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7月10日电（中新社记者 苍雁 石洪宇）题目：从简易轮胎球门迈向专业竞技舞台——吉林校园重构冰球人才培养新格局

傍晚时分，细雨如丝，吉林市通潭实验学校的冰球队员们仍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新铺装的悬浮式地板上，少年们身着轮滑鞋、紧握球杆，一遍遍演练着攻防转换的战术配合。

教练邹相滨的指令清晰有力：“盯紧球位，稳住重心，迅速跑位！”不久前，这支队伍刚刚在小小“雾凇杯”U系列冰球邀请赛中摘得U14组桂冠。此赛事为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的配套活动，旨在发掘青少年冰球人才，进一步夯实冰球运动的群众根基。

“五场比赛合计攻入十球，孩子们的表现异常精彩。”邹相滨兴奋地介绍道。本届赛事吸引二十八支劲旅参与角逐，其中二十七支来自专业化俱乐部，通潭实验学校则是唯一以学校名义组队参赛的单位，队员们的出色发挥赢得了众多教练的交口称赞。

这支校园队伍自2019年成立起便由邹相滨执掌帅印，许多队员是她从幼儿园轮滑兴趣班里一手挖掘培养的苗子。她回忆道，建队之初条件简陋至极，家长们自发帮助浇筑简易冰场，甚至用废弃轮胎充当球门支架。时至今日，球队已拥有固定训练场所，队员们保障每周至少一次上冰实战，全年无间断训练。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将冰雪项目纳入中考体育选考范围，并严格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按照标准开设冰雪相关课程。去年，吉林市已完成十三所校园冰雪运动场地建设，今年又新增十一所，覆盖城乡多所中小学。

截至目前，吉林市共有省级冰雪特色学校一百五十六所，国家级冰雪特色学校七十五所，校园冰球队伍总计十支。

距通潭实验学校约十公里外的滨江南路小学，其校园冰球队刚刚走过一个年头。年近花甲的主教练梁宏雨伫立在训练场边，目光紧紧追随着悬浮地板上练习的孩子们。这位曾身披吉林市专业冰球队战袍的老将，多次征战全国比赛并屡获殊荣。“这批孩子素质过硬，经过半年轮滑基本功磨砺，上冰后适应能力相当惊人。”

滨江南路小学的冰球训练以轮滑为根基，学生自一年级起便系统掌握平衡、滑行、转体、制动等基础技术，筑牢基本功底层。“我们并不急于追逐短期成绩。”梁宏雨坦言，首年专注打磨基础动作，次年再出征参赛积累实战经验。孩子们同样翘首以待，希望明年能亮相传“雾凇杯”U系列赛场。

学校冰球社团训练安排紧凑，每周开展三至四次专项练习。“一切从零开始，稳扎稳打向前走。”梁宏雨语气坚定。

吉林市冰球历史底蕴深厚，其渊源可上溯至1953年本地球队首度组建。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松花江畔工厂旁的露天冰场上，市民挥杆竞技的身影已成为数代产业工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城市记忆。1959年首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上，吉林代表队勇夺冰球项目亚军。

从废弃轮胎搭建的简易球门，到专业场馆承办“冰超”联赛；从零基础校园新人，到站上赛事领奖台的冠军选手——冰球运动正重新融入城市生活脉动，一套完备的青少年人才培养体系正在吉林大地逐渐成形。（完）

人工智能日益精通英语表达之际，大学英语教学该何去何从？深圳理工大学近期宣布，将在2026级学生中选取两个班级作为试点，推行跨文化交流课程改革，以“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取代原有的英语教学安排，不再单独设置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英语必修课。

消息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热议，“AI已能胜任翻译，英语学习是否还有必要？”“大学英语是否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榜。实际上，这并非个别院校的独有尝试。近些年，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徽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纷纷对公共外语课程体系作出调整，一场围绕大学英语“教什么”“怎么教”的变革已在众多高校悄然展开。

大学英语正逐渐摆脱“工具化”标签。过去，大学英语课程以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语言技能为核心，同时承担着助力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重要任务。对许多学子而言，大学英语更像是一门“语言工具型”课程。然而，人工智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中国翻译协会今年发布的《2026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已深度渗透翻译领域，翻译生产方式正从传统人工操作加速转向“人机协作”。大量标准化、重复性的语言转换任务正由AI接手，而翻译人才的核心优势则逐步转向专业领域知识、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传播技能以及译后审校等更具创造性和综合性的维度。翻译行业正站在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提升”的结构性转折点。

行业需求的演变也映射在大学课堂之中。广州某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陶老师透露，如今学生完成英文作业时几乎离不开AI辅助，若传统课堂仍固守单词记忆、语法讲解和翻译练习，很难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课堂重心已不再是传授翻译技巧，而是引导学生判断AI为何给出某种翻译、该翻译是否精准、是否契合真实交际语境。她举例说，一次学生用AI翻译商务邮件，语法上几乎无懈可击，但语气却显得僵硬，不符合英语商务沟通的惯常风格。“若缺乏一定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积淀，很难察觉这类问题。”她表示。

深圳理工大学英文中心主任李寄在受访时也持有相似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既为高校外语教学带来挑战，也提供了重新审视人才培养模式的宝贵机遇。“未来课程改革的要义，并非削减英语学习，而是培养学生善用AI、驾驭AI，并能在真实国际交流情境中化解问题的能力。”李寄强调。学生的切身体会则更为直观。正在读大二的钟同学告诉记者，如今撰写英文摘要、查阅英文文献时，他都会借助AI提升效率，但真正置身课堂讨论、小组展示或与外教沟通的场合，AI却难以施以援手。“它能给我一个答案，却无法替我表达个人观点。”他说，“老师现在更注重课堂互动、团队协作和临场发挥，这些都离不开扎实的英语功底。”

另一位英语专业学生张同学坦言，AI的发展促使许多同学重新规划职业方向。“以前觉得精通翻译就有优势，如今大量基础翻译工作AI都能胜任，所以大家会主动选修国际传播、新媒体、国际商务等课程，期待日后不仅掌握英语，还能解决现实问题。”AI让语言学习更趋高效，也倒逼大学英语课堂深思：未来真正值得学生投入时间钻研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AI加速了大学英语改革的进程，那么更深层动因则源自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增长30%，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出口保持强劲增势。

“今天的开放已进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双向平等交流的新阶段。”李寄指出，以往学习英语更多侧重认识世界，如今则更需要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故事，实现平等对话。在他看来，这也是深圳理工大学此次未沿用“大学英语”称谓，转而采用“跨文化交流课程体系”的关键缘由。“语言仅是交流的媒介，真正左右交流成效的是文化理解力。未来国际交往不仅要求会说英语，更需领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平等交流中展示中国、理解世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李寄说。教育部印发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年版)》明确提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还应强化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同样提出，要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广阔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持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越来越多高校正围绕这一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四川大学着力加强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服务国际科研协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全球胜任力培养、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融入公共外语课程；安徽大学推进跨文化通识课程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则依托民族文化特色，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嵌入课堂教学。改革路径各有侧重，但共同指向同一目标——培养能适应新时代国际交流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学生也察觉到这些变化。广州某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黄同学告诉记者，如今的英语课除语言训练外，还融入了国际新闻解析、跨文化案例研讨等内容。“以前学习多是为了应试，现在老师会引导我们思考，同一句话为何在不同国家会有迥异的理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该如何表达。这些内容AI很难直接传授。”她说。

培养目标既然转变，课堂改革也随之推进。对高校而言，这场改革绝非简单削减英语课时，更不是让AI取代教师，而是重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大学英语课堂应当塑造学生的哪些能力？作为此次改革备受瞩目的高校之一，深圳理工大学给出的答案是“跨文化交流”。据李寄介绍，学校将遵循“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推进改革，2026年秋季率先在两个实验班启动试点，同步举办跨文化交流节、全英文科普赛事、AI模拟国际会议等实践活动，再依据实际效果逐步向全校铺开。

“课程改革并非取消英语，而是让英语回归交流工具的本真。”李寄认为，AI能助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却无法替代学生养成国际沟通能力、文化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些恰恰是未来国际化人才最核心的竞争力。据悉，新的课程体系分为分层必修与拓展选修两大模块。学生既要修读《跨文化交流读写》《跨文化交流听说》等基础课程，也可依据未来职业方向，在《科技学术交流》《跨文化适应与实践》《中国文化经典英文选读》《跨文化视域中的高级英汉翻译》等课程中自主挑选学习内容，覆盖国际科研合作、涉外交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多类真实场景。

课程评价方式也随之革新。以往，一张期末试卷往往决定一门课的成绩；如今，AI辅助形成性评价、课堂表现、项目实践、国际交流模拟等要素均被纳入考核范畴。AI承担词汇、语法等标准化训练，教师则把更多精力投放于课堂讨论、文化剖析、案例研判和思维启迪。陶老师认为，这种转变正在重塑师生在课堂中的角色。“过去多是教师授课、学生记录，现在学生需带着问题走进课堂。”她告诉记者，近两年自己尝试让学生借助AI完成初步资料搜集，再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课堂辩论、文化比较和案例分析。“学生不仅要明白AI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更要思考为何这样回答、有无偏差、是否契合真实语境。”在她看来，AI并不会弱化英语学习的意义，反而让教师能将有限的课堂时间更多留给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能力培养。“未来企业需要的，不是只会翻译的人，而是能够沟通、协调、表达、解决问题的综合型人才。”她说。

过敏并非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身体防御机制的“防卫过当”，而非“防线失守”。在“敏宝”的养育旅程中，从婴儿期的湿疹、食物过敏，到学龄阶段的过敏性鼻炎乃至哮喘，家长容易陷入诸多认知误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惠秦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主治医师邵明军，共同探讨儿童过敏的本质、常见误区以及科学育儿之道。

许多家长一听到“过敏”二字，便会下意识地归咎于“孩子免疫力太差”。邵明军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她强调，过敏恰恰源于免疫系统的“矫枉过正”——将本无害的物质，如花粉或食物，错误识别为威胁，从而触发过度的防御反应。她提醒家长们，切勿轻信所谓能增强免疫力以缓解过敏的药物，“临床上并无此类特效药”。过敏的演进常遵循一条“过敏进程”路径：婴幼儿期以特应性皮炎或湿疹起步，继而可能发展为食物过敏；学龄前期，过敏性鼻炎初露端倪；进入学龄期及青少年阶段，哮喘的风险随之上升。惠秦解释，人体与外界接触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与呼吸道、消化道黏膜，而过敏往往源于这些屏障的损伤。婴幼儿的皮肤和肠道黏膜细胞间隙较宽，屏障功能尚不成熟，使得花粉、尘螨、牛奶、鸡蛋蛋白等过敏原能轻易穿透破损屏障，进入体内完成致敏。

惠秦进一步阐释，过敏分为“致敏”与“发敏”两个阶段。当孩子皮肤或肠道黏膜屏障薄弱时，过敏原便能趁机渗入，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如同“给子弹上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某个瞬间便会“扣动扳机”，症状骤然显现，这也是为何家长常感到孩子过敏“来得出乎意料”。不过，邵明军提醒，并非所有孩子都会走完湿疹—食物过敏—鼻炎—哮喘的完整轨迹，“许多孩子仅在婴幼儿期出现湿疹，随年龄增长自愈；也有的孩子以鼻炎或喘息首发，全程未见湿疹。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在门诊实践中，邵明军还发现一个高频误区：家长将过敏原检测报告奉为确诊的金标准。她解释道，当前临床检测手段相对有限，常用的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特异性IgE检测仅能捕捉IgE介导的速发反应。检测结果阳性仅代表“致敏”状态，并不等同于实际接触或摄入后必然引发症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她特别强调，市面上流行的“食物不耐受检测”或“IgG抗体检测”并不足以诊断食物过敏，“IgG抗体阳性只是说明孩子曾接触过该物质，并不代表它引发了过敏反应”。那么，家长如何科学判断过敏？邵明军建议，可借助“饮食日记”进行记录，详细追踪每次可疑症状与饮食的关联性。例如，若孩子患有湿疹，可记录每日进食时间、食物种类及皮肤症状的演变，这样能更精准地锁定诱发因素。结合过敏原检测，医生可更准确地评估过敏风险与反应类型。对于迟发型过敏，如进食后一两天才出现的腹泻、便血等消化道症状，家长的细致观察与记录尤为关键，必要时应在医生监护下进行口服食物激发试验或回避—再引入试验。

惠秦认为，阻断过敏进程的首要关口在于守护婴幼儿的皮肤屏障。她在门诊常强调，保湿是湿疹患儿最基础且最重要的日常护理。她惋惜地指出，许多家长在孩子湿疹发作时涂药，好转便急于“罢手”，这十分可惜。即便皮肤表面光滑，只要存在湿疹病史，便提示基因层面的易感性，日常务必足量涂抹保湿霜，以维持皮肤屏障的完好。唯有砌好这堵“墙”，才能减少过敏原入侵的机会，降低未来呼吸道过敏的隐患。

食物过敏亦是家长焦虑的重心。当孩子出现湿疹或腹泻，部分家长便“一刀切”式地剔除所有“高风险”食物，甚至哺乳期母亲也盲目忌口，最终可能导致孩子营养失衡、生长受限。惠秦痛心地说：“门诊中不乏因过度避食而骨瘦如柴、身材矮小的孩子，甚至需要注射生长激素来补救。”她强调，科学的策略并非“彻底隔离”，而是“诱导耐受”。在一些国家，医生会为食物过敏患儿实施口服食物激发试验，目的不仅在于确诊，更在于探寻个体对特定食物的“耐受阈值”。例如，一个摄入30毫升牛奶便出现症状的患儿，可能对2毫升毫无反应。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可从阈值以下剂量开始，每日规律摄入，逐步引导免疫系统建立耐受，并定期评估与调整。

在婴儿辅食添加的“黄金窗口期”（4至6个月），这一策略尤为重要。惠秦指出，多项研究证实，适时、规律地引入所谓的高致敏食物，反而有助于促进免疫耐受的形成。“孩子的食谱应尽量多元，每周最好能覆盖超过20种食材。”她呼吁家长摒弃盲目回避，转而用心记录饮食日记，为医生提供可靠判断依据。

对于已确诊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药物安全是许多家长的关注焦点：“用药多久能停？”“激素会影响身高吗？”邵明军解释，湿疹的一线治疗药物为外用糖皮质激素，中、弱效激素对儿童相对安全。医生会根据年龄、皮损部位、面积及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强度与剂量；面部、眼周、皱褶及尿布区通常采用弱效短程方案。遵循医嘱规范、间歇、足量使用，总体安全性良好，家长不必因“激素恐惧”而贻误炎症控制。对于过敏性鼻炎，首选二代抗组胺药与鼻喷糖皮质激素。邵明军说：“鼻喷激素每喷剂量仅为微克级，局部作用于鼻黏膜，对全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哮喘治疗则以吸入激素为首选。她补充道，儿童规范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总体安全，研究显示连续使用5年对最终身高的影响仅约1厘米，用药期间或会暂时减缓生长速度，但减量或停药后可出现“追赶性生长”。

“如果因担忧而不用药，导致过敏频繁发作，反而会损害生活质量、妨碍体育活动和生长发育。”邵明军强调。惠秦则提醒，药物仅是治疗的一部分，环境管理同样不可或缺。她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若过敏原未能控制，犹如阴雨连绵，药物不过是手中的那把“伞”。“不管理环境，雨势不停，这把伞便难以收起。”她举例，曾有一位尘螨过敏患儿的家长起初怀疑环境干预的价值，但在医生劝说下认真实施除螨防霉措施后，孩子症状竟告消失，连药物也停用了。惠秦建议，家长应将精力放在“让雨变小”上：针对尘螨，可选用防螨寝具、用热水清洗床单；针对霉菌，需降低室内湿度；花粉季出行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归家后清洗鼻腔，皆可从源头上削减“致病子弹”的累积。

“养育孩子，不必执着于绝对‘无菌’。”惠秦表示，现代父母责任感强烈，但切勿因焦虑而被网络上的纷杂信息所裹挟。当孩子出现疑似过敏症状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进行科学判断与规范管理，才是通往健康的正途。

在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正式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即刻宣布施行。这一举措旨在针对区内复杂的水域环境，为中小学生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溺水安全屏障。

当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若干规定》的核心内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介绍，广西水系密布、水域形态纷繁，这使得中小学生溺水风险防范成为一项严峻挑战。此次立法明确划定了各职能部门的责任边界，力求在法治框架内有效化解此类隐患，此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若干规定》共十六条，内容涵盖预防溺水工作的基本原则、各相关主体的职责划分、宣传教育推进、游泳设施建设、情境化教学模式、预防与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对应的法律义务等，形成了系统化的治理方案。

在职责界定上，《若干规定》对各级政府、教育机构、监护人及其他相关方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需要建立常态化的防溺水协同工作机制，定期研讨并部署相关工作，牵头开展危险水域的排查与治理，同时将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教育、体育、水利等主管部门应在各自管理范围内履行相应职责。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则需将防溺水工作融入网格化服务管理框架，负责区域内的隐患排查、日常巡查及应急处置，同时明确专人负责巡查，按规定布设防护设施与警示标识，配备应急救生设备，并构建快速反应的应急系统，指导村（居）委会落实相关任务。

考虑到广西农村地区不少家庭存在外出务工情况，留守学生规模相对庞大，校外及节假日期间溺水事件多与监护缺位紧密相关，《若干规定》特别强调，中小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为非在校时段预防溺水的首要责任承担者，必须履行常态化的安全教育、日常监护以及委托照护时的告知义务。

对于学校方面，《若干规定》要求中小学校系统开展防溺水知识传授，结合本地实际推行游泳技能与自救技巧训练，着力增强学生的风险辨别意识，提升其对水域特性的熟悉程度及应急自救能力，从而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