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肿瘤精准治疗前沿论坛于7月2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医学专家与科研工作者齐聚一堂，为肿瘤精准治疗的规范化发展及多学科协同创新注入了全新活力。本次盛会由中国新闻社记者张玮报道，围绕“创新、合作、交流”这一核心理念，全面串联起基础研究、临床实践与药物研发的完整链条。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就各自领域的最新科研突破进行了精彩分享，并就肿瘤机制探索、临床应用及成果转化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指出，当前我国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高位态势。“近年来，得益于早筛早诊技术的推广、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突破，以及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的普及，我国在精准医疗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全链条防控体系日趋成熟，为众多患者点亮了生命希望。”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季加孚则以《胃癌精准诊疗与转化：从分子分型到动态决策》为题作学术报告。他感慨道，这一选题凝聚了他数十年胃癌研究的临床心得与学术思考。“我初入医门时，面对胃癌患者，我们关注的仅仅是肿瘤的位置、大小和扩散程度。凭借临床经验实施手术，依据疾病分期选择用药，本质上属于‘千人一方’的传统模式，”季加孚回忆道，“然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让我们得以真正破译肿瘤的‘密码’——胃癌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由多种亚型组成的复杂疾病群，有些亚型侵袭性强却对免疫治疗反应良好，有些则相对惰性却对化疗不敏感。唯有精准识别‘敌人’的本质，才能实现个体化治疗。因此，分子分型构成了精准医疗的基石。”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运营三年来，始终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医院管理标杆、科研转化创新高地及肿瘤专科复合型人才培育摇篮。该院执行院长张小田透露：“过去三年，医院在诊疗规模、科研产出和临床试验能力等各方面均实现了质的飞跃，尤为可喜的是，自治区患者外转就医比例已由持续增长转为稳中有降，这一历史性转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家级水准的肿瘤诊疗服务。”张小田还强调，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是京蒙医疗协作在肿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深度实践。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勇在发言中介绍，目前全区已规划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他期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充分挖掘和运用内蒙古中蒙医药的独特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中西医融合、蒙西医协同的肿瘤综合诊疗创新模式，为健康内蒙古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完）

身处长三角南翼的浙江省台州市，正将发展目光投向浩瀚苍穹，积极抢占空天经济的新赛道。7月30日，记者实地探访台州星空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AGV智能搬运机器人载着卫星主体在各工位间灵活穿梭，每一道工序完成后便自动驶向下一个装配节点，整套流程井然有序。这些自带科技神秘感、令人遐想无限的卫星产品，竟在这里实现了规模化批量产出。

“过去制造一颗卫星，需数百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协同作业，从设计、制造、组装到最终检测，整个周期往往要花上一到两年。”星空智联总经理刘勇表示，借助全自动化生产体系，目前车间仅需约30名操作人员，28天即可完成一颗卫星的制造，生产综合成本下降近45%，工厂年产能可达500颗。

这座“超级造星工厂”高效运作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刘勇揭秘：团队借鉴了汽车总装线的先进理念，将卫星生产拆解为多个独立制造单元，推行流水线并行作业，进而打造出深度融合航天技术与汽车制造业优势的量产AIT（总装集成测试）新型生产范式，极大压缩了卫星交付周期。

与此同时，工厂还依托人工智能搭建了智能质检系统，可实时监控卫星全流程的生产状态，自动捕捉微小缺陷或潜藏隐患。系统还能将卫星在轨运行数据与制造端数据进行比对分析，为批量生产的一致性与可靠性提供坚实保障。

如今，这些曾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卫星，正陆续走入日常生活，释放出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星空智联批量生产的低轨卫星，在应急通信、海上通信、航空数据传输等场景中展现出广阔应用空间。扎根台州的浙江图鸟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正是看中了这一技术优势，已与星空智联及其母公司时空道宇达成战略合作，借助卫星通信技术确保无人机在极端条件下实现“永不失联”。

“我们公司常态化运营着多条低空物流航线，无人机既能为海岛居民提升日常包裹的配送效率，也能向海岛卫生院及时运送急救药品。”浙江图鸟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董介绍，无人机跨海飞行常常面临海域信号盲区、失联风险高的难题，而一旦接入卫星通信链路，信号便可实现全程顺畅传输，飞行安全性也得到显著改善。

“拉美、非洲等地不少区域光纤基础设施薄弱，卫星通信无疑是民生保障、能源电力通信领域的刚性需求。当前，星空智联母公司时空道宇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合作协议，今年计划再拓展约10个合作国家。由星空智联量产制造的卫星，将逐步走向世界，服务全球用户。”刘勇补充道。

星空智联的发展，正是台州向“上”突围、全面布局空天产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台州统筹推进低空装备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协同建设，逐步构建起链条完备、梯队清晰、配套扎实的空天产业生态体系。在整机端，航天彩虹、北航长鹰、星空智联等龙头企业集聚发展，覆盖大中型无人机、商业卫星、测运控等关键板块；在零部件端，百余家低空关键零部件企业则广泛涉足航空电机、精密轴承、机载光学、碳纤维结构件等细分领域，为产业链整体进阶提供有力支撑。

专利权本应成为创新发展的坚实屏障，然而在司法实践的现实中，个别企业却将诉讼异化为干扰竞争对手的工具，借知识产权之名行不正当竞争之实。一家从未涉足相关产品生产的企业，在取得专利权仅五天之后，便对一家正处于上市冲刺阶段的科创企业发起了所谓“闪电诉讼”。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宇某科技与露某美公司围绕两款机器狗产品展开的专利侵权纠纷作出终审裁决。法院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后，不仅否定了侵权指控，更在判决书中对背离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给予了鲜明而有力的司法回应。

这起纠纷的源头，是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在庭审交锋中，露某美公司坚称，宇某科技推出的A2型号机器狗，其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以及激光雷达等部件，分别对应了其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与“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要素。然而，随着审理工作逐步深入，该侵权指控所依赖的事实根基开始显露裂痕。

法院经缜密比对后确认，宇某科技的产品并未包含涉案专利所载明的“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项技术特征，露某美公司所主张的侵权事实显然缺乏成立的基础。而在技术争议之外，露某美公司在此案诉讼过程中展现出的若干异常策略，同样引发了合议庭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此次诉讼并非双方初次交手。此前，双方已因宇某科技另一款Go2机器狗是否落入专利保护范围而对簿公堂。在那场围绕Go2机器狗的诉讼中，露某美公司的索赔方案便已显现出内在矛盾：一审阶段，其诉请的赔偿金额仅为象征性的500元，但同时却附加了一项“以法院审计宇某科技利润为准”的请求，并主张按照侵权获利的三至五倍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总额可飙升至7000万元之巨。

这种看似难以自洽的诉讼请求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策略考量？法院在审理中剖析指出，当诉讼请求欠缺充分事实支撑时，原告主张的赔偿额越高，其所需预交的诉讼费用也就水涨船高。露某美公司刻意压低诉请金额，同时保留以利润审计为基础的高额索赔可能，这种安排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启动诉讼的门槛，但其真实意图显然并非单纯地制止侵权行为或捍卫正当权益。

审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浮出水面：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才自案外人处受让取得涉案专利权，仅仅相隔五天，即在7月1日对宇某科技提起诉讼。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限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专利产品的企业，其“甫获权利便即刻起诉”的行为模式，难免令法庭对其主张权利的正当性产生合理质疑。

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指控不能成立，并于2025年9月26日依法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然而，露某美公司对一审结果并不认同，随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邓卓介绍，露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将案件推入二审程序。而在这一阶段，其诉讼行为再度出现戏剧性反复：在明知一审已认定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露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宇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可就在二审询问程序结束后的第二天，又通过书面形式将索赔金额戏剧性地调回至500元。

2026年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法官邓卓表示，最高法二审认定宇某公司的Go2机器狗不构成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Go2机器狗案一审尚未尘埃落定之际，露某美公司已迫不及待地开辟第二战场。针对宇某科技另一款A2机器狗，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9月初另行提起诉讼，此次索赔金额定为1500元，但同样附注“暂计”字样，并声称最终赔偿数额仍须以侵权获利审计结果为准。

面对接踵而至的连环诉讼，宇某科技在第二起案件中主动发起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露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其承担因应诉所产生的律师费及其他合理支出，总额达8万元。经审理，法院确认宇某科技A2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专利侵权，进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露某美公司这一系列诉讼行为是否已逾越正当维权的边界？

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双重维度展开综合评判。一方面，露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之诉虽具备形式上的权利基础，但显然缺乏实质上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其选择在宇某科技IPO上市辅导的关键窗口期提起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及证据保全，客观上对宇某科技的上市进程形成了显著掣肘。这表明其诉讼目的绝非单纯的维权，而带有超越诉讼本身的不正当意图。

法官邓卓进一步阐述道：“我们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判断，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客观上缺乏事实基础，且诉讼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先判决已明确谴责其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但在此案中露某美公司仍继续推进诉讼，主观恶意更为显著。此外，本案作为系列诉讼，需对各诉讼环节中的行为进行整体性考量。”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宇某科技主张的8万元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纵观全案，露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模式化特征：在事实层面，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专利核心特征，却执意推进诉讼进程；在策略层面，利用“500元象征性索赔”与“巨额利润审计要求”的组合拳，以微不足道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强大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IPO的关键节点，意图将司法程序转化为干扰正常经营的筹码。

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清晰定论：宇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露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据此，最高法终审判决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责令其赔偿宇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万元。

德国权威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于7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揭示，截至本月19日，该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攀升至9800人，这一数字已然超越了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份的同期统计。这份来自柏林的消息指出，高温致死的规模在今年夏季呈现出异常严峻的态势。

根据该研究所披露的数据，今年6月下旬，德国广大地区遭遇了持续多日的极端炎热天气，多地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大关，甚至有个别站点记录到了超过41摄氏度的极端值。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逾半数的高温相关死亡案例均集中在这轮热浪肆虐期间，凸显出此次极端气候事件的巨大冲击力。

从受影响人群的结构来看，老年人群体承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其中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所占比例高居榜首。这一现象反映出老年人在面对极端高温时更为脆弱的生理状况与适应能力不足。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进一步解释称，高温本身鲜少被直接认定为致死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死亡发生是高温环境与个体已有的心血管系统疾病、肺部功能障碍或肾脏病变等慢性健康问题相互交织、共同触发的结果。正因如此，高温通常不会被列入官方死亡证明上的直接死因栏目。研究机构还强调，这些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数据，是借助统计模型与方法对人口健康数据进行推算所得，而非基于直接的临床诊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