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7月17日电（记者 刘玥晴）7月17日，香港特区立法会正式三读通过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这一举措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推行“一地两检”机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石。这项立法标志着深港跨境合作迈上新台阶。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作为连接港深两地的关键24小时客运陆路枢纽，将采用“一地两检”作业模式，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创新通关流程。据统计，整体通关耗时预计由原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锐减至大约5分钟，极大提升了通行效率。港方口岸区及其配套设施，则定于7月31日零时正式启动运作。

条例草案的核心内容涵盖多个维度：首先，明确划拨内地皇岗口岸内的特定区域作为港方口岸区；其次，确保香港法律条文适用于该区域，并针对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作出详细规范；再次，将部分既有权利与义务的地域适用性扩展至港方口岸区；最后，制定辅助性条款，以利于未来文件诠释及法院指令的执行。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会议中透露，为适应港方口岸区的实际操作需求，特区政府将着手订立一系列配套附属法例，例如，依据相关法规，为跨境车辆驾驶员、乘客及旅客发放进出港方口岸区禁区的通用许可，指定区内羁押场所，并将该区域划设为特定管制站。这些附属法规将确保在7月31日口岸启动时同步生效，从而构建一个完整而健全的法律体系。

同日，香港旅游促进会携手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发表联合声明，对条例草案的通过表示热烈欢迎。声明指出，新皇岗口岸的启用将极大提升港深两地居民以及全球访华旅客的出行便利，为区域旅游业繁荣注入新动力，并殷切期盼相关接驳配套服务能够尽快细化和完善，以释放最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中新网南京7月10日电 一场聚焦陶瓷文明深层脉络的学术盛会——“全球与地方互动的‘活历史’视野：方李莉教授新成果发布暨《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研讨会”，近日在东南大学隆重启幕。此次会议不仅揭开了方李莉多年研究的新篇章，更将景德镇民窑的千年沧桑置于聚光灯下，引发学界广泛瞩目。

这部名为《景德镇民窑千年变迁史》的力作，已被纳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并荣膺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它大胆突破了传统陶瓷史研究仅围绕古代器物打转的窠臼，将叙事视野拉长至景德镇民窑从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的漫长演变全程。全书分为两卷：上卷细致描摹了景德镇如何一步步登上世界瓷业中心的巅峰，下卷则深入剖析民窑工匠群体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及其文化流变，从而实现了陶瓷研究范式上的重要跨越——从单纯的器物鉴赏转向融合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综合性探究。

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王延中特别强调，景德镇不仅是物质文明的璀璨结晶，更是多元文化交织碰撞的核心枢纽，默默记录着人类跨越地域界限、彼此联通的悠久往事。他呼吁学术界以景德镇瓷业为切入点，进一步挖掘器物背后潜藏的社会肌理与文化象征，催生更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原创性学术果实。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赵天为对方李莉教授历时三十载的田野调查精神表达了由衷敬佩。她指出，方李莉团队将全球视野与地方性知识巧妙融合的研究路径，为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的建构以及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影响力的提升，注入了强劲动力。她透露，学院将借此次会议东风，矢志推动艺术人类学交叉学科的纵深发展，用学术智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文化创新注入新活力。

本次研讨会议程丰富多元，设置了专题学术发言与圆桌论坛两大环节，汇聚近五十位专家学者。与会者围绕景德镇民窑历史演变、景德镇模式的当代启示、工匠传统知识体系、陶瓷的全球流通轨迹以及“活历史”理念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思想碰撞与深度对话，现场气氛热烈，学术火花四溅。

近期，多家学术期刊陆续宣布推行或提倡论文独立署名制度，这一动向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此类举措有助于遏制“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长期困扰科研诚信的乱象；反对者则表达了忧虑，担心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有可能干扰正当的科研协作，并给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以及青年学者的职业成长带来更大阻力。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关乎论文署名形式的专业探讨，但实质上，它触及了科研评价机制、人才培育模式、学术伦理规范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谁有资格署名”这一表面问题，而是署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导向——究竟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科研评价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地衡量学术贡献？

论文署名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荣誉范畴，它与项目申报、职称晋升、人才选拔、博士毕业条件以及高校绩效评估等现实利益紧密相连。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往往能够左右一名博士能否顺利获得学位、一位青年教师能否成功留校任教，甚至决定一位科研人员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研究资源。正因如此，署名这一行为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贡献记录，而演变为与个人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凭证”。

正是因为署名与利益之间形成了高度绑定关系，原本应当忠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机制，逐渐沦为利益分配的博弈工具。于是，挂名作者、馈赠署名、影子作者等种种学术失范行为便应运而生。有些人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作者席位；另一些人则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认可。这种乱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科研活动的公平公正，也极大地削弱了学术共同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对论文署名进行规范整顿、维护科研诚信，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简单地将联合署名与学术不端划上等号。现代科学研究的开展，正日益呈现出团队协作、学科交叉和技术深度融合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便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愈发离不开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从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到专业技术的支撑保障，不同成员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合作攻关已然成为当下知识创新的一种核心模式。

与此同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科研合作，同样是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承担着学术方向引领与知识传授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具体科研项目的共同参与，帮助学生逐步构建独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行为规范，并最终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这类确有实质贡献的合作研究而言，联合署名不仅合理合法，更是尊重科学研究客观规律的应有之义。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对象，并非联合署名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脱离实际贡献的虚假署名；我们需要反对的也并非合作研究，而是被“利益绑架”所扭曲的合作关系。这场关于署名的论争，其本质上是“破四唯”改革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问题所衍生的诸多矛盾冲突，其根源并不在于署名制度自身的设计缺陷，而在更深层次的科研评价导向。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明确提出了“破四唯”的指导方针。这一改革的核心要义，并非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坚决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排序等单一量化指标奉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尺，力图引导评价体系真正回归到对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及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上来。倘若评价体系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便在形式上全面推行单独署名制度，也难以避免催生出新型的形式主义问题。今天取消了联合署名，明天便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与替代方式。唯有将“四唯”的根基彻底破除，才能从源头上弱化围绕论文署名展开的利益博弈，从而使科学研究回归到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与本位。

展望未来，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署名机制，应当始终坚持以实际贡献为准绳，而非单纯追求排名次序。目前，国际上许多权威期刊已经开始推行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要求每位署名作者明确列出其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环节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署名便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序标签，而是承载了明确的责任归属和事实依据。相较于简单地规定“单署”还是“合署”，此种机制显然更能真实、客观地还原每位作者的科研贡献，也更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杜绝挂名等不良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着力构建一套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在评价科研人员时，既要审视其论文成果，也应综合考量其原创性思想、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成效、社会服务贡献以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维度表现；既要重视标志性成果的引领作用，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固有差异。对于文史哲这类以学者独立钻研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学科，评价导向可以更加侧重于原创思想的深度与厚度；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以团队合作、协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领域，则理应充分认可集体贡献的价值，避免运用整齐划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学科门类。

更为关键的是，评价的重心应当切实落脚于“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创造了何种社会价值、培育了怎样的优秀人才”之上。只有当高质量创新真正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导向，而非论文发表数量或署名顺序的简单比拼，才能有效缓解青年学者与博士生群体中长期弥漫的“论文焦虑”，也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挂名、争抢署名等学术乱象的滋生蔓延。

论文署名，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科研生态的健康状况。它既关乎学术伦理的底线坚守，也关系到人才梯队的接续培养；既展现了科研协作的基本模式，也折射出评价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归根结底，今日所争论的“署名权归属”，其焦点并非那一个个名字本身，而是与名字紧密捆绑的权益分配规则。一个真正健康、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作出真实贡献的科研工作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认可，让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精神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弘扬，让学术诚信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蔚然成风。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北京，7月8日电（记者徐婧）——一场跨越国界的考古学术之旅，今夏在京郊琉璃河畔徐徐展开。自今年六月至七月，2026年度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如期启幕，迎来了五名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国高等学府的莘莘学子。他们在这片蕴藏三千年文明密码的土地上，投入了为期四周的沉浸式考古实践。

本届国际考古学校由国家文物局统筹指导，北京市文物局担纲主办，并集结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美国田野考古研究院以及房山区琉璃河遗址管理处等多方力量联合承办。这一学术盛事，旨在借助琉璃河遗址得天独厚的田野资源，为全球对中国古代文明怀有热忱的青年学者——尤其是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的后起之秀——搭建一座贯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项目不仅致力于传授中国考古学的系统知识体系与田野操作技艺，更期望点燃国际学子投身中华文明研究的学术火种，从而推动中外考古学界的深度对话与协同创新。

为精准对接国际学员的学术背景与研究诉求，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量身定制了一套层次分明的考古学理论课程。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京大学等海内外顶尖学府的知名学者联袂登台，围绕中国考古学理论演进、西周社会结构探微、三星堆文明最新发现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讲授，全方位呈现中国考古学界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与创新研究路径。研究院的琉璃河考古团队成员，则结合自身多年扎根田野的实战经验，生动还原了琉璃河遗址历次发掘中的关键节点与珍贵发现。

秉持“田野即课堂、遗迹即教材”的核心理念，本期项目将实地发掘置于教学的核心位置。结束理论研习之后，五位国际学员各自独立执掌一处探方的发掘工作。在考古队员手把手的悉心指导下，他们逐步习得刮面、找边、画线等基本功，并完整经历了从考古勘探、遗迹辨识、遗物提取到测量绘图、影像记录、田野日志撰写及数据系统录入的全流程操作，深入领会了中国田野考古的规范化技术标准与严谨工作伦理。

探方之内，学员们通过细致辨析土质土色的微妙变化来锁定遗迹线索，借助叠压与打破关系推演遗存的时间序列，并运用现代数字化手段精准留存遗迹信息，实现了从课堂认知到实战技能的完美转化。

紧张而充实的发掘之外，主办方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探访与研学之旅。学员们先后走进首都博物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云居寺及故宫博物院等文化地标，在行走与观摩中真切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恢弘气象。

自2024年首度创办以来，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已成功举办三届，其学术辐射力与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项目以琉璃河遗址为独特视窗，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考古的精彩故事与卓越成就，为国际青年认知中华文明、体悟北京文化开辟了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