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江门七月二十四日电（记者郭军）在全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算力基础设施等新兴领域加速崛起的背景下，被誉为“电子产品之母”的印刷电路板，其国际市场需求正呈现出持续升温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接近六成此类产品皆由中国制造。地处广东的江门，已悄然汇聚起一个颇具规模的印刷电路板产业生态圈，为外贸增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位于江门鹤山铁岗工业区内的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芯创智载”智能制造基地正是当地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这家深耕线路板行业已达四十年的企业，早已成功跻身特斯拉、广汽等知名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体系。目前，世运电路的产品主要远销欧美、日韩及东南亚等地，今年以来，公司业绩表现稳健，增势良好。

为了让“江门智造”的印刷电路板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江门海关主动深入世运电路等企业一线开展实地调研，并针对企业实际诉求积极推动监管模式创新。鉴于印刷电路板具有高附加值、需真空包装且须避光防尘等特殊属性，海关部门着力推进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的改革实践，借助外形查验等免拆式监管手段，使得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在海关环节的检查时间大幅缩减逾五成。

鹤山海关科长柴俏青表示，通过推行针对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的布控查验新模式，海关已将口岸查验指令优化为“机检”或“外形查验”路径，此举从根本上有效规避了货物在物流环节的损坏风险，同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成本。世运电路关务负责人吴咏亦深有感触地指出，海关在监管服务上的持续优化，切实保护了精密线路板产品免受氧化、磕碰等损害，不仅节省了通关时间，也有效压减了运营开销。

在创新查验模式的基础上，江门海关还叠加了AEO信用管理政策的赋能效应。海关部门建立了重点企业“梯队培育库”，并组建专门的信用培育工作组，针对每家印刷电路板企业量身定制全链条式的信用辅导方案。与此同时，海关还探索推行企业集团及产业链供应链的“1+N”组团式培育认证，实现共性项目“一次认证、多方共享”。此外，通过设立“专员对接”和“优先受理”等便捷通道，助力诚信守法的优质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吴咏回忆道：“早在2016年，海关就帮助我们取得了AEO高级认证资质，并在随后的两次复核中持续给予支持。凭借这张国际贸易领域的‘绿色通行证’，我们的跨境物流综合成本下降超过12%，整体通关效率提升逾四成。即便出口业务占比超过八成，也从未因通关环节而影响生产进度或货物交付。”据江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地区印刷电路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货值已达47.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达到12%。（完）

电动自行车长期充当着众多城市居民日常通勤的重要角色。然而最近，在北京的道路上，一些“乔装改扮”的电动摩托车悄然混入非机动车流之中。这些车辆从外形上看，明显比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大上一圈，却悬挂着白色的非机动车牌照——实际上，它们是最高时速能够飙升至80公里的电动摩托车。在其背后，隐藏着一条从伪造牌照的生产、到网络销售终端的完整非法产业链。

近期，在北京警方开展的路面执法行动中，执勤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辆电动摩托车。该车虽然同样配有白色号牌，但车身尺寸显著大于合规电动自行车，车架也显得更为笨重。经过现场核查，确认该车实际属于电动摩托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交通秩序与设施管理支队中队长尹硕指出，电动摩托车的外形与电动自行车颇为相似，然而其整体车架构造和重量都明显超过后者，这是最直观的区别。此外，电动摩托车的行驶证通常为正规的机动车行驶证，凭此两点便可初步将电动摩托车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区分开来。

除了外形和车辆性质上的不同，技术参数才是从根本上划分二者的核心标准。根据新国标要求，合规电动自行车的电压不得超过48伏，电机功率限制在400瓦以内，整车重量则不超过55公斤。同时，正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由15位纯数字组成，而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则是由17位字母和数字混合编排而成。

这些电动摩托车为何要冒用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呢？民警介绍，主要存在两种情形。尹硕中队长表示，一部分车辆已在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并拥有自己专属的电动摩托车号牌，但为了规避执法打击，故意换上电动自行车号牌，从而混入非机动车行驶区域；另一部分车辆则从未在车管所进行任何登记，同样为了躲避监管而悬挂电动自行车牌照。

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不少违法驾驶者既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也未曾按规定办理机动车登记或购置保险。他们常常以商家宣传该车为电动自行车为借口，一直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在路上行驶。尹硕进一步解释称，大多数当事人都会辩解说，购买时商家宣称这是电动自行车，此后便一直按电动自行车使用，其实这些不过是逃避法律制裁的说辞。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皆明确注明车辆属性为电动摩托车。

此类车辆上路，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电动摩托车的功率、速度和整车重量均远超电动自行车，与普通自行车及合规电动自行车混行，将直接威胁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尹硕强调，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车辆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的冲击力较大，极易导致对方受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针对这一突出风险，自今年6月起，北京交管部门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电动摩托车“涉牌”违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医院、学校、商圈、景区以及公交场站、配送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排查。对于符合扣车条件的违法车辆，一律依法予以暂扣，并同步查处驾驶人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据统计，6月以来，北京全市已依法暂扣违法车辆254辆，行政拘留24人。

使用假牌照违法上路，虽已被警方依法处置，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引人深思：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号牌，究竟从何而来？警方经过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条完整的制售假牌照黑色产业链。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透露，在部分社交平台和电商网站上，出现了以“电动自行车代上牌”为幌子兜售假号牌的违法商家。他们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再转为线下交易。一张假号牌仅需几十元，甚至可以选择定制号码，其背后的制售用一体化产业链令人震惊。假牌流入市场后，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车辆悬挂假牌后，会加大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追溯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时极易引发肇事逃逸，部分被盗抢电动车也借助假牌“洗白”后重新上路，给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埋下了严重隐患。

顺着网络线索逐步深入排查，警方迅速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整个链条分工明晰，形成了集“制造、销售、运输”于一体的全闭环模式。刑侦总队民警介绍，团伙成员主要由制造人员和售卖人员两部分构成。买家在平台上发现有人出售假牌照后，便会联系售卖人员，售卖人员则向制造人员下单，制造完成后直接通过快递将假牌发送给买家。

窝点内的制假人员专门负责生产环节，单张假牌的成本竟不足5元，其材质、配色和字体均高度模仿真实牌照。而线上的代理们则专门负责招揽客户，他们打着“代办上牌、补办号牌”的旗号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注意力，再通过私信引导买家私下转账付款，刻意规避平台监管。就连发货环节，该团伙也进行了层层伪装。民警指出，他们填写的手机号多为虚假或胡乱编造的号码，发货人姓名也是凭空捏造，快递单上的备注通常写为“文件”或“商品”等模糊描述。

这种种伪装无疑大大增加了警方的侦查难度。然而，再隐蔽的违法交易也终究会留下资金流的痕迹。警方最终锁定了整条产业链上的核心人物。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摸排，北京警方成功锁定了4个非法制假窝点，梳理出遍布全国7个省市的10余名网络代理，并关联出北京本地的买家。7月6日，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号牌共计8000余副。

在捣毁制售窝点之后，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对购买和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也逐一进行了处罚。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凡使用伪造电动自行车号牌的，将依法收缴号牌并处以一千元罚款；若车辆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驾驶人又缺乏相应驾驶资格，还将面临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处罚，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截至目前，本次专项行动中已有81名使用伪造号牌的驾驶人受到处罚，收缴假号牌103面，4名电动摩托车车主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另有2人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行政拘留。

中新网银川7月22日电（记者 杨迪）近期，宁夏地区频繁遭遇雷暴天气，不少居民对雷暴哮喘等健康隐患感到担忧。在宁夏卫健委于22日举行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大暑）专题发布会上，专家针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详尽解读。

宁夏疾控中心环境卫生与消毒杀虫科主任医师齐爱指出，雷暴哮喘指的是在雷暴天气发生期间或紧随其后出现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或病情加重，这种现象在花粉季节尤为常见。她解释说：“雷暴哮喘并非普通雨天里偶发的呼吸道不适，而是雷暴强对流天气改变了空气中花粉等过敏原颗粒的形态与分布，使得敏感人群在短时间内大量暴露于这些物质，进而引发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加剧。”齐爱还提到，每年7月至9月是宁夏蒿草花粉飘散的高峰期，加上夏季多发的雷暴天气，二者叠加显著增加了雷暴哮喘的发生概率。

齐爱进一步说明，雷暴哮喘的高风险人群主要包括：曾有过雷暴哮喘病史的人；患有哮喘并对花粉或霉菌过敏者；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以及虽未确诊哮喘但过敏原检测呈阳性（特别是花粉过敏原阳性）或有过敏性疾病家族史的人群。

在智能网联汽车日渐普及的当下，一种被称为“小蓝灯”的外部指示灯正悄然引发热议——它本是部分车企为标识辅助驾驶系统运行状态而设置的车身蓝色灯具，如今却因不合规可能面临禁用，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激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据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回应，当前“小蓝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明显滥用现象，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原因在于，蓝色灯光在夜间极易造成眩光，使其他交通参与者产生视觉干扰，尤其会影响周围驾驶员对道路情况的判断。此外，该指示灯的亮起还可能诱发其他车辆刻意加塞、近距离尾随等行为，进而加剧道路交通的通行风险。

围绕“小蓝灯”是否应被限制，各方观点不尽相同。有网友认为，既然该装置缺乏明确规范，将其禁用也属理所当然；而另一部分网友则为其鸣不平，指其初衷虽好，却在实际使用中沦为光污染源。

记者查阅相关国家标准发现，GB 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自2020年起正式实施，对车灯颜色及安装方式作出了详细规定，明确涵盖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等常规色系，却并未将蓝色纳入其中。这份标准虽未直接对“小蓝灯”作出禁止性表述，但其原则性条款已隐含了对非标灯具的限制倾向。

针对“小蓝灯”所引发的争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分析指出，这一配置在实际使用中反而可能增加事故概率。例如，部分好奇人士会驻足围观、尾随甚至故意加塞，让本应提升安全感的科技配置成为潜在风险源。

在可能到来的整改浪潮中，已售车型如何处置成为消费者关心的焦点。张翔透露，从技术层面而言，将“小蓝灯”功能关闭并非难事——只需在软件层面调整相应代码即可实现。亦有业内人士建议，车企可通过OTA远程升级等手段，将“小蓝灯”功能迁移至合规的转向灯或日行灯系统中，实现功能的合规复用。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已有十余个汽车品牌在旗下车型中搭载“小蓝灯”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经济型家轿到百万级豪华SUV的完整价格区间。部分车企已表示将遵从国家相关规定，并静待进一步实施细则。然而，针对已售车辆中“小蓝灯”的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明朗。专家预计，存量车辆未来大概率将通过OTA关闭或软件升级方式处理，同时车企及经销商也须履行告知义务，必要时还需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张翔进一步建议，车企应尽快修订产品说明书，并对4S店经销商开展统一培训，停止对“小蓝灯”功能的宣传推广。对于已下单但尚未提车的消费者，应主动通知其相关变化；若消费者不愿接受，也应支持其取消订单。

此外，业内人士强调，“小蓝灯”亮起并不意味着责任转移。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车型绝大多数属于L2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仅承担车速控制、车道保持等基础操作任务，驾驶员仍是最终的安全责任主体。张翔补充道，无论车辆处于自动驾驶还是人工驾驶状态，道路使用权完全平等，“小蓝灯”亮起既不能赋予优先通行权，也不能成为交通事故中免责的理由。

放眼未来，中国智能驾驶技术正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据工信部预测，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市场化应用，城市导航辅助驾驶或将成为主流配置。在技术持续演进的大潮中，“小蓝灯”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仍有待政策、产业与公众三方共同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