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7月31日电（记者姜煜）上海海关今日披露，过去三年间，该机构在非货物贸易通道累计拦截外来物种达510种次，查扣“异宠”近2.2万只，成功斩断多条跨境物种扩散链路，国门生态防线得到显著强化。

近期，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在对入境旅客进行例行检查时，从一名旅客的手提行李中查获活体甲虫53只。该旅客自称是甲虫爱好者，这些昆虫是在其海外居所中饲养繁殖，此次携带入境旨在交付国内“虫友”。目前，所有截获物品已送交专业机构鉴定，后续处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此案正是近三年上海海关严厉打击“异宠”非法贸易的一个典型例证。自2023年7月海关总署启动“严防外来物种入侵三年专项行动”以来，上海海关不断加大口岸检疫查验力度，对通过伪报、瞒报等手段携带或邮寄“异宠”入境的违法行为予以重拳出击，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线。

作为全国最大的航空口岸，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密集，日均入境旅客超10万人次。针对空港外来物种走私的特点，浦东机场海关创新采用“人防+技防+犬防”三位一体协同查验模式，大幅提升了现场查缉、物种识别及快速应对能力。

“工作犬能敏锐嗅出藏匿于托运行李或随身物品中、机检难以发现的违禁动植物。一旦犬只示警，关员便开箱核验，对相关动植物依法定性并予以截留，这样既能保障通关效率，又能将外来物种及动植物疫情拒之门外。”浦东机场海关旅检处副处长王霆表示。仅今年上半年，该关便截获少棘蜈蚣、肯尼亚蓝钻蜈蚣等外来“异宠”500余只，以及禽蛋3批共2000余颗。

当前，进出境邮件和快件等非货物贸易业态迅速扩张，与之相伴的违禁品伪瞒报风险也随之攀升。今年3月，上海邮局海关关员在对进境邮件实施监管时，查获活体昆虫24只。经上海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批昆虫包括黄粉虫20只、金牛扁锹3只及彼得异蝎1只。其中，彼得异蝎和金牛扁锹在中国并无自然分布，属于外来物种。通过分析收寄件信息，关员在四天后又于同一来源地的另一邮件中，成功拦截外来物种彼得异蝎、金牛扁锹及橡胶木犀金龟共4只。

外来物种一旦侵入中国，可能因缺少天敌而疯狂繁衍，进而扰乱本土食物链、损害农林作物，对中国生态与生物安全构成潜在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等相关法规，除犬、猫外的所有活体动物——涵盖哺乳类、鸟类、鱼类、甲壳类、两栖类、爬行类、昆虫类及其他无脊椎动物，以及动物遗传物质，在未经检疫审批的情况下，均严禁携带或寄递入境。

“我们针对寄递渠道物品分散、种类繁杂、伪装性强的特点，借助大数据风险布控等科技手段实施穿透式监管，强化机检审图技能，精准捕捉密封透气容器、分层隔离、木屑土壤阴影及二次封装等典型线索。同时，通过申报信息、外观、气味等多维度识别隐匿伪装，近年来已查获利用自动笔藏竹节虫卵、咖啡盒装活鱼、水壶藏活体球蟒等多种隐蔽手法。”上海邮局海关邮件监管三科副科长李响如是说。（完）

在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的指导下，7月31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与高德在北京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出行导航服务、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旅游生态共建、品牌联动推进以及位置服务与AI智能体融合探索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协作。签约仪式当天，双方同步宣布，联合打造的公益项目“长征·星火”将于8月1日在两大平台同步上线，旨在借助数字化手段，为长征精神注入新时代的蓬勃活力。

“‘十五五’规划开局、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2025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多重里程碑意义。”在活动现场，“学习强国”总编辑农涛表示，双方在红色资源数字化、主题旅游智慧化、民生服务便捷化三大领域达成共识，并以此公益项目为起点，探索“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互赋能的全新模式。

高德董事长刘振飞则回顾道，90年前，红军将士以无畏勇气和坚韧意志，用双脚丈量出两万五千里信仰之路。如今，高德组建专项团队，通过研读史料、实地考察遗址，将行军路线、文物影像等内容逐一数字化，并攻克现实里程与虚拟行程等比换算等技术难点，力求在数字世界精准“复刻”这段壮丽史诗，让用户于云端重走长征路，让信仰在步履中生根、在时光中延续。

据悉，“长征·星火”以红军长征为核心脉络，依据权威党史军史资料精心打造，兼具专业性与互动性，以轻量化设计呈现厚重历史，借助数智技术拓宽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自8月1日起，用户只需在“学习强国”或高德地图App中检索关键词“长征星火”，便可进入这一公益体验：虚拟长征路从瑞金延伸至将台堡，个人日常导航的累积里程将换算为虚拟路程的前进步数，伴随现实行程的推进，用户可逐步“抵达”各处革命旧址，重温长征故事、了解英雄人物、品读红色文物。产品还嵌入每日答题挑战，支持用户结伴同行，更可赢取专属荣誉，让红色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沉浸体验，从历史深处融入日常生活，使厚重岁月变得可感知、可触碰、可回味。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十五五”蓝图已然铺展，“学习强国”与高德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携手助力科技强国、交通强国与旅游强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智慧与动能。

为了达成理想的瘦身目标，如今不少人倾向于借助药物手段来干预体重管理。那些被冠以“躺瘦神器”之名的减肥针，凭借简单的注射流程和令人瞩目的减重成效，已然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式，迅速跃升为众多减重者心中的首选方案。

然而，许多未经医院专业评估便自行网购并注射的人，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个别案例甚至诱发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严重健康问题。这类减肥针究竟是否适合所有人？其潜在副作用有哪些？停药后会不会遭遇体重反弹？这些问题亟待厘清。

目前，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获准上市，但无一例外均为处方药。胰高血糖素样肽-1本是人体肠道内天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核心功能在于降低血糖并抑制食欲。以此为依托，国内获批用于临床减重的针剂已逾六款。尽管不同药剂在靶点设定、适用对象及减重强度上各有差异，但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乏力、低血糖及腹痛等常见不良反应却普遍存在——这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作用机制的内在必然。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这类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减重针均属处方药范畴，拥有严格的适应症与禁忌症界限，唯有经医生全面评估身体指标后方可启用。违规私自采购、盲目跟风注射，本身便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陷入“节能状态”，其付出远超所获；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应严格避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明确指出：首先，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以及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应坚决排除。其次，曾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伴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同样不宜使用。第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证据，也不应轻易尝试。第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故不建议采用。

切勿盲目迷信减肥针的神奇效果。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下流行的几款药物开展了广泛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一针瘦终身”的奇迹，绝大多数人在停药后均会遭遇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为何停药即反弹？其机制何在？对机体又会带来何种影响？

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高达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渐恢复至用药前状态，且原本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亦会逆转回退。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解释称，减肥针犹如体外调控器，持续向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压。一旦停药，饱腹感消失而饥饿感重现，摄食量与进食频率随之增加，能量摄入相应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产生代谢适应，静息能量消耗趋于减少。一边摄入增多，一边消耗降低，能量正平衡迅速形成，体重反弹便不可避免。

减重绝非单纯依赖药物所能达成。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者，在体重快速下滑后草率停药，待反弹再度打针，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这种体重的剧烈波动对机体伤害深远：脂肪量递减而体脂率反增，最终引发代谢损伤，甚至导致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体重达标后需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量并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都应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药物仅是减重强化期的辅助手段，为建立持久的生活习惯变革提供黄金窗口。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将直接决定体重反弹的速度与幅度。

减重之道绝非一蹴而就的捷径，终究需要科学饮食与规律运动作为坚实根基。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远离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菜摄入，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为可持续的健康之道。

近期，多家学术期刊陆续宣布推行或提倡论文独立署名制度，这一动向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此类举措有助于遏制“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长期困扰科研诚信的乱象；反对者则表达了忧虑，担心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有可能干扰正当的科研协作，并给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以及青年学者的职业成长带来更大阻力。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关乎论文署名形式的专业探讨，但实质上，它触及了科研评价机制、人才培育模式、学术伦理规范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谁有资格署名”这一表面问题，而是署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导向——究竟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科研评价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地衡量学术贡献？

论文署名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荣誉范畴，它与项目申报、职称晋升、人才选拔、博士毕业条件以及高校绩效评估等现实利益紧密相连。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往往能够左右一名博士能否顺利获得学位、一位青年教师能否成功留校任教，甚至决定一位科研人员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研究资源。正因如此，署名这一行为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贡献记录，而演变为与个人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凭证”。

正是因为署名与利益之间形成了高度绑定关系，原本应当忠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机制，逐渐沦为利益分配的博弈工具。于是，挂名作者、馈赠署名、影子作者等种种学术失范行为便应运而生。有些人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作者席位；另一些人则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认可。这种乱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科研活动的公平公正，也极大地削弱了学术共同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对论文署名进行规范整顿、维护科研诚信，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简单地将联合署名与学术不端划上等号。现代科学研究的开展，正日益呈现出团队协作、学科交叉和技术深度融合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便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愈发离不开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从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到专业技术的支撑保障，不同成员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合作攻关已然成为当下知识创新的一种核心模式。

与此同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科研合作，同样是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承担着学术方向引领与知识传授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具体科研项目的共同参与，帮助学生逐步构建独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行为规范，并最终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这类确有实质贡献的合作研究而言，联合署名不仅合理合法，更是尊重科学研究客观规律的应有之义。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对象，并非联合署名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脱离实际贡献的虚假署名；我们需要反对的也并非合作研究，而是被“利益绑架”所扭曲的合作关系。这场关于署名的论争，其本质上是“破四唯”改革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问题所衍生的诸多矛盾冲突，其根源并不在于署名制度自身的设计缺陷，而在更深层次的科研评价导向。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明确提出了“破四唯”的指导方针。这一改革的核心要义，并非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坚决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排序等单一量化指标奉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尺，力图引导评价体系真正回归到对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及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上来。倘若评价体系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便在形式上全面推行单独署名制度，也难以避免催生出新型的形式主义问题。今天取消了联合署名，明天便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与替代方式。唯有将“四唯”的根基彻底破除，才能从源头上弱化围绕论文署名展开的利益博弈，从而使科学研究回归到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与本位。

展望未来，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署名机制，应当始终坚持以实际贡献为准绳，而非单纯追求排名次序。目前，国际上许多权威期刊已经开始推行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要求每位署名作者明确列出其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环节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署名便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序标签，而是承载了明确的责任归属和事实依据。相较于简单地规定“单署”还是“合署”，此种机制显然更能真实、客观地还原每位作者的科研贡献，也更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杜绝挂名等不良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着力构建一套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在评价科研人员时，既要审视其论文成果，也应综合考量其原创性思想、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成效、社会服务贡献以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维度表现；既要重视标志性成果的引领作用，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固有差异。对于文史哲这类以学者独立钻研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学科，评价导向可以更加侧重于原创思想的深度与厚度；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以团队合作、协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领域，则理应充分认可集体贡献的价值，避免运用整齐划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学科门类。

更为关键的是，评价的重心应当切实落脚于“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创造了何种社会价值、培育了怎样的优秀人才”之上。只有当高质量创新真正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导向，而非论文发表数量或署名顺序的简单比拼，才能有效缓解青年学者与博士生群体中长期弥漫的“论文焦虑”，也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挂名、争抢署名等学术乱象的滋生蔓延。

论文署名，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科研生态的健康状况。它既关乎学术伦理的底线坚守，也关系到人才梯队的接续培养；既展现了科研协作的基本模式，也折射出评价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归根结底，今日所争论的“署名权归属”，其焦点并非那一个个名字本身，而是与名字紧密捆绑的权益分配规则。一个真正健康、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作出真实贡献的科研工作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认可，让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精神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弘扬，让学术诚信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蔚然成风。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