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领域，有一种被称为“归因理论”的学说：当人们收获成功时，往往倾向于将功劳归于自身的能力与付出，即“内部归因”；而遭遇挫折时，却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外部环境，即“外部归因”。这一现象在贸易保护主义者身上展现得尤为突出。个别国家在产业升级乏力、丧失竞争优势甚至面临产业空心化困境时，便试图将内部矛盾转嫁，把矛头指向中国，借“甩锅”来转移视线。

面对某些势力将经贸议题政治化、热炒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不断升级对华限制举措的态势，中国商务部正式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这份近1.2万字的文件，犹如一次彻底“刨根问底”式的澄清，从根源上消解了“产能过剩论”的诸多谬误。

那么，何为产能过剩？产能规模大就必然意味着过剩吗？通俗地讲，产能过剩指的是产品供给超过需求。然而，市场供需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如同冰箱在盛夏热销、寒冬遇冷，既不能仅凭夏季的旺销就断言产能不足，亦不能因冬季的滞销就断定产能过剩。《立场》文件明确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常态化的动态现象，供需关系始终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中演进，并不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均衡状态。产能是否过剩，归根结底取决于供需匹配程度，这在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中不断自我调适，平衡是相对的，失衡才是常态。

“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个多维度的复杂命题，既不能孤立地评估产能数字的高低，也不能局限于某个时点或某个区域，而应结合具体的经济语境加以辨析。即便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衡量指标，也需分门别类看待——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差异显著，发达经济体与快速增长型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位数多落在75%至80%之间，欠发达国家则普遍处于50%至64%的区间，全球范围内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尺。

作为兼具“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双重身份的角色，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整体处于合理范畴。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利用尤为充分；部分传统原材料行业因结构调整与绿色转型而出现阶段性偏低，这属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适应性调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指出，评判一国产能利用率的高低，通常应与其长期均衡值或历史均值进行纵向比较。数据显示，美国1967至2007年的产能利用率长期均值为81.4%，而2008至2021年间则降至76.1%，降幅达5.3个百分点。反观中国，近三年通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等关键细分行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维持在相对健康水平，基本与2006年以来的历史均值持平。

无论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出于认知局限还是刻意为之，《立场》文件都针对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联展开了客观剖析，如同一场扎实的公共知识普及。譬如，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之间并无必然因果。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历年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全球产业政策数量显著增长，为新兴产业提供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低息贷款已成为国际通行惯例。合理的产业补贴机制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动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减贫事业与均衡发展，并不会引发所谓的“产能过剩”。

贸易顺差高企同样不等于产能过剩。以美国为例，其芯片产量的80%远销海外，波音公司约三分之二的商用飞机销往北美以外市场；欧盟在汽车、药品和化妆品领域的顺差在2025年分别高达922亿、2146亿和116亿美元。中国自始至终不刻意追逐贸易顺差，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达22.1%，明显快于出口表现；此外，2025年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贸易顺差，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可谓“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

至于“中国内需疲软导致产能过剩”的说法，同样与事实相悖。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零售总额约为美国的1.7倍，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实物消费总量居世界首位，部分工业品的人均年消费量已逼近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市场竞争本身就是抑制产能盲目扩张的最佳利器——一旦过剩，便会遭遇滞销、亏损乃至被淘汰的结局。目前，中国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竞争环境高度活跃。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表明，92%的受访美国企业2025年在华实现盈利；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亦显示，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评价道，《立场》文件对四组关系的深入探讨，有效厘清了国际社会关于产能问题的一些模糊认知与错误解读。例如，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若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恐怕难以满足低碳减排的紧迫需求，唯有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紧密结合，方能在挑战面前交出更优答卷。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全球风电与光伏发电的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贡献源自中国的创新实力、制造能力与产能优势。刨“产能过剩论”之根，并非为了逞口舌之快，而是意在解疑释惑、谋求共赢。正如《立场》文件所倡导的，通过互利互惠、务求实效的产供链合作，共同做大全球发展蛋糕，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

崔凡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降低进口关税，拓展服务贸易开放空间，并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针对部分出口增速较快、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的产品，主动调降或取消出口退税，以维护出口秩序。部分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下滑，根源并不在于中国的“产能过剩”——中国始终在努力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均衡发展，为贸易伙伴创造更多市场机遇。

数据本身便是最有力的佐证：中国进口规模已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是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及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零关税全覆盖的主要经济体；中国还是全球唯一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国家，已成功举办8届，累计意向成交额突破5800亿美元；“十四五”期间累计进口规模超过90万亿元……这些事实共同指向一个无可争辩的结论：中国不仅是日益强大的“世界工厂”，更是充满活力的“世界市场”。中国现代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世界而言并非“中国冲击2.0”，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机遇2.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间在上海揭幕。这场科技盛事不仅聚焦前沿技术、产业升级与智能治理等议题，还将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领域的深刻嬗变以及AI与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推至聚光灯下。大会特辟多个教育专题论坛，汇聚了国内外诸多高校掌舵人、两院院士、资深学者、基层教师以及“AI+教育”领域的创新实践者，他们在此展开了富有洞见的对话与思想碰撞。

回溯今年四月，教育部携手四部门联合颁布了《“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紧随其后的五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正式发布《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而到了七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舞台上，“AI赋能教育”已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议题。致力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重塑人才培养的固有认知，迅速将创新举措落地生根，以从容应对这场关乎未来人才塑造的智能时代大考。

眼下，课堂上“抬头率”持续低迷，学生动辄依赖AI完成作业，这些现象无不昭示着——由人工智能掀起的教育变革洪流，绝非一道可有可无的选答题，而是一道必须正面回应的时代必答题。

李路明指出，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知识变得触手可及，大学的不可替代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当学生身边仿佛时刻伴随着一位近乎全知全能的“虚拟导师”，大学教师又该以何种方式开展育人工作？大学的使命如何兑现，其核心价值又该如何彰显？怎样培育真正适应AI时代需求的栋梁之材？这些都是当前每一所高校的管理者、每一位教职员工以及每名在校学子都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

丁奎岭则观察到，近年来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对传统教育模式构成了巨大冲击。AI为学习者开辟了更为多元便捷的求知路径，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早已不再局限于课堂之上，过去那种“满堂灌”式的授课方式已然显得不合时宜。对于学生而言，究竟应当着重于记忆事实与数据，还是致力于理解深层次的原理？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未来课堂的全新样态。例如，教师是否可以考虑仅利用部分课堂时间进行概念讲解，而将更多宝贵时光让位于师生互动、生生协作以及人机对话，这或许将成为未来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趋势。

姚期智对此表达了深切的警醒：无论身处校园的学子，还是耕耘一线的教师，亦或是执掌高校的管理者，大家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在未来三至五年的时间内，数学、物理等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基础学科，其科研范式与评价标准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新的挑战已经摆在眼前，倘若我们继续固守传统的育人理念与科研模式，势必难以维系自身的既有优势。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中，绝不存在故步自封而能独善其身的赢家，这一点值得所有人深思。

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究竟需要塑造怎样的人才？教育是否应当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问题解决”导向转型？这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烈探讨的又一核心命题。

丁奎岭认为，已有研究指出，在AI时代，学生仍需着力培养自身的语言表达、社会交往、问题求解、批判性思维、记忆存储、感知洞察、动手实践以及人机协作等多维度能力。这无疑要求学校的课程架构与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系统性的重塑，其中传统学科亟需完成智能化升级，尤其要突破固有的教学思维定式，借助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为传统领域注入更大的发展活力。

薛弘毅则从教育一线的视角出发，指出在传统学校里，那些天资聪颖的学生往往被贴上“最强”的标签。然而，当AI已经能够在众多任务中超越人类表现之时，更为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究竟谁值得信赖，谁又能勇于承担责任？这正是AI永远无法企及的人类特质。AI没有切身的感知与痛楚，它永远无法像真实的人那样肩负起责任。正因如此，我们在校园中投入大量心力开展品格教育、服务学习项目，并鼓励学生参与那些能够切实惠及真实用户的创新实践。我们期望培养出的学生，是值得被信赖、能够担当越来越重要责任的未来栋梁。

周刚则提出了两个正在兴起的人才新范式，以帮助我们理解学校转型的必然方向。其一是所谓“OPC”（一人公司）模式，即个体借助AI工具，能够独立完成从市场洞察、产品构思、技术研发到运营交付的全链条任务，从而打造出自负盈亏的独立商业闭环。其二是“FDE”（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式，这类人才活跃于技术与业务的交叉地带，负责“翻译”需求、“磨合”方案、“验证”价值。这两种新型人才究竟需要怎样的素质？绝非对标准答案的机械记忆，而是对主体性的自主定义能力、场景化的灵活嵌入能力、跨学科的整合贯通能力以及工程化的快速迭代能力。恰恰是这些能力，构成了我们现行教育体系最为匮乏的部分，同时也是AI最难以直接赋予人类的宝贵品质。在人工智能时代，青少年的核心竞争力正在悄然发生转移——从“掌握知识的效率”转向“定义问题的深度”，从“复现答案的精准度”迈向“提出问题的独创性”。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课堂生态与教师角色重塑的深刻变革也在悄然上演，“人机共育”的新范式正在逐步显现其轮廓。

李路明介绍道，2025年12月，已有17所高等学府联合8家科技领军企业及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人工智能开放联盟，旨在通过资源共享和协同共建的方式，共同应对挑战，交出一份属于这个时代中国大学的答卷。清华大学倾力打造的学堂在线平台，已汇聚了1.67亿名学习者，囊括了全球1.2万门慕课资源。在此基础上，清华与全国高校携手共建了7.8万门AI赋能课程，并成功打造了149个学科知识引擎。

姚期智强调，“名师出高徒”这一古训在今日变革浪潮中显得尤为珍贵——唯有那些能够主动拥抱时代、不断优化育人方式的优秀教师，才能真正为学生树立起可资效仿的标杆。此外，人机协同已然成为科研领域的新常态，并将深刻重塑教学模式。人工智能能够为既有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注入强大动能，未来的课程体系架构以及学术评价标准，都亟待经过审慎而周密的重新设计。高校应当为师生提供前沿完备的科研工具、优质平台与相配套的资源支撑，同时在教学科研活动中植入人工智能安全理念，规范相关伦理行为。

马余刚则从师范教育的独特视角出发，指出如今每名学生都仿佛随身携带着一位AI“助教”，其知识储备的广度甚至可能超越授课教师本身。对于师范院校而言，教师的角色价值亟待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教师兼具“经师”与“人师”双重角色——前者负责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后者承担启迪学生心智、塑造健全品格的使命。展望未来，人机共生共长将成为常态，机器将承担辅助教学的重要职能，而教师还需教会学生掌握“人机协同”的能力。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同时具备经师、人师与机师三种身份，方能成为真正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特质的“大先生”。

俞晓瑾坦言，就目前中小学的实际情况而言，AI赋能更多地体现在教师备课、考试分析等辅助环节，受制于硬件设施以及教师自身素养等多重因素，课堂上对AI的应用仍较为有限。然而，将AI引入日常教学，构建“师—生—机”三位一体的新型课堂模式，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薛弘毅进一步补充道，人类教师绝非仅仅是知识与技能的传递者，更应当承担起提供情感支持、引导审美体验、帮助学生与真实世界建立深度联结的重任。此外，未来的教师还必须秉持成长型思维，不断完善个人品格，以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和激励学生，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楷模。这一切，恰恰是AI永远无法取代的人类特质，也正是教师职业最根本的价值所在。

周刚介绍，在上海徐汇区，我们正着力推进三项举措，试图重构教育的“生产方式”：其一，让学校成为连接真实世界的“接口”；其二，让教师化身为“人机协同的示范者”，通过发布垂类教育大模型、开发学科智能体等举措，但必须明确AI只能充当“思维支架”而非“代劳工具”；其三，让课程成为“完整实践周期的预演”。OPC并非天生具备独立运营能力，FDE也绝非天然擅长现场解决问题——他们的工程化思维，必须在基础教育阶段就经历“从创意萌芽到专利诞生”的完整淬炼过程。

在这场教育变革的浪潮中，坚守人本价值、警惕被工具异化的呼声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俞晓瑾指出，“借助AI抄作业”的现象如今已相当普遍，无论城市还是偏远地区皆不例外。在信息化时代，“智能鸿沟”往往是由眼界差异、思维模式以及综合能力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当前，“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隐私保护、伦理规范、数据采集等方面行为的边界仍然较为模糊，亟需出台一些具有引导性的政策文件加以明确与规范。

周刚强调，人类既要善于高效地利用工具，也必须警惕自身被工具所异化。在徐汇区的AI课程体系中，我们专门设置了伦理教育模块，因为技术越强大，人性的方向标就越不能迷失。我们需要时刻提醒广大青少年及教育工作者：应当让AI成为你的杠杆，而非你的拐杖；要运用它撬动更为广阔的世界，而不是依赖它支撑自己的站立。青少年应当保持“提问的饥饿感”，守护“动手的笨拙感”，培育“价值的锚定感”。

丁奎岭最后总结道，必须始终强调，师生应当成为知识与技术主权的真正拥有者。无论技术如何演进，人类独有的思考力与创造力都不可轻言放弃。当AI与HI（人类智慧）实现深度协同，你必将成为更为睿智、更为强大的自己。

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0日，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迈出恢复双边关系的步伐。这一消息由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及西班牙埃菲社等多家媒体披露，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转机。

声明明确指出，双方达成一致的第一步便是重启领事合作，这一举措旨在维护两国公民的切身利益，确保领事服务与安全保障得以顺利开展。同时，声明强调，两国将秉持国际法框架，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借助坦诚对话稳步推进关系正常化进程。

智利总统卡斯特对委内瑞拉方面的积极姿态表示赞赏，并指出：“我们正朝着智利与委内瑞拉关系正常化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他还强调，这标志着两国开启了一段崭新历程，有望在应对大陆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智利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马肯纳透露，早在3月11日，双方便启动了会谈，但相关工作始终在低调中进行，直至7月30日下午协议最终敲定并向外界公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外交部确认，此次决定旨在推动全面外交正常化的渐进式进程，预计未来将在贸易往来、安全协作及移民治理等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目前，两国政府已责成各自外交团队，为协议后续落实积极筹备。

据中国天气网报道，自今日（7月31日）起直至8月上旬，中东部地区将遭遇持续且范围广泛的高温闷热天气，长江中下游及其邻近区域的高温覆盖面积将进一步扩展，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亦可能出现高温现象，天气湿热，中暑风险显著升高。与此同时，四川盆地、陕西及甘肃的部分区域或将迎来强降雨，公众应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南北方暑热同步加剧，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持续笼罩。昨日，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明显攀升，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重庆等地不仅炎热难耐且湿度居高不下，辽宁局部地区同样遭遇高温炙烤。自今日起至8月初，受副热带高压主体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作用，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的高温范围将逐步扩大。8月1日至2日期间，江苏、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以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将出现连片高温区域。就大城市而言，未来一周上海与杭州将持续面临高温闷热天气的频繁侵袭。

就北方而言，除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频现外，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将出现高温，即便气温未达35℃，因湿度偏大，闷热感亦十分显著。沈阳今日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反复出现，白天宛如蒸笼般燥热，夜间暑气亦未消散，最低气温可达27至28℃。公众应适时补充水分，科学合理使用空调降温，谨防中暑发生。

四川、陕西部分地区或迎暴雨，地质灾害防范需高度重视。昨日，我国降雨分布较为零散，四川盆地至黄淮地区、华南大部及江南东部、内蒙古东北部均出现较强降水。监测数据显示，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区域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其中四川绵阳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黑龙江哈尔滨、绥化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局地降下大暴雨。

自今日起至8月3日，受暖湿气流辐合作用及周边高原山地地形抬升的双重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其周边地区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山区等地雨势尤为猛烈。同时，受暖湿气流影响，广东、广西沿海地区的降雨亦将保持频繁态势。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日，黑龙江中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南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或有大暴雨。

明日，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大部、川西高原北部、华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迎来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等局地可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后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陕西南部和东部、西南地区大部、华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南部、山西中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等局地或将出现暴雨乃至大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