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海口7月17日电（记者 张茜翼）借助脑机接口为认知障碍患者开展记忆训练、让具身智能机器人成为精准外科手术中的“黄金搭档”、依托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大幅提升远程诊疗的效能……这些充满未来感的医疗图景，即将在海南落地成真。近日出台的《海南省“十五五”卫生健康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海南2030年的阶段性目标是基本建成高水平国际健康岛。围绕这一目标，海南正从顶层设计出发，系统布局卫生健康事业的重点任务与发展路径。

在科研创新方面，《规划》提出将大力推动“人工智能+科研”的融合应用，探索脑机接口在脊髓损伤后的运动功能重建、认知障碍患者的记忆修复等典型临床场景中的实际运用。与此同时，具身智能的落地场景也将持续拓宽，包括应用于精准外科手术的机器人系统、助力患者康复的智能辅助设备，以及实现院内物资自动配送的无人运输机器人等，旨在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与质量。

在健康产业布局上，《规划》强调，海南将加速落地一批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地特色的标志性项目，重点覆盖运动康复、医学美容、中医养生、健康管理、国际化高端诊疗、前沿生物医药转化及康养旅游综合体等领域，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产业高地。同时，将以三亚海棠湾、陵水南平、万宁兴隆等区域为核心载体，打造功能互补、定位鲜明、业态完善的康养产业集群。

数字健康经济也将驶入发展“快车道”。《规划》明确，海南将推动人工智能医学大模型广泛渗透远程诊疗、影像分析、病理判断、健康管理、公共卫生、中医药服务及便民医疗等多个环节。此外，还将探索建立医疗健康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规范与技术保障体系，加快推动三医高质量数据集、可信数据空间、数字疗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资产运营和数据标注等新兴业态发展，助力数字健康产业形成创新集聚效应。

在推动卫生健康高水平开放方面，《规划》部署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做优做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推进国际医院评审认证工作，并建立与国际医疗保险结算体系的有效衔接机制；积极落实外商独资医院以及外资在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应用等领域的扩大开放政策。

“十五五”期间，海南还将引进一批高水平外资医疗机构，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医院管理运营机制，并建设全球医生会诊平台及国际远程医疗中心。与此同时，海南将深化与港澳台的联动协作，计划成立“琼港医疗旅游联盟”，联动香港保险机构共同开发跨境健康保险产品，推动与港澳台地区在远程医学、中医药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与产业投资。

面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规划》提出，海南将稳步扩大国际卫生港建设覆盖面，健全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双边沟通协作机制；加强与国际组织在全健康海南示范项目等方面的学术研究、疫苗研发及医疗技术合作，着力打造面向东南亚及全球热带国家的疾控合作新高地。

从南海之滨的先行探索，到面向全球的开放协作，海南正以“十五五”规划为蓝图，加快构建一个开放包容、智能高效、水平一流的卫生健康新格局。（完）

广州7月27日电 (记者 蔡敏婕) 在人们耳熟能详的高脂血症群体中，隐匿着一个心血管领域的罕见病代表——家族性乳糜微粒血症综合征（FCS）。这一疾病的患者不仅长期饱受甘油三酯指数异常升高的困扰，更时刻面临着急性胰腺炎重症发作带来的致命隐患，而传统降脂药物对此类患者几乎难以奏效。

家族性乳糜微粒血症的病理根源，与脂蛋白脂酶的功能障碍密切相关。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荆志成于26日指出，通俗地说，脂蛋白脂酶肩负着将甘油三酯正常代谢分解的职责，然而该病患者体内的这种酶功能受损，无法有效清除血液中的脂肪颗粒，致使甘油三酯水平异常飙升，血液甚至呈现出奶茶般的乳白浑浊状态。荆志成强调，反复发作的急性胰腺炎是该类患者最常见且最具威胁的并发症。

临床统计揭示，约84%至94%的FCS患者会经历急性胰腺炎，且每年平均发作次数高达2.5次。许多患者因此频繁往返医院，病情严重时不得不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而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病死率竟高达50%，单次治疗的医疗开销平均达到8.2万元人民币。

在真实世界的一线诊疗场景中，该疾病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冲击更为直观而深刻。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勇表示，反复发作的急性胰腺炎所引发的持续性炎症刺激，亦是推动胰腺组织发生癌变的重要风险因子。他进一步解释，针对此症，常规降脂药物疗效甚微，临床医生只能无奈地反复告诫患者恪守极度低脂的饮食方案，但如此苛刻的膳食限制不仅大大降低生活质量，更无法从根源上杜绝胰腺炎的突发。众多患者外表看似病情稳定，实则始终悬于一线，任何一次不经意的饮食疏忽都可能引爆急症，使他们长期生活在疾病的阴影笼罩之下。

随着国家针对罕见病的诊疗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以及罕见病药物审评审批流程的不断提速，一款专为家族性乳糜微粒血症综合征研发的创新治疗药物于26日正式在广东落地应用，一举终结了该病百年以来“无药可用”的困局。临床研究数据表明，患者在连续接受治疗十个月后，空腹甘油三酯水平可显著下降86%，而急性胰腺炎的复发风险亦同步降低83%。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炎炎夏日，蝉鸣声声，城市街头巷尾弥漫着浓郁的夏日气息。对于许多在校大学生而言，走出大学校园、踏入社会打工赚钱，已然成为他们度过悠长假期、丰富自身经历的重要方式。根据本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所开展的一项面向1333名青年的专项调研结果，今年暑假期间，高达82.2%的受访大学生或是已经投身于暑期工作，或是正在酝酿相关计划。在众多暑期工种中，线下实体店铺类岗位（占比34.9%）与家教辅导类工作（占比29.1%）最为抢手。值得注意的是，62.2%的受访大学生选择打工的首要动因在于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来自上海、目前正就读大学的00后学子高子逸，已是拥有超过一年教龄的“资深”家庭教师。主修数学专业的他，长期以来一直为一名高中生提供数学与英语的辅导。备课研习、课堂讲授、以及与学员及其家长的沟通互动，共同构筑了他过去一年多以来每个周末的固定生活节奏。对他而言，这份家教的角色远非单纯谋生的手段，它更是一种让周末时光变得丰盈而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已有打工经历或有此打算的受访大学生比例达到了82.2%，相较于两年前同类调查所录得的72.7%，这一数字实现了近10个百分点的显著跃升。进一步深入分析表明，在大三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攀升至87.0%；而在理工农医类专业的大学生中，实际参与暑期打工的比例也高达85.3%。

与高子逸的选择截然不同，来自湖北的大二学生淡紫悦，选择了一份更具市井烟火气息的工作——在一家快餐连锁门店担任服务员。在正式上岗之前，她一度天真地以为这份工作不过是站在收银台前轻松操作几下而已，然而真正投入其中后，她才深刻体会到其中的艰辛远超最初的想象。“几乎什么杂活都得干，空闲时在前台负责点餐，忙碌起来则要冲进后厨炸鸡块、打包外卖、清理餐桌，常常一个人要扛下所有环节。”淡紫悦回忆道，最令人应接不暇的时刻，是整个晚高峰时段店内仅有她和另外一名同事在岗，两人不仅要应对络绎不绝的堂食顾客的催促，还要同步处理纷至沓来的外卖订单，同时必须目不转睛地关注油锅中翻滚的食材。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压力，对她而言无疑构成了一个不小的考验。

与此同时，在山西晋中，年仅20岁的杨鑫天则在自己就读的大学校园内觅得一份工作——学校体育馆前台。表面上看，她的职责并不复杂：负责登记羽毛球场与乒乓球场的租借人员信息，并收取相应费用。然而，生性内向、不善言辞的杨鑫天，却需要鼓起勇气直面每一位前来租借场地的同学，耐心细致地讲解价格、完成信息登记，甚至在闭馆时刻，还要克服内心的怯懦，礼貌而坚定地提醒那些超时逗留者离场。她坦言：“对于我这种不太擅长社交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确实极大地锻炼了我的沟通与应变能力。”

调查结果同样显示，在正在打工或计划打工的受访大学生群体中，选择投身线下实体门店（如奶茶店、餐厅、超市等）工作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4.9%；紧随其后的是家教辅导类岗位（如上门家教、培训机构助教、课后托管等），占比为29.1%。除此之外，其他热门选择还包括：内容创作类工作（涉及短视频剪辑、直播带货、自媒体运营等）占13.9%；AI数据服务类（包括AI训练数据采集、AI提示词编写等）占8.3%；体力劳动类工种（如快递分拣、外卖配送等）占6.8%；线上零工类（涉及数据标注、问卷调查、在线客服等）占5.8%。

高子逸曾在学校超市有过一段勤工俭学的收银员经历。他自豪地表示，自己已经大约有整整一年时间未曾向父母索要过生活费，日常所有开销皆源自个人劳动所得，“能够更早地体会到经济独立带来的那份快乐，真的很让人有成就感。”然而，他亦坦诚地补充道，家教工作所赋予他的，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金钱回报，更是一种宝贵的“被需要感”：目睹学生的成绩在点滴中稳步提升，那种源自内心的满足与欣慰，远比工资单上跳动的数字更能给人以慰藉。

对于淡紫悦而言，打工的动因则显得更为具体且目标明确——“为了攒钱去杭州旅行”。为此，她精心规划了一份高达2600元的旅行预算。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她在餐饮店高强度工作了整整两个月，最终换来了三天无拘无束的杭州之旅。西湖边的微风、灵隐寺悠扬的钟声……那些她通过辛勤汗水换来的旖旎风景，永久地定格成了那个夏天最生动鲜活的记忆。对她来说，这笔钱并不仅仅是一张旅行的“支票”，它更意味着她迈向经济独立时那份坚实而笃定的底气。

而杨鑫天最初决定打工，则是源于想要攒钱购买一台相机的朴素心愿。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暑假她还与朋友一同前往玻璃厂体验打工生活。她的工作听起来似乎异常简单——为杯子贴标签。但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其辛苦程度远远超乎她的预料。“一天下来要贴超过6000张标签，刚开始时杯子堆叠得非常高，只能全程站着操作；等到数量渐渐减少，才能找个纸箱坐下来继续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学生选择从事暑期工作呢？在两年前的同类调查中，首要动因是“赚钱”（占比61.6%）。然而今年，“积累工作经验”（占比62.2%）已跃升至首要位置，紧随其后的方是“赚钱”（占比61.8%）。此外，其他相关动因还包括：渴望体验不同类型的工作状态（占48.5%）；打发假期时间，避免在家无所事事（占45.1%）；结交新朋友，拓展社交人脉圈（占37.8%）；验证自身专业与职业的适配度，探索未来兴趣方向（占27.8%）；以及单纯想体验“自己挣钱”的独特感觉（占16.3%）等。

在玻璃厂工作一周后，杨鑫天共计收获了570元薪水，这笔钱被她全部存入了专门为购买相机而设立的储蓄账户中。近些年来，她通过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以及校外的各种打工实践，先后体验过快递分拣员、外卖分拣员等多种不同的工作角色，也由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校园环境与社会用工标准之间的显著差异：校内的勤工俭学岗位对学生的包容性更高，管理制度也相对宽松；而社会上的工厂则实行标准化流水线作业，管控异常严格。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与氛围，让她提前感知到了真实社会运行的用工规则。她也逐渐深刻领悟到，劳动的意义从来就不仅仅体现为账面上冷冰冰的数字，而更在于自己亲身流下的每一滴汗水、克服的每一个内心恐惧，以及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每一分宝贵成长。

本次受访大学生群体构成如下：准大学生占11.2%，大一或大二学生占24.3%，大三学生占27.8%，大四或准毕业生占24.2%，硕士研究生占9.5%，博士研究生占3.0%。从专业背景来看，文史经管类学生占32.4%，理工农医类学生占56.3%，艺术体育类学生占7.6%，其他专业类别占3.7%。就生源地而言，来自一线城市的占31.2%，二线城市占39.8%，三四线城市占21.2%，县城或城镇占5.9%，农村地区占1.9%。（除淡紫悦外，文中其余受访者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