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昆明7月31日电　题：乌蒙磅礴处，碧水自东流——云南镇雄县司法守护赤水河源纪实

“乌蒙深处涌碧波，蜿蜒东去汇长江。”位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赤水源镇银厂村，一眼清泉自岩隙间汩汩而出，就此拉开赤水河的源起序幕。六年光阴流转，法槌声一次次回响于河畔与村舍之间，让这条大江源头的碧水，获得了愈发坚实的司法屏障。

赤水河蜿蜒穿越云贵川三省，在巍峨乌蒙山脉间奔腾不息。作为长江上游唯一未受人工干预、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这里亦是诸多珍稀鱼类的天然栖息家园。守住源头，便守住了整个流域生态治理的第一道关隘。

2020年9月，镇雄县人民法院赤水河源头环境保护法庭在银厂村正式揭牌。六载春秋，一支扎根于源头腹地的司法力量，持续探索构建预防为先、保护为本、打击为要、修复为基的“四位一体”生态司法模式。以专业审判划定生态红线，以恢复性司法抚平环境创伤，以跨域协作凝聚共治合力，为赤水河源头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长城。

一纸裁判，既严惩违法，更着眼修复

镇雄县地处源头要冲，当仁不让地肩负起赤水河生态保护的“第一棒”重任。

环保法庭锐意革新，打破了以往环境资源案件分散审理的格局，将涉环境资源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收归“三合一”归口审理，并锻造了一支专业化的审判团队。镇雄县人民法院更将镇雄、威信、彝良三县的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案件集中管辖，一跃成为赤水河流域上游举足轻重的环境资源审判重镇。

“生态保护绝无‘下不为例’之说，任何损害生态的行为都必须依法追责。”这既是法庭法官们挂在嘴边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恪守的行动圭臬。

六年来，从打击流域内非法捕捞，到严惩危害野生动物行为，再到整治企业违法采矿，环保法庭累计受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4宗，涉及416人，以司法之力清晰勾勒出生态保护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法官们眼中，环境资源案件绝非“一判了之”那么简单。生态司法的终极追求，不仅在于惩戒违法者，更在于促使被破坏的生态得以复原。

为此，当地积极探索并实践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劳务代偿、巡河值守等多元化的生态修复路径。针对非法捕捞案件，法庭普遍责令违法者实施增殖放流；而对于无力承担生态赔偿的当事人，则组织其投身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或山林养护等公益劳动。

以2021年一案为例，童某某等5人使用禁用渔具在赤水河非法捕捞，造成生态损失逾3.7万元。法庭在依法追究五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其赔偿生态损失，并投放1.25万尾昆明裂腹鱼苗进行增殖放流，以修复水域生态。六年间，法庭已推动43起案件、107名被告人切实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累计向赤水河流域投放本土鱼苗超过17万尾。不少曾经的生态破坏者，如今已转变为河流的忠诚“守护人”。

一脉清流，织就跨省协同防护网

生态保护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能让司法力量孤军奋战。

鉴于赤水河系跨省界河流，上下游生态状况休戚相关。为破除地域壁垒，镇雄县人民法院积极推动构建跨区域司法协作体系，于2021年联合云贵川三省共7家基层法院，共同签署《赤水河流域环境保护跨区域司法协作意见》，建立起涵盖跨域立案、协同取证、执行联动、生态修复等多方面的协作机制。

自此，赤水河跨区域保护的“盟友圈”持续扩容。2024年，镇雄县人民法院与重庆市江津区等地7家法院再度签约，将协作版图拓展至长江上游更广阔的区域；2026年6月，该院又加入云贵川三省七地共同发起的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将协作范畴延伸至珍稀水生物种保育、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修复等更深层次领域。从一条河流到整个流域，从单一的司法审判到多地的协同守护，跨区域司法协作使生态保护彻底摆脱了行政区划的窠臼。

法庭“搬”到河岸边，法治扎根百姓间

生态保护最深厚的根基，在基层沃土，在亿万民众。环保法庭并未将审判工作囿于高堂之内，而是主动将庭审现场移至乡村广场、河滩林地，把环保法律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多年来，环保法庭干警的身影时常出现在镇雄县果珠乡的山林边，公开宣判失火案件；在母享镇的河滩上，公开审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同时，还在银厂村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设立了固定的巡回审判点。“人大代表最懂民情、最知民意，有他们参与，不仅纠纷化解更顺畅，更能带动广大群众投身保护行动。”环保法庭法官介绍，法庭定期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联合巡河、监督增殖放流，使司法审判与人大监督同频共振，形成强大保护合力。

六年来，环保法庭已组织大型公开巡回审判12场次。每一次庭审结束后，法官都会就地以案释法，用鲜活案例向群众阐明生态保护的法律责任与重要意义。

如今，漫步于赤水河源头，河道中难觅非法渔网踪迹，山林间私设猎套也已绝迹。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守护者，踊跃加入护河、护林队伍。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悄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起居，让他们深切领悟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完）

（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

歌声悠扬，笑语盈盈——来自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的四十余位师生，日前踏上了云南为期九天的“唱歌学中文”奇妙之旅。他们以旋律为舟，以歌词为桨，在音符间品味汉字的韵味，在行走中触摸华夏文化的脉搏。

而在华北平原的衡水，一场跨越万里的文化对话同样引人注目。值此中巴文化年之际，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代表团近日造访河北省衡水市。代表团一行深入衡水学院，就人才培养与科研协作展开热烈研讨，并实地探访当地文化场馆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访问期间，两校举行了国际合作洽谈，围绕师生交流、课程共建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为今后更深层次的校际联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光转向南国广东，来自东盟国家的二十余名主流媒体记者与网络达人齐聚于此。恰逢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这批特殊访客的到来，为双方人文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穿行于城乡之间，亲身感受这片土地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生动实践与创新成果。

在西北的丝路重镇敦煌，一场面向未来的文物守护行动正在展开。2026年丝绸之路遗址保护技术高级人才联合培养与示范培训班近期开班，来自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的二十五名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遗址保护的前沿课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思想碰撞。

统筹：李杰 李佳琳 王冰笛

综合新华社记者报道

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基础教育工作发表重要讲话，着重指出必须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期盼，推动基础教育在扩大优质资源和提升教育质量上实现新突破，牢牢守护教育公平这一根本底线。同时，他要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着力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教师，作为教育事业的根基与动力源泉，在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进程中，其队伍建设理应被置于更为关键的位置。

放眼当下，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开放协同、富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以师范院校为核心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广泛参与，优质中小学与幼儿园则作为实践基地。这套体系不仅有力支撑起全球规模最大的教师群体，更为基础教育的高水平发展夯实了坚实根基。据统计，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共有专任教师1576万名，占全国教育系统专任教师总数的84.3%，教师学历结构不断优化，专业能力稳步攀升。公费师范生计划、“优师计划”以及“特岗计划”等项目，持续为中西部地区和乡村学校输送优质师资；而“国优计划”则推动高水平大学深入参与教师教育，重点为中小学尤其是科学教育领域培育创新型人才。与此同时，“国培计划”将目光聚焦于思政、音体美劳、心理健康以及科学教育等紧缺薄弱领域，教师培养与培训体系正日益完善。

然而，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教师队伍建设当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方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演进，科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五育融合及协同育人等职责不断延伸拓展，对教师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学龄人口分布随峰谷波动及区域流动，导致教师在总量、学段、区域与学科之间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愈发凸显。此外，非教学负担偏重、评价体系相对单一等痼疾犹存，这无疑削弱了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与育人投入热情。破解上述困局，亟需在教师培养、资源配置与支持保障三大环节同步发力、协同推进。

在提升教师培养质量与效益的路径上，关键在于增强教师胜任新时代育人任务的专业素养，精准对接立德树人的根本期许。师德师风教育应贯穿于教师培养培训始终，使教育家精神与“四有”好老师标准融入全过程。在夯实学科基础与教育教学基本功的同时，需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全面提升教师开展科学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以及运用数字技术、实施综合育人的水平。同时，引导教师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发展，增强家庭教育指导、社会资源整合与沟通协作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应根据学龄人口变化态势及基础教育实际需求，灵活调整师范专业布局与培养规模，加大对科学、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等紧缺领域教师的培养力度，推动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有效贯通，使教师培养培训能够更精准地回应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诉求。

在优化教师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益方面，应推动师资供给与教育需求实现动态匹配，使优质师资成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这需要健全学龄人口预测与教师需求预警机制，动态调整教师编制、岗位及学科结构，强化区域、城乡、校际与学段间的统筹协调——既不能因学生数量减少而简单“一刀切”削减，也要防止局部学段与紧缺领域出现师资缺口。教师资源配置应始终坚持教育公平导向，借助交流轮岗、集团化办学和城乡教育共同体等多元化机制，促进优秀教师与骨干教师向乡村学校和薄弱学校有序流动，使教师流动真正带动课程资源、教研成果及学校管理经验的共享，从而为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群体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提供更坚实的师资保障。

在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长期从教方面，既要强化使命感的引领作用，也需给予切实可感的待遇、发展机遇与职业尊重。当前，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已惠及每年120多万名教师，未来应根据地区艰苦程度与生活成本差异，进一步完善差异化保障体系，健全住房、医疗及教师身心健康支持机制。同时，必须严格推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大力压减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报表、检查、评比和考核，为广大教师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课堂教学与学生成长。在教师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更加突出立德树人实效、课堂教学质量及教师专业发展，并为长期扎根乡村、承担紧缺领域教学任务的教师开辟更清晰的发展路径，使广大教师更具荣誉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基础教育的优质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教师的勤勉耕耘。唯有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促进教师资源合理流动，激发教师育人活力，才能将教师队伍的规模优势切实转化为质量优势，为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及教育强国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