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7月31日电 题：法治真相的香港叙事——对话英籍资深大律师江乐士

中新社记者 刘玥晴 戴小橦

回溯1978年，一纸为期两年半的聘用协议，将英国检察官江乐士(Ian Grenville Cross)带到了香港这片热土。自幼随家人辗转各地的他，在这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从港英政府的法律官员，一路成长为香港特区律政司首任刑事检控专员，致力于向全球展现香港法治的真实图景。

近日，这位英籍资深大律师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忆及当年初到此地时，年轻的他已经能够接手在英国难以触及的重大案件，“挑战性的司法工作带给我极大的成就感，于是我决定延长两年半的合约。”随着对香港生活方式的日渐融入，他也结交了更多新朋友，合约到期之际，他毅然决定辞去英国的公职，选择扎根于此。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像我这样热爱这座城市的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你有心让香港繁荣，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希望大家留下。”江乐士坦言，特区政府委任他为首任刑事检控专员，恰好印证了“不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精神。

这座城市独有的开放与包容，也促使江乐士在香港法治与司法受到外部势力干扰和污名化时，挺身而出，积极发声，揭露不实之词，阐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并肯定相关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江乐士看来，法治始终是香港最为核心的优势之一。他强调，“任何审视香港法律体系的人，都会看到其中对人权的高度重视。事实上，香港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都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基本原则，人权理念早已深植于香港普通法体系的运作之中。”

江乐士还指出，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供着高水准的司法服务，除了本地法官外，还常常邀请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法官参与审理，持续保持着极高的专业标准，“这象征着司法公正就在‘家门口’”，多家独立观察机构也都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给予了肯定。

今年7月，江乐士参与修订的《香港案件判刑(Sentencing in Hong Kong)》迎来了第12版。“过去，香港缺乏关于量刑的本土专著，法官和律师们不得不翻阅英国旧有判例，但一个成熟的普通法管辖区不应总是向后看。”为此，在江乐士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这本著作于1994年首次面世。此后，他坚持每周关注法庭新判例，不断更新内容，如今该书已成为法官判决时的常态参考。

工作之外，江乐士也将生活经营得丰富多彩。身为香港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他热衷于珍藏港澳及上海的老照片和明信片；闲暇时，他喜欢前往西贡、南丫岛等地徒步，领略香港的自然美景。

江乐士的妻子是地道香港人，平日里会教他一些基础粤语。专访现场，他笑着向记者展示：“我叫江乐士，是英国人，住在香港。”这简短的话语中，流露出这位英籍大律师对香港深厚的亲切感。

“令人振奋、充满活力、成就斐然、幸福满满。”这四个词，是江乐士对自己香港生涯的精准概括。四十八载春秋流转，在他眼中，香港开放包容、不看背景，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这座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无疑拥有光明的前景。(完)

广州7月30日电（记者 王坚）广东省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于29日晚间21时迎来调整，由原先的Ⅲ级降为Ⅳ级。这一举措源于省应急管理厅的最新通报：随着主雨带向西推移，全省范围内的水情已逐渐趋于稳定，整体防汛压力较此前有所缓解。依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在认真研判形势后，果断作出了这一响应级别下调的决定。

然而，省应急管理厅亦提醒，尽管总体风险有所降低，但局部地区的威胁仍不容小觑。当前，珠三角及粤西一带的降雨天气仍在持续，部分河流因长期高水位运行而承受较大压力，同时，土壤含水量已达到饱和状态，由此引发的次生灾害隐患依然高悬，防范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在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事故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即部署，全面推动安全隐患治理、道路恢复通行以及灾害原因调查等各项工作。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联合中国电建集团公司纪委、国能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纪委，依据干部管理权限，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对事故背后存在的履职不力、监管不到位及失职失责问题，对28名公职人员实施了严肃的问责追责；同期，四川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7名相关人员展开立案调查。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成勘院”）原交通分院院长聂大丰等7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4名嫌疑人已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

针对红旗大桥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失职失责问题，相关部门对成勘院、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双江口公司”），以及省、州交通运输和水利部门，还有阿坝州和马尔康市两级政府的28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格追责。具体处分措施包括：对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铁能电力公司”）原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董事长唐明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志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两年）的处分；对铁能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副总经理肖晓康等2人予以政务记大过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乔洪波等2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成勘院原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交通分院院长傅支黔等2人实施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记大过的双重处分；对成勘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明给予党内警告和政务记过处分；对成勘院原交通分院桥梁室主任王维进行党内警告和政务警告处分；对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钱育锋等3人予以政务警告处分；对四川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原总工办副主任兼咨询部副经理李树鼎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对阿坝州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龚明等4人进行党内警告处分；其余10名相关责任人则分别受到诫勉、责令检查、批评教育等形式的处理。此外，还责令阿坝州交通运输局等6个单位以及铁能电力公司等4家企业，向其上一级单位或党组织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