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港澳药械通”的实施，到“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粤港养老通”的落地，再到社保体系的衔接、养老服务标准的融合、医疗资源的对接以及跨境金融服务的完善——近年来，粤港两地政府与社会各界携手推进，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格局持续优化，香港长者选择“北上养老”渐成潮流，多方共赢的局面已然形成。

“北上养老”开辟了多赢之路。在深圳宝安中心区的一所养老院里，年过九旬的香港长者和夫人正安坐于电视机前，神情悠闲。宽敞明亮的居室内，餐桌、茶几、沙发等陈设一应俱全，窗外的景致一览无余。搬入此地已逾一年，两位老人对眼前的生活心满意足。

“过去在香港，我住在油塘的公屋，面积不过15平方米，事事需要自理，老伴体弱，住在安老院，那时我肩上的负担很重。”朱先生向记者感叹，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的计划安排，如今住进深圳的养老机构，三餐有人细心照料，日常开支也大幅减轻。“我们现在心无挂碍，再无压力，打算就安心在这里颐养天年。”

香港是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人口老龄化速度同样位居全球前列，而本地的养老资源却日渐紧缺。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已有逾1.8万名长者登记轮候各类资助住宿照顾服务，平均等待期约为一年。

自201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最初名为“广东院舍住宿照顾服务试验计划”），为轮候政府资助养老床位的香港长者增添了新的选项。符合条件的香港长者经评估后，可入住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相关食宿、护理及基本医疗费用均由特区政府承担。至2026年6月，获认可的广东养老机构已达29家，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截至2026年2月底，特区政府已累计资助1048名香港长者入住广东养老机构。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透露，社署根据院舍类型、服务内容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与参与“广东院舍计划”的各养老机构逐一协商并签订合同。虽然各院舍的收费水平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政府向广东机构支付的床位费用仍低于本港资助床位的开支。

香港瑞伟安老集团在本港运营着4家养老院舍，同时与广东的3家机构合作开展“广东院舍计划”床位。该公司总经理朱军可向记者表示，香港本地优质院舍轮候时间长、费用高昂，而内地院舍空间宽敞、环境优美、设备先进，在同等护理条件下，内地收费仅为香港的一半左右，价格优势十分突出。

“‘广东院舍计划’为香港长者带来了更舒适的养老环境，也为特区政府节省了财政开支，同时提高了广东养老机构的入住率，真可谓一举三得。”朱军可如是说。

民政部数据表明，2024年内地养老机构的平均入住率不足50%，部分区域床位空置率甚至超过六成。

“受内地长者居家养老传统观念及消费能力的限制，大湾区许多养老机构经营艰难。”中国太平·木棉人家总经理刘行指出，香港长者“北上养老”的浪潮为广东优秀养老机构注入了新活力。

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位于广州番禺，是太平保险集团旗下的康养社区，2026年1月正式纳入“广东院舍计划”认可名单。刘行表示，该计划对养老机构设有严格评审环节，入选后极大地提升了机构在香港的知名度。

“今年以来，前来参观考察的香港长者明显增多了。”刘行提到，早前主动出击寻找香港客户并不容易，而今香港已出现不少专业组织，专门组织长者到大湾区实地探访养老社区，行业渠道愈发成熟。究其根本，香港长者对大湾区养老的认可度与需求正大幅攀升。

香港特区立法会2025年发布的《数据透视》显示，截至2024年，已有接近10万名香港长者（65岁及以上）定居广东，较过去10年增长超40%。

“在人口老龄化加深和湾区融合提速的背景下，港人‘北上养老’顺理成章。”前海人寿幸福之家深圳康养社区院长刘景升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得益于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日渐成熟，跨境交通日益便利，香港长者赴粤养老的意愿显著增强。他介绍，该机构目前已有80多位香港籍长者入住，平均年龄约80岁。

“眼下仍有部分香港长者对跨境养老存在疑虑、了解不足，但只要亲临现场参观，许多顾虑便会打消，信任也随之建立。”刘行认为，跨境养老的势头已然起势，相信随着香港长者对内地认识的深化，未来两三年内将迎来需求集中释放。

港人“北上养老”，其实不只是居住地的变更，更折射出两地制度文化的交融与衔接。

79岁的香港长者高先生去年7月与老伴自费搬入中国太平·木棉人家一间8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记者采访之际，他正兴致勃勃地准备次日的歌唱比赛。桌上铺满打印的简谱，鞋柜上摆着老两口的手工制作，房间里弥漫着怡然自得的氛围。

“这里处处都好——饮食可口、服务贴心，最要紧的是就医格外便捷。”高先生介绍，定居广州半年后，夫妻俩在工作人员协助下加入了本地医保，附近还有可使用长者医疗券的三甲医院。他举例说，前段时间老伴不慎摔倒，在广州住院一周，医保报销后自费仅2000多元。

香港长者选择内地养老，医疗服务始终是最大的牵挂。自2020年1月1日起，《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在内地居住的香港长者可依规参保当地医保。2024年起，香港特区政府逐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的适用范围，让合资格长者能够在大湾区的试点医疗机构，使用医疗券支付指定科室的门诊、医疗及护理费用。

跨境养老体系的完善，既离不开两地政府的紧密协作，也得益于大湾区丰富的市场主体与灵活的市场机制，使得各项政策得以顺利跨境落地。

2025年12月底，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医疗补贴试行安排”，参加该计划的香港长者在内地医保范围内需自付的医疗费用，可向政府申请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特区政府难以判断哪些项目属于内地医保范畴，而我们在内地的专业团队恰好能提供相应协助。”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旗下太平人寿（香港）是特区政府的指定承办机构，该公司产品部总监赵瑞环受访时说，公司充分发挥跨境经营的独特优势，承担医疗费用的分类管理、双币结算及理赔服务等工作，协助政府向合资格长者精准发放门诊与住院医疗补贴。

她介绍，截至2026年5月底，该医疗补贴试行安排的申请已达1906件，门诊每件平均补贴413元，住院每件平均补贴6830元，切实减轻了长者的自付负担。

“近年来，粤港两地的政策支持日臻完善，港人‘北上养老’愈发便捷，但两地医疗体系的衔接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刘景升表示，目前许多长者仍习惯返港复诊取药，期盼电子健康档案共享、跨境转诊协作等机制能进一步完善，让香港长者真正无后顾之忧地在内地安享晚年。

（本报香港7月17日电）

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里，我们往往被形形色色的“标准身材”观念所约束——双腿必须纤细、肩头应当窄小、肌肤须得光洁无瑕……正因如此，不少人习惯性地把自己的与众不同解读成某种缺憾或不足。然而，鲜有人意识到，那些被忽视甚至遭嫌弃的身体特征，极可能是身体为我们刻意留存的一道健康屏障，暗藏着意料之外的生理优势。

一、体毛浓密：被误解的天然守护

体毛旺盛，意味着身体表面的毛发较为显著且密集，比如四肢汗毛清晰可见，男性胸毛、女性小腿或前臂的绒毛也都比较醒目。事实上，人体毛发可大致划分成两类：粗硬发达的终毛（例如腋下、私密部位及男性胸部的毛发）与纤细柔软的毳毛，它们几乎遍布全身肌肤。

在当下审美语境中，光滑无毛往往被视为优雅的象征，尤其女性若体毛明显，极易被贴上“不够精致”或“缺乏女性韵味”的标签，不少人迫于社交压力而定期脱毛。但需要厘清的是，正常水平的体毛远非仅仅是外观的构成部分，更承担着多重生理职责：它可削弱紫外线对头皮的侵扰，减轻外界轻微摩擦带来的损伤，而眉毛与睫毛则能有效拦截灰尘、阻挡汗液流入眼中；在体温调节方面，毛发既可在寒冷时节发挥保温作用，又能在高温环境下辅助汗液蒸发以助散热；与此同时，毛囊周围密布的神经末梢让毛发化身为灵敏的触觉装置，能迅速感知周围环境的异动，诱发机体产生防御性反应。

二、大腿粗壮：被低估的健康资本

所谓大腿较粗，通常指大腿根部一圈的围度偏大，这可能源于发达的肌肉组织，也可能是皮下脂肪较为充盈。流行时尚界始终青睐细直修长的腿部线条，因而腿粗常被误读为肥胖或身材走样的标志。不少女性更是因为大腿围偏大而心生自卑，将其视为外形上的明显短板。

然而，医学数据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流行病学调研发现，大腿围度与全因死亡风险及心血管相关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联；尤其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人，罹患肌少症的概率比围度不足46厘米者低了九成以上。这意味着，粗壮的大腿不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延年益寿的可靠保障。

三、骨架宽阔：强健体魄的基石

骨架大，通常表现为肩部较宽、骨骼尺寸偏大、胸腔轮廓开阔厚实。传统观念里，女性以削肩细骨为美，骨架宽大者常被误认为体型臃肿或欠缺纤巧，自己也容易觉得少了些许柔美感；男性虽不至于被直接贬低，但过度魁梧的骨架也会被视为笨拙，进而被归入身材缺陷的行列。

但科研结论却让人大跌眼镜。一项针对苏格兰2201名成年男性的调查显示，胸宽每增加1厘米，瘦体重便会相应提升约3.7公斤，也就是说，骨架宽阔者往往拥有更高的肌肉占比和骨量储备。另一项源于Fels纵向研究的数据同样指出，肩宽、髋宽、膝宽等骨骼指标与全身肌肉总量及骨矿物质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且这一规律在男女两性中均得到验证。这样的骨骼基础，为年老后提供了充裕的“储备资源”，大幅降低了骨质疏松的潜在风险。

四、胸部小巧：轻盈体态的自然优势

小胸围，即女性乳房容积较小、罩杯偏低的体型特征。不少舆论认为丰满的乳房更具魅力，小胸则略显“寡淡”。然而医学研究反复提醒我们，胸部愈大，身体承受的负担就愈重。脊柱外科领域的一篇综述明确指出，乳房重量过大会使躯干重心向前偏移，加剧胸椎前屈的力矩，迫使背部肌群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最终诱发轴性背痛与肌肉劳损；而在接受乳房缩小术后，84.6%的患者背痛症状得到缓解，腰椎的压缩负荷也随之减轻。

另有一项覆盖25项研究、涉及3799名女性的神经学综述揭示，巨乳症与头痛、颈肩酸痛、胸椎后凸及上肢麻木等症状密切相关。术前头痛患病率波动于2%至89%之间，但术后有34%至100%的患者报告头痛明显缓解。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献综述进一步总结了多项研究成果：乳房偏大的女性普遍呈现胸椎后凸加重、肩关节灵活性下降、肩胛耐力减退等表现，同时上躯干疼痛评分也相对更高。

换言之，大乳房更容易催生驼背式的姿态变形，而小乳房则有助于维持挺拔自然的站姿与坐姿。因此，小胸围绝非什么缺憾，反倒可能是轻盈体态与脊柱健康的天然保护伞。

五、汗液充沛：体魄强健的直观信号

很多人把“大汗淋漓”视为狼狈的象征，觉得出汗过多有失体面，甚至怀疑自己身体虚弱。但生理学研究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容易出汗往往意味着体温调节机制极为灵敏，运动适应能力也相当出众。一项针对20名精英自行车运动员的热适应实验发现，经过五周系统训练后，运动员的平均出汗率提升了0.44升/小时，同时汗液中的钠浓度明显下降，运动耐热性与竞技表现双双攀升。这足以说明，汗腺分泌增强并非“白白流失能量”，而是人体借助高效排汗实现快速散热，并通过降低汗液盐分来节约电解质。

另一项为期10天的热适应研究同样观察到，局部出汗率提高了36%至58%，而汗液中钠、氯及乳酸的浓度则降至初始水平的六成左右。这种“出汗量增加、盐分流失减少”的奇妙模式，正是汗腺功能优化的有力佐证。综合超过两百篇相关文献的荟萃分析进一步表明，热适应过程中全身出汗率平均每小时增加163毫升，核心体温与心率双双回落，运动耐力则提升约49%。这组数据直观地反映出出汗能力与运动表现、健康耐受性之间的正向关联。

因此，容易出汗绝非体质欠佳的标志，反而是体温调节灵敏、血液循环顺畅、汗腺功能优良的积极信号。当然，倘若出汗异常频繁，或伴有夜间盗汗、严重影响日常起居，则应警惕原发性或继发性多汗症等病理状况，及时就医排查。

健康的真谛，从来不止于外在的轮廓是否合乎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各系统是否协调运转。体毛、腿围、骨架、胸型、汗量——这些被我们视作缺陷的“不完美”，背后往往对应着不容忽视的生理意义。真正的美，从不依附于他人的目光与标准，而是源于身体的自在舒泰、心态的从容笃定，所自然散发出的健康光泽。

作者丨蒋永源 第三军医大学内科硕士
审核丨唐芹 中华医学会科普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研究员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
徐敏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天津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
兰义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中华预防医学会生育力保护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西南边陲，一条大江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绵延万里，它的源头清流正是云南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自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落地实施以来，云南省始终肩负起上游屏障的神圣使命，秉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坚定导向，在生态修复、绿色转型、通道建设和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十载光阴流转，从赤水河畔重现游鱼穿梭的生机景象，到水富港跻身千万吨级枢纽行列、实现通江达海的宏伟愿景；从层峦叠嶂间日渐浓郁的生态底色，到开放走廊不断拓宽的发展疆域——云南正将丰厚的生态禀赋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画卷上，用绿色笔触勾勒出一份独具特色的时代答卷。

赤水河，这条发源于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的河流，是长江上游唯一保持着原始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如今正重新焕发出它应有的生命光彩。曾几何时，粗放式的开发模式让这条母亲河不堪重负，生态警钟频频敲响。而改变的火种，源自对生态红线的执着坚守——截至2020年底，赤水河流域云南段17座小水电站全部有序退出历史舞台。镇雄县在治理征程中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累计清理历史遗留硫磺矿渣728万吨，封停矿山73座，沿流域栽植生态防护林带绵延434.54公里。最新监测数据令人振奋，流域内鱼类资源从2020年的36种攀升至59种，出境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2023年，赤水河云南段更是凭借卓越的治理成效，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成为全国水生态修复的标杆样本。

生态修复的累累硕果，也催生了可观的经济回馈。在赤水源镇，7800亩方竹林不仅构筑起坚固的绿色屏障，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镇雄县充分利用赤水河生态优势，精心打造了3个精品示范村和66个美丽村庄，年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放眼全省，滇池、星云湖等湖泊已成功摆脱劣V类水质的困扰，大理市更是荣膺“国际湿地城市”称号。云南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累计向水域投放各类鱼苗8185万尾，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较禁渔前跃升了整整2个等级，一幅鱼翔浅底、水清岸绿的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

再把目光投向水富港——这是云南唯一能够常年接纳3000吨级船舶、实现江海直达的深水良港，它的蜕变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短短数年间，这座港口完成了从籍籍无名到举足轻重的华丽转身：货物吞吐量从2020年的30万吨激增至2025年的突破1000万吨，集装箱作业量由1239标箱飙升至6.88万标箱，营业收入实现了令人瞠目的1645倍增长，正式昂首迈入长江上游千万吨级枢纽港口之列。港口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现已建成3个散货泊位和2个多用途泊位，配套建设的进港公路与铁路专用线纵横交错，确保了3000吨级船舶全年通航、万吨级船舶季节性通航的运输能力。2022年，水富港入选国家第四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创建项目，次年更被明确定位为长江上游骨干港口，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智慧化改造为这座港口注入了全新活力。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实现了3个作业区域的远程调度全覆盖，散货装船效率从过去的每小时200吨飙升至1000吨，效率提升令人惊叹。货源结构也在悄然转型，从过去依赖磷矿、砂石料的单一模式，向煤炭、化肥、铁矿石、铝锭等多元品类齐头并进的方向演进。自2021年以来，水富港陆续开辟了至重庆、荆州、宜昌、九江、武汉等地的6条班轮航线，编织起一张辐射广泛的黄金水道网络。

放眼云南全省的交通版图，变化同样翻天覆地。高速公路里程已达11184千米，在全国的排位从第20位跃升至第2位；铁路运营里程延伸至522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到15个，位居全国第四；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运送货物逾7400万吨。云南正在完成从交通末梢到辐射南亚东南亚前沿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区位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胜势。

交通格局的突破性进展，也为产业升级打开了广阔空间。全省电力总装机突破1.7亿千瓦，较2015年实现了翻番目标，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绿色铝产业方兴未艾，2025年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000亿元大关。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更是创建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总产值超过1300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十年累计下降28.91%，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福祉。十年间，云南累计投入就业补助资金225亿元，建成就业“幸福里”社区106个，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2025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实现翻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2∶1缩小至2.52∶1，共同富裕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全省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37个，各民族团结一心、共谋发展的生动局面正在云岭大地不断巩固深化。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