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 七月二十九日，备受瞩目的二零二六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佩剑团体冠军争夺战，于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圆满落幕。在这场巅峰对决中，由潘其妙、饶雪怡、魏嘉怡与张心怡四位剑手联袂出战的中国队，经过激烈鏖战，最终以四十一比四十五的微弱差距惜败于匈牙利劲旅，收获一枚宝贵的银牌，而铜牌则被法国队收入囊中。

回顾当日的征程，中国女子佩剑团队展现出了强劲的竞技状态与坚韧的斗志。她们一路披荆斩棘，先是在同一天稍早进行的半决赛中力克美国队，成功锁定决赛席位，继而与实力不俗的匈牙利队展开终极较量，尽管未能登顶，但整场表现依旧可圈可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八日率先收官的另一项赛事——男子花剑团体决赛中，东道主中国香港队同样取得历史性突破。他们勇夺亚军，不仅刷新了队伍在该项目上的世锦赛最佳排名，也为香港击剑运动书写了崭新的篇章，令全城为之振奋。

中新网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 孙自法)近日，第二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聚焦“双碳”战略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北京连续举办六场高水平专题论坛，分别围绕生态系统修复与碳汇扩增、碳达峰碳中和、减污降碳共性技术突破、面向双碳目标的固废资源化与生态材料前沿、韧性城市与低碳转型，以及绿色金融与碳市场机制创新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由中国遥感应用协会负责召集的“生态系统修复与碳汇扩增”论坛，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所与产业界的专家学者。与会代表从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到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再到典型示范项目的落地推广，以“主旨报告—专题研讨—圆桌对话”三位一体的多元交流形式，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碰撞。在主旨报告环节，一系列前沿成果集中亮相，勾勒出生态治理理念的深刻转型：生态修复正跨越单一的工程导向，迈向系统施治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生态、气候与资源环境问题被置于多圈层交互、多尺度联动及人类活动协同的宏阔框架中加以审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管控被视为当前碳中和路径中亟待补齐的短板；生态环境遥感技术亦从传统的政务监测场景，向环境资产化运营与绿色金融创新的新兴领域延伸。专题研讨环节则聚焦森林、草地、湿地、沙漠等典型生态系统，分享了不同区域碳汇能力提升与生态修复的最新研究进展。圆桌座谈环节，专家们凝聚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修复与碳汇扩增的关键见解。

“碳达峰碳中和”论坛由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承办，吸引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油气与煤炭低碳开发、地球化学与碳循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者围绕“双碳”目标，就碳循环机制、碳源碳汇的精准核算等重大科学命题开展了深度对话。论坛特邀报告涵盖了《中国CCUS-EOR产业进展与展望》《油气田二氧化碳地质利用与封存技术进展及思考》《微生物的碳汇作用：基于自然过程的碳减排》《从燃料煤到资源煤：“双碳”目标下煤系关键金属的战略价值与绿色开发》《CCS/CCUS相关经验及技术进展》等。此外，还有多位专家围绕煤炭生态开采、碳捕集工艺、碳封存源汇匹配、数值模拟应用以及碳排放与减排路径等议题作了专题演讲。在非共识议题环节，与会专家就CCUS的减排潜力与规模化前景、碳中和关键技术的发展策略等展开了激烈探讨。青年科学家研讨环节，年轻学者们聚焦深层煤层气成藏机理、煤系地层二氧化碳封存安全性、富油煤原位转化、裂缝扩展机理、低能耗碳捕集技术、碳酸盐岩封存及新疆煤封存应用等前沿方向，分享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

“减污降碳共性技术突破”论坛由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主办，与会专家围绕纺织全链条的绿色转型、印染废水资源化利用、废旧纺织品循环再生、新污染物风险管控以及数字化低碳技术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度研讨，为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生态平台，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升级贡献了真知灼见。权威专家首先提出了三项战略构想：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搭建纺织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通过多学科交叉探索颠覆性技术路径。随后，专家报告环节推出了“清洁生产与减污降碳”和“减污降碳印染技术”两场主旨报告，以及“单原子环境催化材料创制”“印染废水低碳减排技术与无机盐资源化利用”“生态敏感区印染行业生态风险评估与控制”“电化学技术在高盐废水处理中的应用”等精彩主旨发言。论坛还设置了两场交流研讨活动，分别就产业减污降碳的协同技术路径和减污降碳共性技术的突破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

“面向双碳目标的固废资源化与生态材料前沿”论坛由中国晶体学会与山东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协会联合承办，聚焦大宗固废高值化利用、二氧化碳矿化固碳、动力电池回收、生态改良材料等关键方向。主旨报告内容充实，涵盖了气化渣资源化的现状梳理及其分质梯级利用、多产业协同的突破路径；含氯废塑料通过新型脱氯方法直接转化为储能碳材料的研究进展；以及有价金属同步萃取与水热合成耦合的技术路径等。专家们还分享了煤气化渣资源化、PVC废塑料制备储能碳材料、锂电黑粉金属回收、矿化法盐碱地改良、固废二氧化碳矿化固碳、光电耦合催化检测等前沿成果。在非共识研讨环节，专家们就工业固废农用消纳的环境安全性、析氧反应催化机理的争议、固废基生态材料的潜在环境风险、二氧化碳矿化固碳技术的经济可行性等四大行业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而激烈的辩论。围绕“十五五”固废资源化技术发展路线，来自多领域的产学研专家共同研判产业前景，普遍认为动力电池循环、大宗固废低碳胶凝材料、矿化固碳充填、盐碱地改良材料等赛道，有望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落地。

“韧性城市与低碳转型：协同路径与系统治理”论坛由中国生态学学会承办，吸引了来自城市生态及跨学科领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者聚焦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发展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旨在探索“韧性城市建设”与“低碳转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深度融合与协同路径。学术报告环节，大会邀请了“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科研范式转变”的特邀主旨报告，并安排了“韧性城市建设：尺度选择与问题思考”“AI时代的城市规划与治理范式转型”“城市内涝建模和应用研究”“景观格局视角下的滨海城市生态系统韧性与建模”“城市韧性与韧性城市群建设”“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固碳节能研究”“香港碳中和路径评估”等主题报告。此外，与会专家还围绕“基础数据与本底监测”“核心理论与关键方法”“科学难题与研究热点”“中国实践与案例经验”等四个分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绿色金融与碳市场机制创新”论坛由中国标准化协会承办，专家学者们围绕碳市场机制设计、绿色金融标准体系、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披露以及科技赋能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主旨报告环节，一方面聚焦碳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国际化路径，指出未来应多措并举以提升市场活力与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聚焦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与产品创新，系统解读了中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并重点介绍了中欧相关目录的互操作机制。

广州黄埔区双沙社区再迎安居喜讯！7月29日至31日，双沙城市更新项目的沙浦片区正式启动回迁安置房摇珠分配仪式。此次推出的房源坐落在项目首期复建区19号地块，涵盖3栋高层住宅，总计570套安置房，户型面积从61平方米到141平方米不等，共5种选择，预计可为超过1700位村民圆梦新居。

据悉，双沙项目此前已顺利完成“资格号摇珠”环节，本次进行的则是房号直接抽取，整个流程由公证机构全程监督，确保每项操作都经得起检验，实现透明、公正、公开的分配原则。目前，19号地块的安置房装修工程正快马加鞭推进，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陆续交付使用。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双沙项目的安居成果远不止于此。复建区2号地块早在2024年10月便已交付，惠及双岗片区约5000名村民；而17号地块则于2026年1月完成移交，帮助1500余名村民顺利乔迁新居。至此，项目多点开花，持续为居民铺就幸福归家路。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