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虽已取得斐然成就，然而囿于体量庞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客观条件，仍存在诸多短板亟待补齐。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基础教育品质的期许持续攀升，时代演进与科技变革的双重浪潮，也为教育功能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契机。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要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奠基性作用，就必须汇聚全社会的共识与信心，精准聚焦评价机制革新、智能时代适应性等核心议题，着力提升民众满意度，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与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在评价制度改革层面，须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贯穿始终。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课业压力依然繁重，由此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不容小觑。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表明，2021年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2.6%；而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则显示，参与调查的3万余名青少年中，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这一比例高于成年人群体，且抑郁、孤独感及手机依赖程度随年级递增而加剧。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以“健康第一”为引领、以“五育并举”为抓手，掀起了一场深层次的育人生态变革。“十四五”期间，教育部推行“学生体质强健计划”，鼓励各地扩充体育课时、丰富课后体育服务及大课间活动，并将课间休息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当然，部分政策落地效果与公众预期仍有距离，但正视这种差距，恰恰体现了教育治理的成熟与进步。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指出：“从多地调研反馈看，公众最关切的议题集中在课业负担是否切实减轻、课后服务能否满足多样需求、心理辅导资源是否充足、特殊群体是否获得有效帮扶等，这些正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攻方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透露，2024至2026年间，教育部连续三年对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进行专项部署，围绕影响教育公平、损害学生健康、加重课业负担等六类问题制定负面清单，确保“健康第一”原则贯穿学生成长全程。

在考试评价改革方面，教育部正按照“教考衔接、考招联动、能升尽升、多元发展”的思路推动中考改革，一方面积极扩充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优化考试形式、完善招生机制、健全评价体系，着力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同时，作业负担监测机制被进一步强化，日常考试管理政策也在逐步落实。

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云星认为：“教育治理逻辑应从‘层级化’转向‘分类化’，构建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融合的综合素质评价框架，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公平、多元的成长通道。”他强调，围绕“健康第一”的共识，政府、学校、家庭应共同构筑基于互信的教育协作共同体。

面对智能时代的浪潮，基础教育的“因材施教”被赋予了全新内涵。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技能需求将增长60%，数字技能将增长35%，全球14%的劳动力面临职业转型风险；而至2050年，至少40%的现有岗位或因自动化而消失。人工智能能力与数字素养，正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基石，其加速迭代也必将深刻重塑人才素质结构，为基础教育带来革命性影响。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毅坦言：“智能时代，基础教育要培育学生哪些核心素养？这些素养需要通过怎样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来养成？哪些要素需要传承，哪些亟待创新？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多部门联合出台政策，为中小学普及和深化人工智能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亦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模式变革，将其融入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据半月谈记者基层调研观察，各地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的深度融合，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学段常态化铺开。

实践探索已初见成效：在北京第十三中学，班级“智能体”定期为学生开展学情诊断，精准归纳共性薄弱点与个性差异，为教师提供数据参考；在浙江温州，中小学人工智能课上，学生利用生成式技术打造出能说方言介绍本地文化的数字人；在河南，有小学教师让每位学生“领养”虚拟宠物，以完成作业作为“喂食”奖励，显著提升了学习热情。

然而，人工智能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诸多隐忧。当知识获取不再局限于教师传授、学习场景不再限于校园课堂，基础教育的“启智”功能是否会被削弱？如何理性审视和运用智能工具，避免陷入“技术惰性”？若人工智能资源出现数据偏差、内容谬误乃至价值导向问题，又当如何应对？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破题关键在于深刻理解“因材施教”这一核心。应对智能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须秉持“积极拥抱、以人为本、引导善用、趋利避害”的原则，以从容心态主动求变，为培育时代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夯实根基。王嘉毅进一步展望：“未来的教育将告别‘千人一面’，迈向‘一人一策’，教学开放性与灵活性将愈发凸显，学习者自主权扩大，个性化培养与多元评价将成为常态，大规模因材施教也终将从理想走向现实。”

多位专家强调：“我们的目标并非培养程序员，而是赋予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核心素养。”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成为撬动基础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支点，恰恰在于它为每个孩子获取素养提供了差异化路径。正如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小学校长姚晓英所言：“技术不过是引线，我们真正要点燃的，是孩子心中‘我想学、我能行’的内驱之火。”

酷暑难当，简直令人难以招架！最近，自华南一路延伸至东北，全天候无休止的湿闷热浪，让每一次迈出家门都宛如一次严峻的试炼。这股横扫南北逾20个省份的“牛舔”般黏腻的蒸笼天，究竟要到何时才会偃旗息鼓呢？

先来揭晓答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联手驻留、鲜有移动，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这种炙热难耐的闷热气候将在总体上延续，只不过会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微妙差异。

长江中下游及其邻近地带的高温版图正逐步扩张：到了8月1日至2日，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以及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分区域、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都将普遍陷入高温的笼罩之中。

北方的高温则呈现持续态势，部分地区极端高温特征显著：未来数日，河南、山东、河北中南部及东部等地同样会有高温天气蔓延，甚至辽宁中西部、吉林的部分地区也难以幸免。内蒙古中部、辽宁、吉林、山东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日最高气温有望逼近或刷新历史纪录。

西北地区的高温也将卷土重来：8月3日至5日，从新疆到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将相继受到另一大陆高压脊的掌控，迎来又一轮炽热的高温酷暑时段。

由于副热带高压属于海洋性高压系统，加之低空持续有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大气环境呈现出高温高湿的特征。从东北到华南，午后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40%至70%之间，即便最高气温未能突破35℃，体感温度也几乎都会超越35℃甚至达到40℃以上，闷热难耐的感受尤为突出，必须高度警惕中暑风险。

尤其是在7月底至8月初的这几天，四川盆地中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直至华北平原大部分区域、辽宁大部、吉林中西部等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将攀升至25℃以上，局部地区甚至可能逼近30℃。在大城市中，上海、杭州、重庆未来七天的夜间最低气温均有望冲击30℃，这对上海和杭州而言，也是较为罕见的现象。

那么，究竟什么力量才能驱散这股热浪？答案难道只能寄托于“风”的到来吗？

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指出，就目前形势来看，5日过后可能会有台风对南方高温起到缓解作用，但北方仍将处于高压系统的掌控之下。不过，由于预报时效较为遥远，后续台风的移动路径仍存在诸多变数。

这里所提到的，正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太平洋赤道附近的暖池区域诞生，一路不断增强并西行推进，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西太平洋后，成功获得了台风“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一个“舶来品”台风了。

依据过往经验，这类“进口”台风大多在长途跋涉途中遭遇海温偏低、风切变等不利因素，从而减弱或发生性质转变，远道而来的它们通常难以对我国产生实质性影响。例如2023年的第8号台风“多拉”和2014年的第13号台风“吉纳维芙”，均是在东太平洋生成并获得飓风编号命名后，又西行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重新取得台风编号（保留原名），随后一番漫长奔波，最终消散于高纬度的太平洋腹地。

然而，“白海豚”却与众不同。经过昨天的眼壁置换过程，台风“白海豚”已重新攀升至超强台风级别，其眼区既大且圆，中心附近的云顶温度较低，表明对流活动极为旺盛，堪称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超强台风。

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呈东西走向的带状分布，因此“白海豚”当前的行进路径整体偏向西北方向。相较于消散于太平洋腹地的命运，“白海豚”更有可能靠近我国东海海域。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8月5日之前，我国近海不会受到台风影响；6日之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则有靠近我国东部海域的可能性。

由于距离遥远、预报时效亦较长，“白海豚”未来的路径走向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欣表示，当前集合预报对“白海豚”的潜在路径给出了多种可能性，登陆我国、日本或韩国均有可能。后期台风自身的强度变化、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及形状位置，都将是决定其路径的关键要素，下周形势才会逐渐明晰，目前尚无法给出定论。

一边是千里迢迢逼近的实力强悍的台风，另一边则是漫长难熬的湿热桑拿酷暑，这还真是让人无从选择啊。

盛夏酷暑，热浪席卷大地，竟有人还裹着电热毯安然入睡？近期，数人因高温被“逼”进重症监护室，这种中暑危机不容小觑。自7月9日至21日，短短不到两周时间，镇江江大附院（江滨医院）的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已接连收治4名热射病重症患者。院方于29日透露，这些患者入院时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肝肾功能损伤及心肌受损。急诊内科副主任胡振奎指出，热射病作为重度中暑中最凶险的类型，其致死率高达30%至70%，且从发病到多器官衰竭，常常只需短短数小时。

“闲不下来”的习惯，竟酿成劳力型热射病。不少老年务农者秉持着“不怕烈日、停不下手”的固有观念，总觉得夏季暴晒出汗不过是寻常光景。7月15日下午，75岁的孔大爷（化姓）顶着烈日下田劳作，连续挥汗两小时后，回家仍未开启空调消暑。直到晚上8点，孔大爷突感发热，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意识逐渐模糊。家人急忙将其送往江大附院急诊中心。经检查，孔大爷呈现中枢神经系统受损体征，血液中白细胞与血小板双双减少，肝肾功能亦受损害，这正是重症热射病的典型表现，医疗团队当即将其收治入EICU。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55岁的田师傅（化姓）身上。酷暑时节，他独自坚持搬运货物。7月10日卸完一车货物后，田师傅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乏力、四肢酸软，他以为是劳累过度，稍作休息便无大碍。次日他继续高强度作业，直至持续恶心呕吐、尿量骤减等症状接连涌来，才匆匆赶赴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已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符合重症热射病诊断，随即被送入EICU抢救。

“这两起病例均为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多发生在高温条件下进行重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的人群中。”胡振奎解释，此类患者极易出现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若救治不及时，可能危及生命。

然而，没有暴晒、也没有劳作，竟也能“捂出”热射病。炎炎夏日，怎会有人铺着电热毯？77岁的王阿姨（化姓）因髋关节问题在骨科就诊后，医生建议她进行局部热疗（即用理疗灯在患处照射）。王阿姨却误解了医嘱，为追求“热疗”效果，不仅穿上长袖长裤，还在床上铺了电热毯，同时未开启空调或风扇任何降温设备。在持续高温的包围下，王阿姨陆续出现大汗淋漓、恶心不适、全身乏力等症状，最终昏厥过去。入院检查提示全身内环境紊乱、多脏器功能受损，结合病史与体征，被确诊为重症热射病，随即转入EICU救治。

而在王阿姨入院之前，EICU恰好转出另一位年龄相仿的热射病患者，其发病缘由与王阿姨几乎如出一辙：因基础疾病较多，这位患者秉持“宁可保暖勿受凉”的原则，盛夏时节依旧穿着外套长裤，且不愿开空调或风扇，最终导致热射病突袭。

胡振奎介绍，这两名患者属于经典型热射病，多发于年老体弱人群。他们虽未外出从事高强度劳作，但由于长时间身处密闭不通风且持续高温的环境中，中暑便悄然来袭。

热射病绝非普通中暑可比，并非稍作休整便能痊愈。许多人对于中暑存有误解，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歇一歇、喝口水就能挺过去。实则不然，中暑按严重程度分为三个层级，热射病正是最危重的一层。中暑先兆表现为口干舌燥、大量出汗、耳鸣、胸闷、恶心、注意力涣散——这是身体发出的“求降温、求休息”的警示信号，及时避入阴凉处补水休整，便能迅速恢复。而轻度中暑则在此基础上症状进一步加重，体温攀升至38℃以上，面色潮红或苍白、皮肤灼热、大汗淋漓、脉搏加速。此时除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补水外，还需解开衣扣，以湿毛巾冷敷额头及腋下等部位。若休息降温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症状未见明显缓解，或出现意识淡漠，则必须立即送医就诊。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