巴地区的寒武系水井沱组岩层中，觅得了迄今全球最为古老的头足动物化石——陕西始角石。凭借化石中完好保留的隔壁构造、分节体管等内部软体组织细节，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头足动物可能源自具有多隔壁结构的直管壳类生物。这一论断，将头足动物实证起源的时间坐标，从寒武纪晚期一举前推至寒武纪早期，为破解相关演化谜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日前，位于广州南沙的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运作。该平台旨在高效整合粤港澳三地专家资源，逐步织密跨区域协同的社会服务创新网络，进而实现空间载体、政策支撑与资金配置之间的双向联动与良性循环。

随着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港澳地区在社会服务领域的成熟模式与公益治理经验，为广州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样本。与此同时，大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协作与社会服务一体化发展，也正在孕育出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然而，三地社会服务标准尚不统一，跨境项目缺乏标准化落地的示范载体，民生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亦有待打通——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服务能级的跃升与跨域协作的深化。

广州市民政局市管一级调研员李又文指出，从近阶段试点来看，实验室承接港澳成熟公益项目，开展面向本土的本土化适配实验，诸如困境儿童心理关怀、长者乐龄康养等民生项目，已被证明有助于港澳先进经验在广州的落地转化，并更好地贴近本地社群的实际诉求。

同时，该实验室亦担纲湾区服务标准协同研究的重要平台。其联合高校科研力量及港澳行业联盟，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养老服务体系与社区治理等关键领域，系统比对粤港澳三地服务制度差异，着力研制可在广州全域推广并供湾区城市参考借鉴的服务操作指引。由此，不仅有助于破除跨城服务的制度性障碍，亦将为构建契合大湾区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民生服务人才梯队奠定坚实基础。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合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徐珊表示，未来将以实验室作为协同枢纽，持续联动大湾区各市民政主管单位、科研机构与社会组织，搭建项目共创、数据共享、人才共训的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协作网络，推动广州率先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的先行示范城市。

启动仪式上，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副主席、心连心学院院长谭赣兰，结合香港多年跨境实务经验，系统梳理了香港社福机构对接内地民生需求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港澳社工落地内地服务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策略，为两地机构间的长效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参考。

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HKIE）的首个内地办事处，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挂牌成立。此举为HKIE在内地设立官方机构之先河，被视为粤港澳大湾区工程领域人才交流与协作的重要里程碑。办事处启动后，其在内地的相关事务将由港科大（广州）的卓越工程中心负责运营。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在揭牌仪式上指出，该校将倾力支持办事处的运作，旨在为两地工程师的职业成长搭建更为宽广的国际化舞台。（何俊杰、马悦乔 广州报道）

一边是欧洲消费者掀起“抢购潮”争相入手中国制造的空调，另一边布鲁塞尔却以“产能过剩”为利刃，接连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及跨境电商挥舞限制大棒。难道出口规模扩大就意味着“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究竟应作何诠释？

本月28日，商务部发布了篇幅达万字的官方文件，系统阐明中方对于所谓“产能过剩”议题的严正立场。这份文件并非意在唇枪舌战，而是旨在厘清真相、拨开迷雾。

近期，欧盟方面动作频频，不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惩罚性关税，还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展开深度审查，而这些举措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产能过剩”四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早在此前便以类似理由对中国启动了301条款调查。

究竟何为“产能过剩”？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中并未对此给出明确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坦言，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宏观经济背景才能把握的“复杂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总是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波动之中，失衡恰恰是常态。“产能过剩”并非一个整体的贸易关系，由于各细分产业领域的差异性，是否真正存在过剩，实难一概而论。

有人断言“出口多即是产能过剩”，然而这一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回望历史，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总量的22.9%，美国更一度飙升至44.7%，德国与日本亦长期维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放眼当下，欧盟自身的汽车贸易顺差高达922亿美元，药品顺差更是达到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产量的八成供出口，波音公司三分之二的飞机销往海外市场。若按此逻辑推理，这些经济体岂非都要自我检讨？显而易见，出口繁荣是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绝非“产能过剩”的佐证。

另有一种论调声称“补贴必然引发产能过剩”，这同样是偷换概念之举。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7500亿美元巨额补贴，欧盟也拟在2021至2030年间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补助。补贴本身并非罪过，各国均在使用此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研发环节与技术攻关领域，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2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顺差中占比达16%，同样从中获益。

那么，中国自身的产能是否真的过剩？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为3.7%，亦在国际公认的健康范围之内。

尽管事实如此清晰，欧盟仍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跨境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维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切莫以产能问题为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应当是“机遇”，而非“冲击”。反观“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一鲜活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产品具备真实而强劲的市场需求。某些国家炒作“产能过剩”话题，其深层动机无非是为自身产业转型迟缓、创新能力薄弱及就业焦虑加剧等现实困境寻找替罪羊。

然而，筑起高墙、设置壁垒，真的能化解这些难题吗？欧洲央行自身测算结果已给出了回答：若欧盟自中国进口增加10%，其整体进口价格便能下降1.6%。

归根结底——吹灭他人的灯，并不能使自己更加明亮；阻挡他人的路，最终只会困住自己的脚步。保护主义之途不通，合作共赢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