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贵阳7月7日电 (记者 周燕玲)“亲历中国乡村的实景与民众日常，让我对气候策略的落地执行有了更为系统的思考。”来自剑桥大学的法国青年乔舒亚·安普托兹(Joshua Emptoz)坦言，众多钻研气候议题的专家惯于栖身都市，而贵州之行令他深刻感悟到，无论是政策设计还是技术研发，都必须根植于目标区域的真实生态与人文土壤。7月1日至10日，一场聚焦气候变化协同行动的暑期实践项目在贵州展开，由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发起组织。来自清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三十余名中外学子及学者齐聚于此，先后走访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洞察数字技术对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考察固体废弃物处理及循环经济示范项目；深入苗侗聚落，参观风电设施，并围绕气候议题、青年担当及地方治理展开多轮探讨。在贵阳，参与者们走进南明河畔的水环境科普展馆，亲眼见证城市污水蜕变为清流的细腻流程。展馆下方的青山再生水厂每日可处理五万吨污水，其厂区潜藏地下，地面则是一片湿地公园，紧邻社区却几无喧嚣异味，生动呈现了水资源闭环利用的完整图景。“未来的青年一代将在各自国度肩负全球治理的重任，尤其在气候范畴，既需洞悉宏大的国际背景，也须贴近各地的本土实况，方能带回更具突破性的应对方案。”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青年露易丝·布里连特(Louise Brilliant)指出，气候变化宛如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当下的诸多气候实践与世界各国紧密交织，互为映照。对于中国学生而言，此行亦是一场文化认同与生态智慧的双重探秘。清华学子章依格留意到，贵州村落中的木质建筑多采用榫卯衔接，整栋房屋不见一颗铁钉，底层悬空的干栏式设计顺应山势起伏，既能有效防潮，又适应湿热气候。“时下AI技术日趋成熟，我们可借助模型推演气候变迁的影响，将传统工艺与优质天然建材融入现代建筑之中。”她补充道。近年来，全球气候系统正经历剧烈波动，变暖趋势持续加剧，极端高温、暴雨等异常天气愈发频繁。参与此次活动的青年才俊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无法回避的共同挑战，唯有通过跨国协作与多方联动，方能切实应对这一难题。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尤须承担起向公众传播气候知识、提升全民危机认知的责任。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首席青年官何超欣在受访时表示，外国学子与清华学生结伴深入贵州各地调研，不仅有助于中外青年走出书斋、在实践体验中升华理解，更能将真实多元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世界。她透露，联盟未来将持续搭建双向交流平台，致力于推动气候可持续领域的联合研究与成果落地。(完)

第36届香港书展期间，香港作家杨向杰（笔名“石中英”）在书展上举办了首映礼，推出了一部由人工智能（AI）制作的短片。这部短片将其散文集《我爱秋风劲》中描绘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风貌转化为视觉影像，旨在吸引年轻一代探索香港的历史足迹。

作为香港企业家兼作家的杨向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便在香港《文汇报》等刊物发表作品，此后一度搁笔投身商界。他透露，《我爱秋风劲》一书凝结了他对那个年代香港社会的细致观察与深刻体悟，首版于1975年问世。历经五十余载，这部散文集已推出6个版本，并被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高校图书馆纳入收藏。

杨向杰表示，这次发布的AI短片精选了书中的《报童》《一家人》《小碧兰》《大桥抒怀》以及《那一夜我们歌唱》等篇章，通过影像语言再现半个世纪前的香港社会图景，力求以新颖视角让读者眼前一亮。

短片首映活动吸引了众多文化界人士到场，包括香港《星岛日报》前总编辑黎廷瑶、《香港经济日报》前社长麦华章，以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昭科等数十位嘉宾。现场观影后，与会者踊跃分享观感，氛围热烈非凡。杨向杰还透露，未来计划将香港作家屈颖妍的作品《火树飞花》改编为AI微电影，延续这一创新尝试。

当智能推荐“无所不知”之际，竟有92.8%的年轻人坦言自己深陷被“操控”的困扰；与此同时，89.4%的受访者坚信，算法终究应当以服务人类为根本宗旨。填报志愿时轻触“计算机专业”的搜索框，转瞬间整个界面便被铺天盖地的“程序人生”所淹没；规划假期行程时浏览了几帧草原风光，随后便仿佛置身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循环画卷中……算法，恰如一只无形之手，既精准地捕捉着人们的渴望，也在悄然间织就了一张“信息围猎”的天罗地网。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携手问卷网（wenjuan.com）对1343名青年展开了一项专项调查。结果显示，92.8%的受访青年坦言曾遭遇大数据算法带来的“被支配感”，而89.4%的受访者则鲜明表达了“算法应当服务于人”的价值取向。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出当代青年在数字化浪潮中的微妙心态。

家住北京的王清，孩子正读小学一年级。趁着暑期，她着手规划亲子旅行，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了“暑期亲子游目的地推荐”，因好奇又点开了几篇关于草原的帖子。没想到，这一番浏览竟让她的推荐页彻底“沦陷”——此后数日，只要打开应用，满目皆是与草原相关的推送，她无奈笑言：“人还没出发，眼睛已经审美疲劳了。”

今年的高考生林智轩同样正陷于算法布下的“信息围猎”之中。他曾在短视频平台检索“人工智能专业大学排名”“哪些高校开设人工智能”等关键词，自此之后，他的页面便被这类内容全面“占领”。“虽然平台能洞察我的偏好是件好事，但被屏蔽掉其他领域的信息，也着实令人困扰。”他感慨道。

来自甘肃兰州的00后沈韵则深感算法支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此前同朋友闲聊时也提及此现象——在同一平台，男生与女生看到的内容差异竟然如此之大。”她感叹，“每个人所触达的信息，或许不过是算法精心筛选后的冰山一角。”

调查进一步揭示，92.8%的受访青年存在被大数据算法“支配”的烦恼。细分来看，96.1%的受访男性表示有此困扰，而受访女性的这一比例为90.6%；在代际维度上，95后群体（95.0%）的烦恼最为突出；从身份角度看，在校学生的比例达95.2%，略高于职场青年（92.7%）。这些数字勾勒出一幅青年群体在算法面前的集体焦虑图景。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齐爱民分析认为，用户之所以易受算法左右，主要源于三大因素：其一是惰性思维的驱使——人们往往为了省心省力而依赖算法过滤信息，以被动接收取代了主动筛选；其二是对即时满足的渴求——算法精准迎合用户的短期欲望，诸如短视频“无限下滑”机制，使人深陷于瞬时快感的漩涡；其三则涉及算法对心理的巧妙操控——借由恐惧、攀比等人性软肋，设计推送策略，于无形之中牵引着用户的行为轨迹。

那么，算法的深度介入，哪些情形最令人心生抵触？河北姑娘郭瑞琪略带无奈地表示，网购时只要搜索或浏览过某类商品，平台便会不厌其烦地推送相似款式。“当我已做出消费决定后，再推送同类内容已经毫无意义。说实话，我更期待看到风格多元的选择。”

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卢琦则从更宏观的视角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在她看来，网络已成为当今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一味迎合用户口味的内容分发，将不断固化不同群体的既有认知，甚至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我们无法窥见他人所见的图景，自然也就难以理解彼此的想法。”

调查数据显示，在使用互联网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最令受访青年反感的算法介入情形是“频繁推荐相似内容，构筑信息茧房”，这一选项的获选率高达62.1%。

从日常家庭采购到旅行机票酒店的预订，王清自诩为网购行家，各类购物陷阱基本都能巧妙规避。然而，一次与闺蜜的对比让她大为惊讶——搜索同一件商品，自己页面上的价格竟总比对方高出不少，“原来自己早就不知不觉中被‘杀熟’了。”

沈韵的遭遇则更加令人不安。即便她已设置了“屏蔽熟人”模式，自己浏览的内容仍会被推荐给通讯录好友，甚至连一句无心之言也会被某些软件“窃听”。最近她正在减肥，时常搜索“自律”“瘦身减脂”等词条。某次她只是随口说了句“好想吃雪糕”，再度打开平台首页，“雪糕热量”的帖子便赫然映入眼帘。“当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真是细思极恐。”她感叹，算法能将人们不经意间散落的“碎片”拾起并拼合，最终拼凑出我们的完整画像——有时甚至比我们自己更懂自己。

调查同时发现，61.1%的受访青年直言遭遇过平台“杀熟”现象——老用户所见的报价反而更高；57.6%的受访青年表示平台会自动调整产品或服务（如界面布局），从而削弱了用户体验；另有43.5%的受访青年感到自己正被数据追踪，个人隐私受到侵犯。

齐爱民对此发出警示：算法不仅会逐步固化用户习惯、催生信息茧房，更存在操纵用户行为的潜在风险，例如诱导点击、诱导消费等；与此同时，用户个人隐私的泄露隐患也不容小觑。

卢琦坦言，她刷社交平台的初衷本是拓宽认知边界，而非反复咀嚼已知的信息。为此，她果断关闭了个性化推荐功能，“我希望平台能为我呈现认知范畴之外的优质内容。”

郭瑞琪则坚持认为，算法的终极旨归应当是为用户服务的。“如果用户感到被平台算法所束缚，便会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抵制，直至彻底弃用。唯有让用户真正获得称心如意的服务与商品，感受到平台的可靠与诚意，平台的发展方能行稳致远。”

沈韵同样认同“算法服务于人”的理念，但她亦担忧普通人极易沦为算法的“附庸”。“当下，人们碎片化信息成瘾的现象日益严重，面对接收到的内容多是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倘若缺乏主动挣脱信息茧房的自觉，便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

调查数据表明，89.4%的受访青年认同算法应服务于人的理念。其中，受访男性（91.6%）的感受较受访女性（87.8%）更为深切；95后群体对这一理念的认同度最高，达91.0%。

“得用户者得天下。”齐爱民强调，算法从诞生之初便被赋予的核心使命，便是提升用户体验、满足用户需求。尽管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但算法的核心价值与发展方向始终不应偏移。这不仅关乎用户与企业的双赢互利，更是算法技术在数字时代持续繁荣所不可或缺的社会信任基石。

本次调查的受访青年中，00后占比24.3%，95后占39.0%，90后占36.7%；女性占58.2%，男性占41.8%；在校学生占13.6%，职场青年占83.8%，其他群体占2.6%。（李斯宇对本文亦有贡献；林智轩、沈韵均为化名）

北京城里，烤肉飘香，但一张账单背后，却藏着让消费者“肉疼”的隐形支出。记者走访了16家烤肉店发现，竟有11家会在顾客刚入座时，就默默加上一笔“炭火钱”。这笔费用名目繁多，有的叫“炭火费”，有的换作“烤炉费”，还有的冠以“能源费”“燃料费”的名头，价格从8元到20元不等，让人眼花缭乱。

市民程先生的遭遇颇具代表性。周末，他约上三五好友，走进一家炙子烤肉店。刚落座扫码点餐，还没看清楚菜单，购物车里就已躺着一笔52元的“默认账单”——其中包括20元炭火烤炉费，以及每人8元的自助小料费（含餐具）。面对程先生的质疑，店员态度坚决：炭火费是系统设定的必选项，无法取消，“很多烧烤店都这么干。”

无独有偶，严女士在一家连锁烤肉店也遇到了类似的“强制消费”。她扫码选定就餐人数后，系统自动为她勾选了10元的“山核桃炭”和每人6元的“自制小料费”。一番询问后才得知，通过平台打卡可以免掉小料费，但那10元炭火费却是“铁板钉钉”。服务员给出的解释是，这笔钱不仅包含了炭火，还涵盖了炉具使用和更换烤盘的服务。

更令人无奈的是，除了炭火费，自助小料、凉菜甚至餐具费，也成了烤肉店“静悄悄”扣款的重灾区。赵女士在一家日式连锁烤肉店就餐时，刚选定4人用餐，系统就自动添加了每人9元的自助凉菜及小料费，合计36元，且页面没有任何取消入口。她不得不专门叫来服务员，明确表示不需要小料，对方才通过后台操作取消了这笔收费。“要是不主动问，这钱可就打水漂了。”赵女士感叹道。

对此，消费者看法两极。有人认为，既然是吃烤肉，炭火就是基本配置，怎么还能让顾客额外掏腰包？但也有人觉得，只要提前明示，标价清楚，反倒显得透明公道。

面对争议，餐饮从业者也有话说。一家炙子烤肉连锁店的负责人刘加兴坦言：“其实有些店不单独收炭火费，但成本早就摊进肉价里了。”他解释，自己的店里收取的炭火费并非只是木炭本身，还包括烤肉所需的基础调料和蘸料，类似于涮羊肉的锅底费。不过他也承认，这种收费方式确实存在争议。据他透露，店里选用的是东北松树枝加工烧制的环保炭，成本较高，加上房租、水电、人工等开支逐年上涨，目前每桌收20元炭火费无限供应，直到客人吃完。

另一家烤肉店老板唐杰算了一笔账：店里用的菊花炭，一箱20斤进价约85元，平均每桌消耗的炭火成本约2.5元至3元。但他强调，除了炭成本，还有排烟系统维护、人工服务等间接开销，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经营负担。

那么，这笔炭火费究竟该不该收？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此类收费的明确规定。不过，外地一些市场监管部门在处理类似投诉时已有明确表态：烧烤店提供烤制服务时，炭火、烤炉等工具是完成服务的基本条件，其成本理应由经营者承担，将其单独拆出来向消费者收费，属于不合理收费。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李宝莲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分析。她指出，如果商家事先未告知就收取炭火费，消费者完全有权拒绝支付。即便商家提前说明，但如果消费者无法规避这笔费用——比如没有免费的烹饪替代方案，且定价明显超出市场价格，那么这种捆绑销售就可能构成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甚至涉嫌强制交易。

李律师还厘清了收费的边界：保障消费者正常用餐所必需的服务，如照明、桌椅、餐具、食物加工等，都应视为经营成本，不得强制单独计费。可以单独收费的，只能是消费者可自主选择且非必需的增值服务，并且必须在消费前明确公示。对于按人头强制收取的自助小料费、自助凉菜费，消费者有权拒绝；若商家拒不取消，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相应款项。

一张小小的账单，折射出餐饮消费中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如何在保障企业合理利润的同时，不越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或许还需要更明晰的规则来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