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了一组最新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经历了前期制造业快速扩张所带来的较高基数效应，以及多个细分行业迈入传统生产淡季的双重压力之下，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滑落至49.2%，再度回落至荣枯线下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的首席统计师霍丽慧，对这份数据背后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详细解读。她指出，7月期间，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PMI分别达到51.4%和53.3%，这两个数字不仅显著高于制造业整体的平均水平，更彰显出两大板块依旧保持着强劲扩张势头。这种向新而行、向优而进的增长态势，正持续为整个制造业的发展注入崭新动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品行业以及高耗能行业的PMI则分别录得47.8%和47%，相较上月，前者下降了2.4个百分点，后者也回落了0.1个百分点，这两大领域的景气程度呈现出明显的降温迹象。

从供需两端的具体表现来看，7月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活动与市场订单需求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具体而言，生产指数当月为49.9%，较上月走低1.5个百分点；而反映市场订货情况的新订单指数则为48.5%，环比下降幅度达到了2.7个百分点。不过，并非所有领域都陷入低迷，部分设备制造行业却展现出旺盛的产需活力。例如通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其生产指数与新订单指数双双高于53%，显示这些领域的市场交易热度依然高涨。

此外，受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震荡的波及，当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报收于53.2%和47.8%，两者已连续四个月呈现回落态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这两项价格指数均跌至45%以下。原材料及产品价格频繁波动的局面，无疑对企业的采购决策构成了影响，导致其补库意愿趋于谨慎，因而当月的采购量指数也顺势滑落至49.4%的较低水平。

“别看太多电视，不然脑子会坏掉”——这句日常劝诫或许并非危言耸听。最新科学研究揭示，长时间盯着荧屏，可能对大脑健康带来不容忽视的隐患。

一项于今年7月10日刊登在《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期刊上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年阶段热衷于看电视的人群，其年老后大脑中负责记忆的关键区域往往会出现缩水。研究发现，这类人群的额叶与枕叶体积显著减小，脑白质的受损程度亦更为突出。而这些结构性变化，恰与衰老加速、卒中风险上升、认知功能衰退乃至痴呆症的发生存在密切关联。

“过去我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坐多久’上，但这项研究提示我们，‘坐着时在做什么’同样值得关注。”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南加州大学多恩西夫文理学院的David Raichlen如是说。耐人寻味的是，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脑部变化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久坐本身。其他类型的久坐活动并未展现出相似的脑部特征，这暗示着人们在静坐时从事的具体活动，其重要性可能远超科学家以往的认知。

该研究团队对约1700名平均年龄53岁的成年人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受试者于1987年至1989年间加入“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ARIC）项目，这是一项以美国人群为样本、长期追踪心血管与脑部健康的权威研究。

在研究初始阶段，受试者需通过“从不、偶尔、经常”三级选项，如实汇报自己在闲暇时段的电视观看频率，并说明工作日中久坐的大致时长。二十余年之后，科研人员为这些参与者逐一进行脑部核磁共振成像检测。结果令人警醒：相较于自称“从不”或“偶尔”看电视的人，那些承认“经常”看电视的受试者，其大脑结构呈现出全面而显著的差异。

具体而言，频繁观看电视者的大脑中，与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病理改变有关的区域体积明显缩小；脑白质中高信号病灶的面积则更为庞大——这是脑小血管病变的典型征兆，亦被视为认知退化和痴呆风险的重要信号。与此同时，他们的额叶与枕叶也较他人更小：额叶主导着规划、决策及各类执行功能，而枕叶则是视觉信息处理的中枢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研究者在统计模型中同时校正了体力活动量、糖尿病史、体重指数、吸烟及饮酒等混杂因素，上述差异依然显著存在。

不过，这项研究并非没有局限。由于电视观看频率依赖参与者的自我陈述，难免存在回忆偏差，其精准度无法与客观测量相提并论。此外，受试者在研究启动之初并未接受基线核磁共振检测，因而未来若能引入起点影像数据，将有望更精准地追踪大脑随岁月流逝而发生的动态演变。

整个研究中最出乎意料的发现，莫过于久坐本身并非大脑异常的主因。数据显示，那些在工作中需要长时间坐着的人，其额叶和枕叶的体积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更大的趋势，脑白质高信号区域也相对更少。这一模式说明，这些人的大脑健康状态甚至优于那些看电视久坐的人。

研究人员推测，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许多久坐型职业往往伴随着问题解决、深度专注及多元形式的智力刺激。换言之，当人们在精神活跃的状态下静坐，其对大脑的影响或许与被动地盯着电视截然不同。

此外，性别差异也在分析中浮出水面。当科研人员按性别分别解析影像数据时，发现与电视观看及久坐工作相关的大脑结构变化，绝大多数集中于男性受试者中。这一现象暗示，男性的大脑可能对这些行为相关的影响更为敏感，但背后的具体机制，仍有待未来更深入的探索。

这项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久坐行为的复杂性，更提醒我们：未来的健康指南或许需要更加细致入微。医生在叮嘱患者减少久坐之余，更应鼓励他们削减屏幕前的被动时光，并在静息状态下，主动选择那些能够激活思维的活动。

日前，位于广州南沙的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融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运作。该平台旨在高效整合粤港澳三地专家资源，逐步织密跨区域协同的社会服务创新网络，进而实现空间载体、政策支撑与资金配置之间的双向联动与良性循环。

随着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提速，港澳地区在社会服务领域的成熟模式与公益治理经验，为广州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样本。与此同时，大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协作与社会服务一体化发展，也正在孕育出更加广阔的实践空间。然而，三地社会服务标准尚不统一，跨境项目缺乏标准化落地的示范载体，民生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亦有待打通——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服务能级的跃升与跨域协作的深化。

广州市民政局市管一级调研员李又文指出，从近阶段试点来看，实验室承接港澳成熟公益项目，开展面向本土的本土化适配实验，诸如困境儿童心理关怀、长者乐龄康养等民生项目，已被证明有助于港澳先进经验在广州的落地转化，并更好地贴近本地社群的实际诉求。

同时，该实验室亦担纲湾区服务标准协同研究的重要平台。其联合高校科研力量及港澳行业联盟，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养老服务体系与社区治理等关键领域，系统比对粤港澳三地服务制度差异，着力研制可在广州全域推广并供湾区城市参考借鉴的服务操作指引。由此，不仅有助于破除跨城服务的制度性障碍，亦将为构建契合大湾区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民生服务人才梯队奠定坚实基础。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合作发展中心副理事长徐珊表示，未来将以实验室作为协同枢纽，持续联动大湾区各市民政主管单位、科研机构与社会组织，搭建项目共创、数据共享、人才共训的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服务协作网络，推动广州率先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协同创新的先行示范城市。

启动仪式上，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副主席、心连心学院院长谭赣兰，结合香港多年跨境实务经验，系统梳理了香港社福机构对接内地民生需求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港澳社工落地内地服务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策略，为两地机构间的长效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参考。

人工智能日益精通英语表达之际，大学英语教学该何去何从？深圳理工大学近期宣布，将在2026级学生中选取两个班级作为试点，推行跨文化交流课程改革，以“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取代原有的英语教学安排，不再单独设置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英语必修课。

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热议，“AI已能胜任翻译，英语学习是否还有必要？”“大学英语是否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榜。实际上，这并非个别院校的独有尝试。近些年，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徽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纷纷对公共外语课程体系作出调整，一场围绕大学英语“教什么”“怎么教”的变革已在众多高校悄然展开。

大学英语正逐渐摆脱“工具化”标签。过去，大学英语课程以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语言技能为核心，同时承担着助力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重要任务。对许多学子而言，大学英语更像是一门“语言工具型”课程。然而，人工智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中国翻译协会今年发布的《2026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已深度渗透翻译领域，翻译生产方式正从传统人工操作加速转向“人机协作”。大量标准化、重复性的语言转换任务正由AI接手，而翻译人才的核心优势则逐步转向专业领域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传播技能以及译后审校等更具创造性和综合性的维度。翻译行业正站在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结构性转折点。

行业需求的演变也映射在大学课堂之中。广州某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陶老师透露，如今学生完成英文作业时几乎离不开AI辅助，若传统课堂仍固守单词记忆、语法讲解和翻译练习，很难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课堂重心已不再是传授翻译技巧，而是引导学生判断AI为何给出某种翻译、该翻译是否精准、是否契合真实交际语境。她举例说，一次学生用AI翻译商务邮件，语法上几乎无懈可击，但语气却显得僵硬，不符合英语商务沟通的惯常风格。“若缺乏一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积淀，很难察觉这类问题。”她表示。

深圳理工大学英文中心主任李寄在受访时也持有相似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既为高校外语教学带来挑战，也提供了重新审视人才培养模式的宝贵机遇。“未来课程改革的要义，并非削减英语学习，而是培养学生善用AI、驾驭AI，并能在真实国际交流情境中化解问题的能力。”李寄强调。学生的切身体会则更为直观。正在读大二的钟同学告诉记者，如今撰写英文摘要、查阅英文文献时，他都会借助AI提升效率，但真正置身课堂讨论、小组展示或与外教沟通的场合，AI却难以施以援手。“它能给我一个答案，却无法替我表达个人观点。”他说，“老师现在更注重课堂互动、团队协作和临场发挥，这些都离不开扎实的英语功底。”

另一位英语专业学生张同学坦言，AI的发展促使许多同学重新规划职业方向。“以前觉得精通翻译就有优势，如今大量基础翻译工作AI都能胜任，所以大家会主动选修国际传播、新媒体、国际商务等课程，期待日后不仅掌握英语，还能解决现实问题。”AI让语言学习更趋高效，也倒逼大学英语课堂深思：未来真正值得学生投入时间钻研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AI加速了大学英语改革的进程，那么更深层动因则源自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0%，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势。

“今天的开放已进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双向平等交流的新阶段。”李寄指出，以往学习英语更多侧重认识世界，如今则更需要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实现平等对话。在他看来，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此次未沿用“大学英语”称谓，转而采用“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的关键缘由。“语言仅是交流的媒介，真正左右交流成效的是文化理解力。未来国际交往不仅要求会说英语，更需领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平等交流中展示中国、理解世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李寄说。教育部印发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年版)》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还应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同样提出，要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广阔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持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越来越多高校正围绕这一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四川大学着力加强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服务国际科研协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全球胜任力培养、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融入公共外语课程；安徽大学推进跨文化通识课程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则依托民族文化特色，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嵌入课堂教学。改革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同一目标——培养能适应新时代国际交流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学生也察觉到这些变化。广州某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黄同学告诉记者，如今的英语课除语言训练外，还融入了国际新闻解析、跨文化案例研讨等内容。“以前学习多是为了应试，现在老师会引导我们思考，同一句话为何在不同国家会有迥异的理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该如何表达。这些内容AI很难直接传授。”她说。

培养目标既然转变，课堂改革也随之推进。对高校而言，这场改革绝非简单削减英语课时，更不是让AI取代教师，而是重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大学英语课堂应当塑造学生的哪些能力？作为此次改革备受瞩目的高校之一，深圳理工大学给出的答案是“跨文化交流”。据李寄介绍，学校将遵循“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推进改革，2026年秋季率先在两个实验班启动试点，同步举办跨文化交流节、全英文科普赛事、AI模拟国际会议等实践活动，再依据实际效果逐步向全校铺开。

“课程改革并非取消英语，而是让英语回归交流工具的本真。”李寄认为，AI能助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却无法替代学生养成国际沟通能力、文化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些恰恰是未来国际化人才最核心的竞争力。据悉，新的课程体系分为分层必修与拓展选修两大模块。学生既要修读《跨文化交流读写》《跨文化交流听说》等基础课程，也可依据未来职业方向，在《科技学术交流》《跨文化适应与实践》《中国文化经典英文选读》《跨文化视域中的高级英汉翻译》等课程中自主挑选学习内容，覆盖国际科研合作、涉外交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多类真实场景。

课程评价方式也随之革新。以往，一张期末试卷往往决定一门课的成绩；如今，AI辅助形成性评价、课堂表现、项目实践、国际交流模拟等要素均被纳入考核范畴。AI承担词汇、语法等标准化训练，教师则把更多精力投放于课堂讨论、文化剖析、案例研判和思维启迪。陶老师认为，这种转变正在重塑师生在课堂中的角色。“过去多是教师授课、学生记录，现在学生需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她告诉记者，近两年自己尝试让学生借助AI完成初步资料搜集，再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课堂辩论、文化比较和案例分析。“学生不仅要明白AI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更要思考为何这样回答、有无偏差、是否契合真实语境。”在她看来，AI并不会弱化英语学习的意义，反而让教师能将有限的课堂时间更多留给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能力培养。“未来企业需要的，不是只会翻译的人，而是能够沟通、协调、表达、解决问题的综合型人才。”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