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30日电 来自民政部门户网站的消息称，民政部办公厅与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旨在推动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及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走向实体化与制度化轨道。依据民政部和国家文物局的统一规划与部署，两部门共同决定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通知明确提出，拟在全国范围内甄选约15个首批试点地区，原则上以市（地、州、盟）为基本单位，对于基础条件尤为突出的县级行政单位亦可纳入候选范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及文物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文旅局，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及区划地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具体化、常态化，根据民政部与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署，现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并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安排：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秉持工作推进有序、认定依据充分、保护措施扎实、传承成效显著的原则，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围绕区划地名文物的普查、认定、公布、保护及开发利用等环节积极创新、勇于探索，加快构建完备的工作机制，为全面加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体系建设及文物活化利用，积累一批可供复制、便于推广的典型经验与成熟模式。

试点工作周期原则上设定为一年，核心任务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协同推进普查，科学实施认定。紧密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本辖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数据基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领域专家对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深入研判，以《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详见附件1）为参照依据，强化理论指导，厘清区划地名文物的认定边界、认定标准及认定流程，筛选并认定一批能够如实反映本地区或相应区域行政区划地名沿革脉络与演进轨迹的文物资源。

其二，建立名录体系，规范有序公布。在科学认定的前提之下，依照既定程序编制本地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名录内容须涵盖文物名称、地理位置、形成年代、保存状况、保护级别、责任管理机构（或个人）以及所承载的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信息等核心要素。同时，制定名录公示与发布的操作规程，由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名录的公示及面向社会的发布工作。

其三，强化保护传承，推动创新利用。始终坚守"保护优先、传承为本"的核心理念，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路径，通过跨界融合、品牌联名等多种方式，深度挖掘并生动诠释文物背后蕴藏的价值内涵，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让文化彰显，系统阐发并广泛宣传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与文化精髓，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标志性作用。

其四，健全制度框架，完善长效机制。各试点地区应结合本地实情，不断丰富创新实践，将行之有效的举措与有益经验转化为制度化成果。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要主动强化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推动建立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构建统筹保护与传承、兼顾研究与利用的系统性工作架构，力促区划地名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步入常态化、长效化发展轨道。

本次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约15个，原则上以市（地、州、盟）为申报单元，对于基础条件格外优异的县级单位也可纳入。

（一）试点申报环节。遵循自愿申报与优中选优的原则，由省级民政部门会同同级文物部门统一组织申报工作。有意参与试点的地区须满足以下条件：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已建立起相应的协作机制，沟通渠道畅通高效，工作推进扎实有力；具备区划地名属性的文物资源底蕴较为丰富，且具有切实可行的开发利用潜力；已具备良好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工作基础与社会氛围。原则上，各省（区、市）申报数量不得超过2个（须标注优先顺序），并于2026年9月1日之前将《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申报表》（详见附件2）报送至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及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

（二）试点确定环节。民政部将联合国家文物局严格履行审查、论证、比选及报批等必要程序后，正式对外公布试点名单。

（三）组织实施环节。经确定的试点地区，其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须共同开展研究部署，明确工作思路、细化试点方案。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采取边试验、边总结、边推广的推进方式，并及时向上级反馈经验与做法。

（四）总结推广环节。试点工作启动满一年后，民政部将会同国家文物局对试点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围绕四项核心任务提炼形成典型经验与创新做法，从中筛选出指导意义突出、实施成效明显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试点地区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应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严格把控工作进度与质量，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同时要提高政治站位，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同题共答的工作合力；坚持实效导向，科学谋划、精心部署，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倾向，切实避免给基层增加额外负担。

（二）加强统筹指导。民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将加大对试点地区的业务指导力度。省级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和文物部门应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加强对本地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的整体统筹，持续加大对试点工作的扶持力度，积极协助试点地区协调和整合各类资源要素。

（三）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各试点地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在先试先行的实践过程中，既要突出本地区的特色亮点，又要注重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既要发挥既有优势拓展工作成效，更要针对难点堵点问题深化专项研究，切实发挥典型引路和示范带动的积极作用。

附件：1.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
2.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申报表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中新社广州7月22日电(记者蔡敏婕)脊柱弯曲异常这一健康隐患，如今已成为继近视和肥胖之后，困扰我国广大儿童青少年的又一频发问题。

在22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岭南时令与健康”专题发布会上，专家们聚焦大暑节气下青少年群体的体重管理、视力保护、心理调适、骨骼发育及口腔保健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斌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家长心存“孩子长大了自然就直了”的侥幸心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脊柱侧弯非但不会自行痊愈，反而会随着生长发育不断加剧。他提醒，一旦家长在日常自查中发现异常迹象，务必迅速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的骨科或脊柱专科，接受专业的医学评估。

刘斌还透露，目前广东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筛查阳性率及特发性侧弯患病率基本与全国均值持平，大约每20名中小学生中便有1人可能罹患结构性脊柱侧弯。值得注意的是，女生的检出比例显著高于男生，约为3:2，这一差异或与青春期雌激素水平波动及骨骼生长速度的不同密切相关。

“在门诊中，我时常碰见家长焦急万分地追问：‘孩子以前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弯了？’”刘斌解释道，实际上许多问题早已悄然存在，只是未能被尽早察觉。脊柱弯曲异常的高发期集中在10至14岁之间，恰逢青春期早中阶段，此时孩子生长速度迅猛，侧弯也容易迅速恶化。

那么，哪些信号提醒家长需提高警惕？刘斌列举了多项关键指征：双肩高度不一致、一侧肩胛骨明显突出、腰部两侧轮廓不对称、骨盆倾斜，或是从背面观察脊柱不再呈笔直线条。此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表现是“剃刀背”——当孩子弯腰时，背部一侧会异常隆起。这些症状在早期往往无痛无感，孩子自身难以察觉，因此家长的日常细致观察显得尤为关键。

谈及居家自查方法，刘斌推荐了一项国际通用的筛查手段——Adams前屈实验，即弯腰试验。操作流程简洁易行：让孩子褪去上衣，双足并拢站直，双手合十，缓慢前屈至约90度角。家长由正后方审视孩子背部，若发现两侧高度不平或单侧显著隆起，便应高度警惕脊柱侧弯的可能性。

“这项检测无需任何器具，在家即可完成，我建议家长每隔三个月为孩子进行一次，特别是针对10至16岁的青春期少年。”刘斌补充道，亦可通过让孩子自然站立，从后方检视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腰线是否齐整。

暑期漫长，孩子们长时间伏案书写或沉迷电子产品，导致圆肩驼背、颈椎前倾等不良体态频现。对此，不少家长向网红矫正带或护脊桌椅寻求帮助，期望借此纠正姿态。然而，刘斌直言：“此类产品效果有限，且不建议长期依赖。”他强调，人体肌肉需在日常运动和活动中得以锻炼与强化，而矫正带的过度束缚会使部分肌肉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反倒令肌肉日渐松弛无力。更严峻的是，不当的束缚或许会限制胸廓及脊柱的正常发育。至于护脊桌椅，虽能提供一定支撑，但再优良的器械也无法替代孩子主动养成端正姿势的良好习惯。

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就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相关情况向媒体作了通报。据他介绍，新版目录实现了对各类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的全面覆盖，其中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体系中的1180个具体病种，中成药则对应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所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

龚向光进一步阐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与使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实质上构成了群众就医问药、医生处方开具时优先考虑药物的重要参照基准。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居民健康诉求的日益攀升，加之药品研发领域的快速进步，当前的临床用药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迁。为了更精准地契合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对现行目录实施适时而恰当的修订与更新，已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为确保临床用药选择得更加精准、恰当且优质，国家卫健委集结了涵盖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政策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近千名专家。专家团队基于对我国近年来疾病谱演变趋势、病种分布特征、国内外临床诊疗规范以及海量用药数据的深度剖析，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系统性更新工程。

在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国家卫健委精准把握基本药物的政策定位，紧密围绕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系，着重凸显临床首选地位、倡导中西药并重策略、适宜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等核心导向。与此同时，充分考量了临床实际应用反馈、药品标准的动态变化、创新药物的研发进展，以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价格合理性和供应保障能力等多维度因素，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的最新动态，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推进了目录的更新优化，最终形成了2026年版方案。该版本目录总计收录794种药品，具体来看，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部分涵盖476种，涉及791个剂型和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个剂型和888个规格。

关于目录的主要调整内容，龚向光也作了详细说明。在品种增减方面，新版目录共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有2种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品被移出，中成药则无品种遭到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用药表述被统一规范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明具体药品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优化方面，新增药品共增加剂型175个、新增规格260个。对于原目录中予以保留的药品，其中134种获得了剂型或规格的扩充，累计新增剂型161个、规格200个；另有部分原保留药品的75个剂型和100个规格被调整出目录，这主要归因于相关药品批准文号的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是已被其他更优品种所替代等因素。

在目录规范化建设层面，本次调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通用药物分类标准以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化，对部分分类归属和剂型规格的表述予以了系统规范；同时，基于药品注册信息的变动，有2个品种从化学药品类别转划至中成药类别，以确保目录结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在智能网联汽车日渐普及的当下，一种被称为“小蓝灯”的外部指示灯正悄然引发热议——它本是部分车企为标识辅助驾驶系统运行状态而设置的车身蓝色灯具，如今却因不合规可能面临禁用，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激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据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回应，当前“小蓝灯”在应用过程中存在明显滥用现象，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原因在于，蓝色灯光在夜间极易造成眩光，使其他交通参与者产生视觉干扰，尤其会影响周围驾驶员对道路情况的判断。此外，该指示灯的亮起还可能诱发其他车辆刻意加塞、近距离尾随等行为，进而加剧道路交通的通行风险。

围绕“小蓝灯”是否应被限制，各方观点不尽相同。有网友认为，既然该装置缺乏明确规范，将其禁用也属理所当然；而另一部分网友则为其鸣不平，指其初衷虽好，却在实际使用中沦为光污染源。

记者查阅相关国家标准发现，GB 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自2020年起正式实施，对车灯颜色及安装方式作出了详细规定，明确涵盖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等常规色系，却并未将蓝色纳入其中。这份标准虽未直接对“小蓝灯”作出禁止性表述，但其原则性条款已隐含了对非标灯具的限制倾向。

针对“小蓝灯”所引发的争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分析指出，这一配置在实际使用中反而可能增加事故概率。例如，部分好奇人士会驻足围观、尾随甚至故意加塞，让本应提升安全感的科技配置成为潜在风险源。

在可能到来的整改浪潮中，已售车型如何处置成为消费者关心的焦点。张翔透露，从技术层面而言，将“小蓝灯”功能关闭并非难事——只需在软件层面调整相应代码即可实现。亦有业内人士建议，车企可通过OTA远程升级等手段，将“小蓝灯”功能迁移至合规的转向灯或日行灯系统中，实现功能的合规复用。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已有十余个汽车品牌在旗下车型中搭载“小蓝灯”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经济型家轿到百万级豪华SUV的完整价格区间。部分车企已表示将遵从国家相关规定，并静待进一步实施细则。然而，针对已售车辆中“小蓝灯”的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明朗。专家预计，存量车辆未来大概率将通过OTA关闭或软件升级方式处理，同时车企及经销商也须履行告知义务，必要时还需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张翔进一步建议，车企应尽快修订产品说明书，并对4S店经销商开展统一培训，停止对“小蓝灯”功能的宣传推广。对于已下单但尚未提车的消费者，应主动通知其相关变化；若消费者不愿接受，也应支持其取消订单。

此外，业内人士强调，“小蓝灯”亮起并不意味着责任转移。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车型绝大多数属于L2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仅承担车速控制、车道保持等基础操作任务，驾驶员仍是最终的安全责任主体。张翔补充道，无论车辆处于自动驾驶还是人工驾驶状态，道路使用权完全平等，“小蓝灯”亮起既不能赋予优先通行权，也不能成为交通事故中免责的理由。

放眼未来，中国智能驾驶技术正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据工信部预测，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市场化应用，城市导航辅助驾驶或将成为主流配置。在技术持续演进的大潮中，“小蓝灯”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仍有待政策、产业与公众三方共同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